杨　建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界对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大众文化、特别是巴赫金诗学理论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地把“20世纪文学创作的奇才”乔伊斯和“20世纪文学批评的奇才”巴赫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研究著作和论文不断涌现。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乔伊斯与巴赫金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理论审视乔伊斯小说中的民间诙谐文化或大众文化因素以及复调性、对话性和狂欢化色彩，并把乔伊斯中后期小说当作巴赫金诗学理论的完美图解和有效例证。本文认为，巴赫金能丰富我们对乔伊斯的阅读和理解，乔伊斯也能丰富我们对巴赫金的阅读和理解，通过对乔伊斯小说复调性、对话性、狂欢化的研究可以发现乔伊斯的独特贡献，并检验巴赫金诗学理论体系和文本写作的某些局限和不足；乔伊斯与民间诙谐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全面考察；乔伊斯小说的狂欢化与狂欢化文学传统的比较需要进一步深入；乔伊斯的中后期美学思想与诗学思想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需要系统探索；乔伊斯的“非人格化”美学和“作家隐退”论与巴赫金的“参与”美学和“超视”说、“外位”说，乔伊斯的“混沌美学”、“梦的美学”、“淫猥美学”、喜剧美学与巴赫金的狂欢美学，乔伊斯的形式观和巴赫金的形式观，乔伊斯和巴赫金在体裁诗学方面对小说和笑文学地位的提高，也有比较研究价值。

关键词：乔伊斯巴赫金复调对话性狂欢化

作者简介：杨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在职博士生，主要研究20世纪西方文学、东方文学、东方美学。

尽管“20世纪文学创作的奇才”乔伊斯和“20世纪文学批评的奇才”巴赫金这两位同时代的人物，一个从创作上，一个从理论上，都不约而同地致力于现代长篇小说语言文体探索，并且在观念上殊途同归，其叛逆姿态和颠覆性的文学观引领了20世纪文学创作和批评潮流，但他们生前却失之交臂，我们只能从一些文献资料和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中捕捉到二人神交已久的事实。

从1920年到1940年，乔伊斯一直定居巴黎，当时的巴黎是欧洲许多现代主义思潮的发源地和世界文化名流的云集地，“他一定知道巴赫金30年代的那个文学圈子①”(Kershner，“The Artist as Text”893)。这个圈子被同代人视为20世纪初俄国艺术的中心(Ompha—los)，②乔伊斯也把自己居住的圆形炮塔视为爱尔兰艺术的中心。③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年出版，乔伊斯1930年专门学了俄语，也许读过这本书。巴赫金对乔伊斯的声名当然也有所闻。20世纪20年代初，乔伊斯因《尤利西斯》已蜚声世界文坛，在巴赫金的圈子里有不少学者了解乔伊斯，他的朋友V·0·斯坦尼奇翻译过乔伊斯的一些作品，另一个朋友庞皮安斯基在1932年撰写了一部乔伊斯传记。然而，正如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尔奎斯特所分析的那样，由于斯大林主义对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控制，“自1934年苏联作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尤利西斯》不再获准出版……因此，巴赫金对于乔伊斯的选择只能有二：攻击他或不提他”(Clark 317)。事实上，巴赫金在著作中有一处提到了乔伊斯，不过，那是在转述B·基尔波金的观点：“同标志着资产阶级文学末日和死亡的普鲁斯特、乔伊斯型的颓废退化的心理刻画不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刻画，就其优秀作品来说，不是主观主义的而是现实主义的”(转引自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50)。这里提到了当时苏联文坛对乔伊斯的定论，苏联著名英国文学专家阿尼克斯特在一版再版的《英国文学史纲》中也是把乔伊斯作为“二十世纪颓废文学的典型代表”(619)来论述的。至于巴赫金本人对乔伊斯的评价，他没说，我们当然也无从知晓。出于同样的政治原因，巴赫金将他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欧洲古典文学部分，尤其是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笛福、狄更斯、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而对于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现代主义小说家或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由此博得了“古典主义者”之名，也构成了“厚古薄今”之嫌。不过，这是巴赫金的权宜之计和写作策略。在巴赫金的小说理论著作中乔伊斯批评的缺失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巴赫金在研究中始终是把乔伊斯的作品作为潜在的文本参照和完美的例证材料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学术界对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大众文化、特别是巴赫金诗学理论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自觉地把乔伊斯和巴赫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研究著作和论文不断涌现。首先是克里斯蒂瓦，虽然她从未把乔伊斯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但她一直把乔伊斯的作品当作验证其符号学、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理论的范本。在《欲望与语言：文学与艺术的符号学研究》(1980年)一书中，她曾谈到乔伊斯后期作品中包含的民间诙谐文化因素，并借巴赫金的狂欢诗学和复调理论加以分析，把乔伊斯与普鲁斯特、卡夫卡一道视为“包含着狂欢成分的复调的现代小说的创造者”(Kristeva 71)，把《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觉醒》(以下简称《觉醒》——笔者注)视为“最重要的复调小说”(Kfisteva 71-72)，可归入梅尼普体和狂欢化文学传统，被克里斯蒂瓦归入同一传统的还有拉伯雷、塞万提斯、斯威夫特、萨德、巴尔扎克、洛特雷阿蒙、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人的作品。克里斯蒂瓦的新视角对乔伊斯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最早把乔伊斯与巴赫金的名字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批评家是戴维·洛奇，在1983年都柏林乔伊斯百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的发言题目就是“双重话语：乔伊斯与巴赫金”。他认为，乔伊斯的后期小说是巴赫金小说理论的范例，“《尤利西斯》后面的插曲和整部《觉醒》显然没有偏离作为支流的伟大的小说传统(即狂欢化文学传统——笔者注)，而是这种潜在的小说传统最完美的体现”(Lodge，“Double Discourses”1)。戴维·洛奇在后期小说理论代表作《巴赫金之后：论小说与批评》(1986年)中进一步研究了语言的对话本质、小说话语分类以及狂欢化问题，他引用了一段巴赫金关于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的评论，认为巴赫金这段文字“可能是在写《芬尼根的觉醒》”(Lodge，After Bakhtin 40)，并把《尤利西斯》看作“一种巴赫金式话语类型的分类词典”(Lodge，After Bakhtin 86)。克里斯蒂瓦、戴维·洛奇之后以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对话性、话语类型、杂语性、互文性、狂欢化理论研究乔伊斯作品的论文还有阿兰·怀特的“巴赫金、社会语言学与解构”(1984年)、马克思·南尼的“《荒原》：一种梅尼普讽刺?”(1985年)、R·B·克施纳的“作为文本的艺术家：乔伊斯的《画像》中的对话性与增加的重复”(1986年)、约瑟夫·瓦伦丁的“乔伊斯的复调政治”(1988年)、丹尼尔·J·卡希尔的“乔伊斯与巴赫金”(1990年)、M·特丽莎·凯恩达·凯布雷拉的“对于‘瑙西卡一章巴赫金式的阅读”(1996年)、盖林·蒂哈诺的“巴赫金，乔伊斯与狂欢节：拉伯雷作品中史诗与小说的融

合”(2001年)等，专著有R·B·克施纳的《乔伊斯、巴赫金与大众文学：混乱的记录》(1989年)、迈克儿·帕特里克·吉莱斯皮的《他自己阅读的书：詹姆斯·乔伊斯作品的叙述策略》(1989年)、扎克·鲍恩的《作为喜剧小说的<尤利西斯>》(1989年)、罗伯特·H·贝尔的《爱开玩笑的乔伊斯：<尤利西斯>中愚蠢的命运》(1991年)、林宇辰的《<尤利西斯>中的他者诗学》(1992年)、M·基思·布克的《乔伊斯、巴赫金与文学传统——走向比较文化诗学》(1995年)等。其中，克施纳的《乔伊斯、巴赫金与大众文学：混乱的记录》和布克的《乔伊斯、巴赫金与文学传统——走向比较文化诗学》影响很大，前者以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理论有效地检验了乔伊斯早期作品中的大众文学因素，比如《都柏林人》中年轻的都柏林人大众化的思想体系，年老的都柏林人的重复与辩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以下简称《画像》——笔者注)中的对话主义，《画像》、《斯蒂芬英雄》和《流亡者》中的性、爱、婚姻等问题；后者强调了西方文学传统对乔伊斯的影响，在巴赫金的语境下探讨了乔伊斯与文学前辈荷马、拉伯雷、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互文性对话关系，并探讨了神话方法、反抗权威、违反、挪用、真实性、主体性、未完成性等一系列相关诗学理论问题。“在最后的20年里，许多批评家推断巴赫金的理论特别适用于分析乔伊斯的小说”(Booker 8)，“乔伊斯似乎完美地图解了巴赫金的所有主要概念”(Kershner，“The Artist as Text”893)，《尤利西斯》和《觉醒》是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复调小说理论的完美例证，阿兰·怀特甚至呼吁：“全面地对《尤利西斯》进行巴赫金式的分析将是一次极富成效的创举”(White 133)。

巴赫金是搭乘8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热之车进入中国国境的，④90年代才真正形成了中国的巴赫金研究热；而自觉地运用巴赫金的诗学理论解读乔伊斯，台湾始于陈淑宜发表“乔伊斯、巴赫金与《尤利西斯》中独白的对话性”(《南台科技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大陆始于戴从容发表“乔伊斯与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比西方晚了20年。近年来，戴从容、郭军、王友贵、袁德成、黄新征、吴庆军、穆凤良等人的十多篇文章从乔伊斯创作中的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因素、《觉醒》中的饶舌叙述和多声部语言、乔伊斯书写创伤的双重叙事艺术、《觉醒》语言碎片里的政治、《画像》的对话性、《尤利西斯》的狂欢化、《尤利西斯》中的戏拟技法、《尤利西斯》的互文性、乔伊斯的喜剧观等角度把乔伊斯的小说与巴赫金的理论联系到了一起。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乔伊斯与巴赫金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理论审视乔伊斯小说中的民间诙谐文化或大众文化因素以及复调性、对话性和狂欢化色彩，并把乔伊斯中后期小说当作巴赫金诗学理论的完美图解和有效例证。本文认为，巴赫金能丰富我们对乔伊斯的阅读和理解，乔伊斯也能丰富我们对巴赫金的阅读和理解。我们可以通过对乔伊斯小说复调性、对话性、狂欢化的研究发现乔伊斯的独特贡献，并检验巴赫金诗学理论体系和文本写作的某些局限和不足。此外，乔伊斯与民间诙谐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全面考察；乔伊斯小说的狂欢化与狂欢化文学传统的比较需要进一步深入；乔伊斯的中后期美学思想与诗学思想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需要系统探索；乔伊斯的“非人格化”美学和“作家隐退”论与巴赫金的“参与”美学和“超视”说、“外位”说，乔伊斯的“混沌美学”、“梦的美学”、“淫猥美学”、喜剧美学与巴赫金的狂欢美学，乔伊斯的形式观和巴赫金的形式观，乔伊斯和巴赫金在体裁诗学方面对小说和笑文学地位的提高，也有比较研究价值。

把乔伊斯和巴赫金放在一起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乔伊斯与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的两个主要实例分析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在巴赫金的理论语境下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至关重要。有评论家说，可以通过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阅读来阅读乔伊斯”(Booker 199)，也可以“通过巴赫金对拉伯雷的阅读来阅读乔伊斯”(Booker46)。

我们在乔伊斯的作品中没有明显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批评家们在对《尤利西斯》和《觉醒》的注释中也没有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理查德·艾尔曼的《乔伊斯传》(1959年)倒有两处顺便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的意识》(1977年)也在乔伊斯的“底里亚斯特藏书”中列举了《罪与罚》和《白痴》两本书。但乔伊斯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⑤他对俄罗斯“伟大的散文传统”(Power 5)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熟悉，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创造了现代散文的第一人”(Power 58)。乔伊斯所说的“现代散文”即现代小说，其意识流小说与这种新的艺术思维模式和小说文体模式有血缘关系，但又是现代小说的另一种独特类型。乔伊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涉及到人的主体性、文学传统、非传统的叙述形式、拼凑的结构等问题。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小说早期形态命名为“复调小说”，对这位俄国作家也推崇备至，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他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5)。巴赫金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复调小说理论。

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被视为典型的复调小说，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我们首先可以根据巴赫金对于人类社会交往中的主体研究进行一些比较。这两类小说的主体性都体现为主人公地位的提高和叙述功能的变化：主人公与作者平起平坐，具有独立的声音和价值；主人公不再是被描写的客体，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已成为作品描写的主要对象。但相比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还停留在人物清醒的意识层面和故事的虚构层面，且以传统文体为主，仅在叙述中插入了一些人物心理分析，内心独自采用的是自由间接引语，内聚焦者不等于叙述者，叙述者存在于文本之外。而乔伊斯注重形式创新，其意识流小说以意识流文体为主，只在某些章节保留了传统文体，作家“全知的角度”与某个人物的“叙述者的角度”的结合使世界隐显于遮蔽和去蔽之间，也使文本具有了“纵声喧哗”的复调性；内心独白采用的是自由直接引语，内聚焦者等同于叙述者，真正做到了内心叙述的戏剧性，读者可以无隔离地听到主人公的声音。60年代以后，随着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兴起、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理论被发现并运用于现代文学批评，人们从乔伊斯的小说中又看到了另一种双重叙事艺术——通过各种语言技巧、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时空颠倒来达到强烈的政治和文化颠覆作用，这是“叙述其民族”(Nolan 23)创伤的艺术，用英语构建叙事的过程，也是对英语语言和传统叙事方式拆毁的过程。此外，《尤利西斯》后半部(从第十一章“塞壬”开始)和《觉醒》中的风格化叙述也增强了叙述者的自我表现力和叙述的主观色彩，自由联想没有明显跳板，主观随意性很大，这些现代叙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