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我喜爱阅读传记，也写过几本传记。1981年9月，我在《中国青年报》连载了《民族魂——鲁迅的一生》，经过修订，至少有7个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后来，我以此为基础写了一本正式的鲁迅传记，书名为《搏击暗夜：鲁迅传》。1981年，我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许广平的一生》，人民日报出版社曾经再版，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许广平传记。我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近现代史，但20世纪90年代出版过一本《宋庆龄传》，亦经修订再版。因此，我被宋庆龄基金会聘为学术委员，深感荣幸。退休之后，我又写了一部自传，原名《沙滩上的足迹》，现已第三次出版，易名为《我活在人间》。所以，我可以忝列为一名传记作者。

不过，我确实没有系统研究过传记理论，只知道中国古代有所谓“志传”和“纪传”。西方的传记则分类繁多，读起来有云山雾罩之感。在我看来，传记是史学和文学结合的产物。通常所说的传记文学虽然讲究选材、叙事和文字，但应该绝对排斥虚构。传记家跟小说家并没有什么雅俗高下之分，但小说家创作离不开虚构，只要假中见真，假得有趣，就会受到读者欢迎。传记写作则不同，最忌讳真中见假，一旦偏离史实，读者顷刻之间就会幻灭，对这本传记失去基本信任。

追求真实是撰写传记的基本要求，也是很高的要求；因为历史情境不可重复，历史现场难以重返。不过任何事物都是绝对之中有相对，相对之中有绝对。我在写作传记之前，总是用竭泽而渔的精神，收集传主的文献资料，不畏艰辛，四处采访传主的同时代人，其目的为了追求真实，逼近历史。不过，对“真实”的看法也牵涉“立场、观点、方法”这六个字。当下有人认为讲这六个字是陈腐观念，但审视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多侧面、立体化地展现跟今人时空睽离的前人，怎么能离得开“立场、观点、方法”？

追求真实并不等于在传记中绝对不会出现“无意失真”的情况，这是由于作者学养局限造成的，跟有意作伪的性质完全不同。比如鲁迅留学日本归来，曾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讲授生理学，我就曾经把他采用的讲义说成观点前卫，具有原创性。后来有人从鲁迅藏书中发现，鲁迅的这部讲义完全属于编译，并无原创性，鲁迅早期的有些文言论文也有类似情况。我立即根据最新史料，修订了所写的传记，并在后记中予以说明。追求真实，失真即改，我认为这是传记作者应有的学术品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