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润

新中国成立以来，传记取得重大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解放和思想解放的成果。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传记的正式起点，司马迁具有远大的抱负和独立的人格，他写作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三者，特别是最后一句显示出他强大的主体意识，这是《史记》取得成功的基础。司马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寄寓笔下，写到了传主身上，使他们成为一个个生动的人物。但自唐代开始，“史传” 从《史记》那样的私家著述，改为官方主持的集体编撰，编写者由国家任命和供养，他们必须严格服从官方制定的指导思想，以儒家的忠孝节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编写者个人的思想感情不能介入。在这样的写作程序中，编写者的主体意识被禁锢，失去了创造力。这是在《史记》之后中国古代传记没有经典作品，也没有自传的主要原因。

传记并非对传主纯客规的记录，传记家的主体意识是参与其中的。法国传记家莫洛亚在其名著《传记面面观》（1928）中最早发现这一问题，指出传记是传记家表达感情的一种手段。中国传记学家李长之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他用其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7）细致地论析了一位传记家的人格和他作品风格的一致性，考察了司马迁的个性在《史记》中的表现。

高举反封建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人的解放和觉醒，自传的繁盛是重要标志，其后的30多年中，中国出版了300部以上的自传，改变了中国自传和传记落后的历史。1979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又一次带来思想的大解放，传记新的黄金时代来临了。80年代，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关于“文学主体性”的热烈讨论，虽然讨论中并没有涉及传记，但它激发了传记界的主体意识，传记学者逐步形成一种共识：传记家不仅在“实录”人物的事迹，同样应当具备主体精神，传记家对传主和传材的选择，传记家的叙述方式和解读方式，都有自主的空间。传记家不但可以表达出对传主的同情和认同，而且常常把自己的感情和心理投射到传主身上。李长之那本《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初版时默默无闻，80年代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被多家出版社重版，产生了重大影响。李长之也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和传记学家。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史记》，发现其中大约120人具有司马迁那样的悲剧色彩。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一些现代传记名作，比如梁启超的《李鸿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都从传主身上发现了传记家强烈的主体意识。

传记家主体意识的复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开始，这40年间出现了大量长篇传记作品，不但数量超过了长篇小说，而且有许多优秀之作。一批传记家，打破了传统传记的俗套，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专长，扩大传主和材料的范围，对人物的命运、个性和心理，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并学习、融合西方传记的叙事方式形成自己的风格。优秀作品在各种类型的传记中都有，作家传记尤为突出，关于鲁迅、沈从文、陈寅恪、徐志摩等人的一些传记，使人耳目一新。还有一批作家写出自传名篇，如巴金、季羡林、杨绛、王蒙等人，无论他们对自我是解释、颂扬、辩护，还是批评、自嘲、忏悔，主体意识在不同方向的自由发挥，这些都揭开了中国文学史和传记史上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