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婷婷

9月9日，是渝北区木耳镇华晖路社区“四点半课堂”新学期恢复开班的第一天。下午5时许，课堂里仍然空无一人。望着窗外的大雨倾盆，陈辉燕说：“今天来上课的孩子可能不多。”

陈辉燕在社区主要负责群团服务工作，包括“四点半课堂”的日常事务。

不料半个小时后暴雨骤停，孩子们陆续而至，课堂里顿时热闹起来。这些孩子大多就读于附近的立人小学，步行到此仅需几分钟。

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四点半课堂”，让长久以来备受“接娃难”困扰的双职工家长看到了希望。

但自开办以来，无法避免的安全问题、难以匹配的师资力量……让“四点半课堂”后继乏力，有的甚至在“纠结”中关停。

解家长后顾之忧

小学三年级的陈朵第一次走进“四点半课堂”，显得怯生生的。母亲王玲拉着她的手，笑着对陈辉燕说：“就麻烦老师们了。”

华晖路社区“四点半课堂”开班两年多，一直备受辖区家长欢迎。因为孩子们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就放学，而家长们却要在五六点钟才下班，如何解决接送问题以及填补这段无人监管的“真空期”，一直以来是很多家庭尤其是双职工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参加校外培训虽不失为一种对策，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大笔开销。并且，也有家长对校外培训机构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表示担忧。

“我们在入户走访时发现，很多家庭都为此而苦恼。”陈辉燕说，公益性的“四点半课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因场地有限，华晖路社区“四点半课堂”每期开班只招收三十余人，但每次报名人数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王玲表示，“上学期没选上，这学期终于轮到我们了。孩子每天放学后可以在这里安心学习，还有专人及时、有效地辅导功课，我再也不用急匆匆地下班赶回家了。”

为更加契合家长们的下班时间，从今年上半年起，华晖路社区将“四点半课堂”下课时间延至晚上7点。此举更是引来一片点赞声。

实际上，在重庆乃至全国大量启动的“四点半课堂”不仅仅发挥了免费托管的作用，有些还结合孩子们的兴趣开展书法、唱歌、舞蹈、绘画、棋艺等方面的艺术特长培训，甚至开设夏令营和冬令营，以及组织参观科技馆、博物馆等。而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

采访中，很多家长表示，孩子参加“四点半课堂”后，各方面都有了明显变化，不仅自理能力明显增强，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提高。

师资力量待提升

只要具备条件就可开办，且能給辖区居民提供如此大的便利——“四点半课堂”看起来非常美好，殊不知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陈辉燕所在的“四点半课堂”最先遭遇的瓶颈是师资的问题。

“我们发现，家长们对‘四点半课堂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志愿者们能在辅导孩子作业的同时，也能让其学习‘更上一层楼。但就目前的师资力量而言，这个需求很难满足。”陈辉燕说。

据了解，目前来华晖路社区工作的志愿者多是在校大学生，也有退休工人，他们能提供一些基础辅导，比如语文、数学，但毕竟专业性不足。尤其是孩子的求知欲强，出现其他学科的疑问时，志愿者往往束手无策，孩子们也常常感到失望。

随着采访的进一步深入，记者发现，华晖路社区“四点半课堂”还属于运行状况良好的“梯队”，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已经无法再苛求“粥”的味道了。

“最初有五六名志愿者轮流上岗，到后来仅剩一两名长期坚持在岗。毕竟志愿者是义务劳动，况且大多是在校大学生，总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有社区工作人员如是说。

缺少稳定而专业的师资力量，这几乎成为困扰所有“四点半课堂”的一个难题。

接受采访的其他社区表示，也尝试过扩大渠道，比如从辖区的企事业单位召集一些志愿者，甚至召集学校老师。但是，如果兼职“四点半课堂”，需要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这令很多老师“望而生畏”。

而社区经费有限，也不能从“待遇”上吸引更多的志愿者。陈辉燕说，“我们没有付给志愿者任何报酬，一般就是贴补一点车费和餐费，但仅这一项费用，一年就需数千元。”

志愿者流失、师资力量匮乏，可能导致孩子们在这里完成作业接受辅导“心不在焉”，很多抱着“义务辅导功课”目的前来的家长失望离去，转而投向商业教育辅导机构的“怀抱”。

安全问题成“死结”

和华晖路社区一样，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革新社区“四点半课堂”也是在居民们的期待中开始运行。但在运行约4年后，该“四点半课堂”停课了。

从开办直至结束，它从未遭受过“冷遇”，甚至在关闭后，仍有很多家长感到惋惜，提出愿意付费上课。

为何关停呢？革新社区党委书记胡修琦坦言，孩子的安全问题是“四点半课堂”始终无法破解的一道难题。

“来上课的孩子通常为一到三年级的小学生，年龄小一点的尚属规矩，但稍大一点的往往比较淘气。我们每学年招收30个孩子，但每天仅有两名志愿者看管孩子，且这些志愿者的专业领域均不在青少年教育方面。人手不足、专业性不够，有时难免有疏忽的情况。”胡修琦说，“尽管‘四点半课堂运行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但安全风险如影随形。我们害怕孩子出事，每时每刻都在担忧。”

革新社区也曾努力寻求破解之道。

首先，社区依托大渡口区的党建智慧云服务平台，解决了孩子们签到签离的问题。“每个来上课的小朋友都有一个二维码，用专门的管理员的手机扫其二维码，孩子父母便会收到孩子报到和离开的信息。”胡修琦说。

后来，他们又考虑在保险机构为孩子们购买适合的保险，但实际操作起来比胡修琦最初设想的要困难许多。

“因为受众较少，保险费用就会高不少。这笔费用由谁来出？如果由家长出，似乎有违‘四点半课堂免费开设的初衷，少数家长还可能质疑社区变相收费。”百般纠结中，胡修琦向团区委诉说了苦衷，“但作为‘四点半课堂的对口管理单位，团区委也没办法为我们解决这道难题。”

对此，陈辉燕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因为家长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我们在教室里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方便家长远程实时查看。但因条件有限，只有部分家长可以同时登录查看。”不过，此举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长的焦虑，对解决安全问题并没有太大帮助。

现在的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万一在社区出了事，责任由谁来承担？“四点半课堂”是公益项目，并非商业机构，除非社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比如工作人员严重的疏忽大意或环境中存在明显的危险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社区将依法承担部分责任。

“但在其他情况下，孩子之间难免打闹，总不能由义务奉献的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承担责任吧。”有社区工作人员认为。

如果不幸发生安全事故，社区很难不陷入尴尬的境地。“不想继续‘走钢丝，唯恐好心办坏事。”——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种担心也影响了不少社区承办“四点半课堂”的积极性。

探索中寻求破局

今年3月，赴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史浩飞也注意到了“四点半课堂”正面临的困局。他曾表示，“四点半课堂”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更是为社会解决了一个安全隐患，是一个非常具有正能量的举措，值得广泛推广。但在多年发展中，“四点半课堂”也开始突显出师资稳定性和专业性不足的矛盾。

对此，史浩飞希望政府及社会各界给予高度关注，投入更多的力量和资源，共同把这件涉及孩子教育、关系国家未来的事情做好做实。

在其他地区，也有專家针对学生安全问题给出了建议：将“四点半课堂”搬进校园，即社区选择就近的学校合作，由学校提供专门的教室作为活动场所，志愿者每天在适当时间进入学校，对孩子施行看护、辅导作业、发展兴趣特长等工作。

事实上，我市一些社区已经开始探索解决“四点半课堂”安全隐患、师资不足等问题。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东正社区开办“四点半课堂”的方式，胡修琦认为值得在其他社区进行推广和复制。

该社区和名为“山城社工”的社会组织联合申请了一个关于青少年的项目，在使经费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区提供场地、“山城社工”负责具体工作，每天下午给孩子们开设兴趣班等。

胡修琦说，因其社工群体本身比较专业，多是致力于青少年教育领域，且人手比较充足，让孩子们的安全和求知需求得到了保障。就目前来看，这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邀请专业社工组织进驻社区的方式，收到的反响也比较好。

但这种方式是否能完全解决“四点半课堂”存在的问题，是否是未来“四点半课堂”的模样？仍有待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