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婷婷

“我家可以说是电影世家，我父亲是江津第一代电影人，而我的人生也与电影有着不解之缘。”71岁的肖国维没有想到，离开电影行业近二十载，还会有人向他追问关于江津老电影院的故事。

翻开他一直珍藏的、记载了江津人民电影院发行收入及利润的统计图册，就像打开了记忆的匣子。

那一瞬间，似有一束光打出来，照亮了电影行业光影浮沉的七十年。

两台35毫米放映机

是最初的模样

大部分孩子的儿时乐园，也许是乡下的田野、城里的公园，但肖国维的有些不同。

出生于1948年的他，打小就浸润在电影的氛围里。从放映室里投出的忽明忽暗的光束，照亮了他的懵懂。

这一切与他的父亲肖翁树有关。

肖翁树是江津江声电影院的创始人之一，可以称之为江津第一代电影人。

“两台35毫米电影放映机，两三百平米的礼堂，就是父亲开办的电影院最初的模样。座位不多，一次顶多容纳两三百人，设施比较简陋，但父亲和合伙人瞅准了电影有市场。果然，数部无声电影上映，每一部都大受欢迎。”肖国维说。

1952年，江声电影院被合并，江津人民电影院（以下简称江津电影院）成立，至今陪伴着江津人。

“江津电影院由前苏联专家修建，外表看起来时髦又壮观，里面分堂座和楼座。”小县城里突然出現这么一栋新鲜的建筑物，人们都很好奇，竞相围观。

但最令肖国维念念不忘的是其“波浪形”的音响效果，“观影时声音不闷，清晰且有层次，据说当时墙上还安装了吸音设备。”

从那时起，电影院就开始放映有声电影。赵丹、周璇等演员主演的《马路天使》，是第一部令肖国维印象深刻的电影。

“‘天涯呀海角，那唱腔一出来，就仿佛打开了新世界。”他边说边哼唱起来。

“文化大革命”之前，在电影院看一场电影需要一角七分钱。当时人们的工资仅有数十元，但稍微有闲有钱的人都对电影“趋之若鹜”。

“在川剧团看《杨门女将》，老人们最喜欢;在智和茶馆喝盖碗茶、在大什字听评书，男人们最喜欢;在杂技团看表演，男女老少都喜欢。”在肖国维的回忆中，这些内容曾是人们娱乐生活的全部，而电影是如此有声有色，演绎着喜怒哀乐的人生，令人一接触便着迷。

那时，一部新电影上映，不像现在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大部分时候就在电影院门口的宣传栏贴上新电影的海报。

肖国维说：“每部电影都有一张专属的宣传海报，长宽各为一米多，绘制手法富有年代特色。电影院也有专门的美工手绘海报。我记得，江津电影院最初的美工叫廖天林，是一名本土画家，画的海报非常精致。”

除此之外，在江津大西门、大什字、南安门等处还有几个专门的黑板报，也被作为电影宣传点使用。每每有新片上映，就有写着电影名字和放映时间的海报出现，总能引来路人驻足。

下乡放电影 难忘乡间“火龙”

成年后的肖国维，也走上了电影之路。

1970年，他下乡当知青，等到1972年父亲退休，便回到电影公司工作，加入了农村电影16毫米放映队。当时共有11支电影放映小分队，每一支小分队走到乡下，都会大受欢迎。

“电影队来喽！”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呼声，肖国维提着装有电影拷贝的铁皮盒走入村中。大人们也兴奋不已，以贵客之礼相待，烹鸡宰鸭，有时甚至还会杀一头猪。

汤足饭饱，肖国维在学校操场上、晒坝上或大干田里，做起放映准备工作。村民们也早早结束地里的农活，吃过晚饭便扛着板凳前来占据最佳观影位置。随着夜色越来越浓，人越聚越多。

“此时常能看到长长的蜿蜒而至的‘火龙，那是赶来看电影的乡亲们，有的打着手电筒、有的举着火把，场面非常壮观。”想起这一幕，肖国维忍不住发出感叹。

十里八村的人们共聚一处看一场露天电影，这样的热闹景象在当时屡见不鲜。

“一天晚上只放映一场，33元，钱由放映地所在大队出，人多的时候有两三千人同时观看。”肖国维说。

电影的光映照在人们的脸上，时明时暗。面露新奇的孩童，可能听懂了人生的道理;若有所思的老人，可能感悟了处世的真谛;陌生男女秋波暗送，可能就此促成一段姻缘……大银幕上，演员演绎悲欢离合;大银幕下，人们上演真实人生。

人们如此痴迷，走十多里路只为看一场电影稀松平常。肖国维记得清楚，“有个村民曾追着我们放映队跑了四个地方，就为了看电影。”

据肖国维绘制的江津电影院发行收入及利润统计图册显示，农村平均观影人次从1974年开始直线上升，在1980年迎来第一个高峰，为19339832人次。

这些都是放映队用辛苦换来的。肖国维当时主要负责江津龙门区和先锋区的巡回放映工作，通常要花两个月时间才能走完一遍。

“夜里寄宿在农家，有时在卫生条件较差的家庭，跳蚤在凉席上跳得噌噌响，咬得人难受失眠，第二天还不能耽搁，要早起赶路到下一个放映点。基本上每天都要走一个点，近的相隔二三里路，远的则有三四十里，发电机、放映机、扩音机、影片全部随人走。”那几年，他对家人充满歉疚，因为几乎一整年都在外奔波，惟有春节时才能回家歇一歇。

直至1978年，肖国维才离开农村电影16毫米放映队，回到城区上班。此时城市里也迎来了观影热潮。

记忆中，最让肖国维受到震撼的是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时的场景：人们扶老携幼而来，江津大西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像全城的人都出动了。受主人公花妮、顺姬姐妹悲惨命运的感染，现场不时有人低声抽泣。

也许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为何一部电影曾令人如痴如醉，乃至万人空巷。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这便是时代的烙印、时代的特色。

那个年代的江津，川剧少人问津、杂技销声匿迹，电影几乎成为唯一流行的娱乐方式。可除了《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等“八大样板戏”外，国产电影数量不多，反复播放的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等几部抗战片，另外还有《小螺号》《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几部儿童片。

因此，当情节起伏跌宕、配乐凄婉动人的《卖花姑娘》进入重庆电影市场，便迅速吸引了广大观众，形成空前的观影盛况。

改革开放后，我的职业人人羡慕

上世纪70年代末，江津电影院因为老化进行了一次整修。再次开放时，电影院里的楼座消失了，放映的影片却丰富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国产、进口，爱情、武侠……不同的电影争相登台。伴随着“如饥似渴”的文化需求，电影市场欣欣向荣，宣告一个关于光影斑斓的崭新时代的到来。

“原有的电影院根本无法满足群众观影的需求，我们不得不在南门礼堂布置了一个临时电影院。”肖国维记得，1982年上映《少林寺》，影片中的《少林少林》《牧羊曲》等歌曲风靡一时，人们总会不自觉地哼唱;主演李连杰也从无名小生，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武打明星、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据他绘制的统计图册显示，江津电影院在1982年的放映收入为263485元，创造了该院史上的一个收入高点，这与《少林寺》的热映不无关系。而在1984年，《木棉袈裟》作为继《少林寺》后的经典武打片上映，同样掀起观影狂潮，取得了不俗票房。

这一时期，肖国维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放映员的职业却让人羡慕，特别是当某部电影一票难求时，亲朋好友总会来找他帮忙想办法。

电影市场与电影人互相成就。1984年，肖国维的父亲肖翁树参加重庆市从事电影工作三十年荣誉证颁发大会，在大礼堂前留下合影。照片中，重庆的放映员们济济一堂，肖翁树站在其中，满头华发。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电影市场总体维持稳定趋势，但也不断遭遇着强劲的对手。

首先是电视机的普及。

1983年，第一部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在中央电视台及各地方电视台播放，收视率极高。同年，中央电视台首届春晚举办，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担任主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年味儿。

有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每33人才拥有一台电视机。那时，每到吃过晚饭，大家喜欢到有电视机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家里围坐观看，內心抑制不住好奇与欣喜。随后，流行的港台及欧美影视剧和音乐逐渐来到内地，由此催生了录像厅文化、磁带文化等。

肖国维称，“卡拉OK厅、录像厅、歌舞厅等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构成了那一代人的难忘回忆。”

其中，录像放映几乎成为普及度最高的大众娱乐项目。1990年，最多时全国有大大小小的录像厅5万多家。

在江津也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初，肖国维曾负责录像发行。“我们到四川省电影公司购买了录像带，再租给各区、各公社放映。”肖国维说。

“蜂拥而至”的香港录像带多是武侠片，开启了人们记忆中香港电影的鼎盛年代。

再见老伙计，惟愿电影永不散场

1999年，在房地产开发浪潮中，建成约半个世纪的江津电影院老建筑被推倒重建。

掩盖在一片残砖瓦砾之下的，不仅仅是属于电影院的老时光，还有老电影人的“饭碗”。

这一年，电影公司有30余名职工下岗;这一年，肖国维的电影人生涯也戛然而止。

他内心不舍，但也感觉到老电影院大势已去。因此，当后来江津电影院重建完毕，召回一批老职工时，肖国维没有选择回去。

“新修的电影院还在老地方，只是从一楼迁至了二楼。大约是2002年，数字电影横空出世，胶片电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又使电影院再度红火起来。”肖国维做起了水电工、帮人搞采购，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内心却仍对电影院充满关切。

在此之前，一张电影票仅售几块钱，数字电影却让票价飙升，尤其是3D电影“震撼出场”，票价涨到三四十元一张，一度让江津电影院的年收入攀升至300多万元。

可惜好景不长，从2009年起，保利万和影城、中影香山影城在江津城区陆续开业，搭配集休闲、购物、美食于一体的综合业态，一时间风头无二。

江津电影院再现颓势。之前那几年的好光景，就像是一场“回光返照”，照得江津老电影人兀自恍惚，但历史的车轮已滚滚向前。

“即便占据了好地段，但受限于硬件落后、服务水平不高等‘短板，江津电影院已很难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肖国维坦言，2014年后，江津电影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暮气，“我保守估计，现在一年的收入可能不到20万元。”

2019年9月的一个星期日，有人路过如今的江津电影院，发现其大门紧闭，旁边只孤零零地立着一张7月上映的电影《扫毒2》的海报——在人群熙攘的城区中心地段，这家国营电影院显得有些“老态龙钟”。

肖国维若是亲眼看见，必定又是一阵失落。作为已退休的老电影人，他嘴上不说，但心里始终记挂着这个“老伙计”。

电影曾为他和家人提供了温饱的生活，带来了喜怒哀乐的人生乐趣，也教会了他做人的道理。电影是他最初的玩伴，也是他成年的“战友”。

随着近年来微信的普及，肖国维和一帮老同事建起了一个微信群，名曰“8.75毫米”。

“很多人弄不明白，问我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它是我们当年参加工作时正在放映的影片规格，我们最初学习操作的也是这种规格的电影放映机。”肖国维如是说。

这个耐人寻味的名字，也是肖国维与一代老电影人对那段流金岁月的深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