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艳

[关键词]《史记》;成书原因;司马迁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他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的人物传记部分，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对后世的散文以及各类文学如小说、戏剧等都有巨大影响，因此，《史记》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鲁迅曾称《史记》这部书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正是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肯定了它的性质和伟大成就。《史记》的成书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个人因素。它既是司马迁个人的天才独创，同时也是中国史学发展至汉代出现的必然结果。

一、司马迁的个人因素

司马迁的个人因素中，有三点与他写作《史记》有着重要联系。

1.司马迁的家世和家庭。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都是周代的史官。《太史公自序》中记载：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司马迁这段对家世的自序，表现了司马迁对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史官家庭的自豪感，也加强了他以修史为己任的责任感。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做太史令。司马谈转益多师，曾写过一篇《论六家要旨》的文章，这篇文章以道家为本，对阴阳、儒、墨、法、名五家进行评析取舍，实则是一篇各个学术流派的总评论，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可见，司马谈是一个学识渊博，在学术上很有抱负的人。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同时司马迁又师从孔安国和董仲舒等儒家大师，学习《尚书》和《春秋》，还学习了《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当时官府典籍的藏书。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名师教导，使他逐步具备了“良史”之才，他的丰厚学识在《史记》的创作中也得到了充分地展现。

另外，司马谈任太史令时，就曾想利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修著一部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但却未能如愿，临死时，他就把这一未能实现的学术理想留给了司马迁，他在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当时司马迁含着泪对父亲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死后3年，司马迁继父职为太史令，就开始搜集材料，做写作上的准备。至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即着手起草《史记》。可见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上、事业理想上的抱负是与他的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的。

2.青、中年时代的漫游。司马迁写作《史记》，不僅与他博览群书、整理过大量历史文献有关，而且与他漫游祖国各地，广泛地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各地社会状况和了解风土人情有密切关系。司马迁在青、中年时代，曾有过三次较大的出游。第一次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20岁左右，他出游到了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等许多地方。他曾经到过屈原流放的沅水、湘水地区，并到屈原自沉的汨罗江上做了凭吊。后来他在《史记》中写了《屈原列传》，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屈原的最早史料。在写这篇传记的时候，司马迁还特意追述了他当年访古的心情：“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还到庐山、九嶷、会稽等地，收集了关于帝舜、夏禹的传说，访察了春秋时越王勾践的遗迹。他北上淮阴，访问了汉将韩信的故乡，搜求了韩信早年在乡里的故事;到山东曲阜，观察了儒家旧存的礼器文物，过徐州，考察了楚汉相争的战场，归途在魏都大梁，观看了信陵君的遗迹，这次漫游的收获，对他后来写《屈原列传》《五帝本纪》《夏本纪》《淮阴侯列传》《越王勾践列传》《魏公子列传》以及楚汉相争的社会、政治、地理形势都有很大帮助。

司马迁回到长安不久，便入仕做了郎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但时隔不久，他又有了第二次出游机会，即奉汉武帝的命令，去巡视四川南部和云南边境一带。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一地区属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司马迁在这次远路出行中，做了许多实地考察。所收集到的资料，使他后来写出一篇关于古代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的文献《西南夷列传》，并在《货殖列传》中，对巴、蜀、邛、笮等地的地貌、物产做了详尽的记载。另外，他还对当地通往四方的栈道和交通情况做了记述。如果没有这次漫游经历，这些资料是很难得到的。

司马迁的第三次出游，是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这年武帝从长安出发，东行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司马迁作为皇帝的扈从，一路随从。武帝到了泰山，曾见神弄鬼地做出了许多虚妄可笑的事，后来《史记》里那篇充满嘲笑和讽刺的《封禅书》，就是这次见闻的记录。封禅之后，他又从武帝“率师巡边”，出长城，北登单于台（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附近）”，又东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北）、辽西（今辽宁义县西），考察了当时中国北部、东部许多地区。这次出行的经历，为他后来写《秦始皇本纪》《武帝本纪》《蒙恬列传》等创造了条件。

总之，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司马迁东至会稽、泰山和海滨，南至巴蜀、昆明，西至陇西，北至长城内外，足迹遍及黄河、长江以至粤江流域。所至之处，他考察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访问各地名胜古迹，耆旧故老，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并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各阶层，以及各种职业人们的生活有了较多的了解。这一切对他的进步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都有着重大影响。

3.遭李陵之祸。司马迁38岁做太史令。42岁那年，武帝下令实行太初历，即改秦历为夏历。司马迁认为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便在这年着手写《史记》。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发生了李陵出击匈奴、被俘投降的事件。司马迁根据平时对李陵的了解，认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而是想找机会报答汉朝。武帝认为他是在有意为李陵辩护，因此，把他下狱治罪。他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报任安书》）于天汉三年（前98年），遭到残酷的宫刑。这桩极不幸的遭遇，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很大。司马迁最初开始修史时，是出于和父亲同样的动机和目的。把修史看作是 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是为了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润色鸿业。经历李陵之祸后，他的心态也发生变化，一方面他对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性和上层社会的世态炎凉有了痛苦而深切的感受;另一方面他为了雪清耻辱，更加发愤著书，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和心血完成《史记》的写作。修史的动机与之前相比有所调整，较多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并通过《史记》一书来鞭挞黑暗，表彰正义，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思想感情。关于后一方面，他在后来的《报任安书》中曾做了详细的表白，他说在被拘囚受刑时，未尝没想到死，但想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列举了许多古人发愤著书的例子：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认为历史上很多有名的人物，都是在遭遇到不幸之后，发愤著书，以鸣其不平于天下后世的。因此，他决计忍辱含垢，坚持他的著作理想。《史记》大约写了10年，在极端悲愤中完成。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于4年以后，即太始元年（前96年）遇赦出狱。出狱后，任中书令，这个职务当时是由宦官担任的，所以他说“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报任安书》），残酷的现实，痛苦的回忆，时时袭击着他的心灵，司马迁实际是在屈辱中度过了后半生。

由上可知，司马迁不朽巨著《史记》的写作，是与他的家庭和他的特殊经历有密切关系的。当然，从社会背景来看，《史记》在当时的出现也有时代的条件和要求。

二、《史记》成书的社会因素

（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

从社会发展来看，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发展的一个高峰。司马迁生当西汉帝国建立以后的武帝之世，这正是周秦以来第一个统一大帝国昌盛的时代。汉朝建立之初实施的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到武宣之世，西汉王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逐渐增强。据统计，到公元前120年时，全国人口已达到4000万。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锐意进取，积极有为，西汉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地域辽阔，西汉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

至今上即位数歲，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瘐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记载：

汉兴六十余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缺。上方欲用文武，求之知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响，异人并出。卜式把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惮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学术的高涨。西汉统一大帝国的建立，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从西周至秦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分裂和纷争的局面。秦统一了中国，但历史很短。直到汉代，特别是武帝时代，中国大一统的局面才巩固下来。这时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形成了，各项具体法令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因此，对以往的历史做全面总结的要求也就提出来了。中国本来是一个很注重修史的国家，汉以前出现的史书虽不少，但它们或分国，或断代，无论从规模或体例上，都不能满足社会发展以后的新要求。于是一种通古今之变的新体裁的历史著作，也就适应当时的时代要求而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司马迁的《史记》是他的天才独创，也是时代的产物。

（二）文化的空前繁盛，图书的集中为他提供了丰富史料

在这样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之下，统治者有了更多的精力来丰富精神生活，而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时这种稳定的社会局面也为当时的读书人著书立说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其时书帙浩繁，文士辈出，佳作迭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 ……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又据刘歆《七略》记载：

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

有了这么大量的图书，而且按照当时的制度，“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即都掌管在史官手里，这就为编纂大规模的历史著作准备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同时对前人成果的借鉴与吸收，文学自身的发展传承，文化工具的进步，文字由繁趋简，也有利于长篇散文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