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先宝，曹少森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计算科学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大数据和云技术的发展，使得语料的收集、语料库的构建以及大规模处理人类语言数据成为现实，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亦随之应运而生。语料库语言学是基于语篇语料对语言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1]。其目的是研究语言意义，研究对象为语言使用。语言意义在使用中产生并得以实现。为实现语言意义，当代语料库语言学家Sinclair认为，言语交际经常使用基于语法的规则型编码和基于语块的范例型编码[2]。其中基于语块的范例型编码，属于预制语言单位的范畴，具有整存整取的心理现实性，在即时交际中无须启动较多计算资源就能够被快速提取和运用，从而显著缓解即时交际压力，提高交际的流畅度。另外，准确的语块运用也是交际用语标准关键所在。口译是一种即时性的言语交际行为，因此有理由推断，语块使用会对口译信息输出产生积极影响。但是，语块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影响口译信息的输出行为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1 语块与口译研究现状

语块亦称词块，是指“以固定或半固定预制模块形式存在于语言使用者词汇记忆库中的，被人们在实际言语行为中频繁使用的，在语义、语用、语言认知和话语结构等方面具有特定语言生成能力的多词组合”[3]。作为普遍存在于自然语言中且在言语交际中被频繁使用的基本语言单位，语块以预制模块的形式被存储在大脑记忆中。这些预制模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词项组成，但比零散的单词语义信息更加丰富。在遇到触发条件时，这些语块便以预制模块的形式被快速从记忆中提取出来并应用于言语交际。这点在阎先宝有关词汇法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中得以充分体现，即无论是从“写入”“存储”过程来看，还是从“写出”“加工”过程来看，基于词汇教学法的语块理论都符合人类大脑对语言信息进行处理的心理活动规律[4]。Lewis根据词汇内部语义关系和句法功能将语块分为单词和多词词汇(words and polywords)、搭配(collocation)、惯用话语(institutionalized utterances)和句子框架和引语(sentence frames and heads)四种类型[5]。Nattinger和DeCarrico根据语块的结构特点将其分为4类：(1)多元词结构语块(polywords)，无论是在理解上还是在运用时，总是如同一个单词一样被作为整体处理，如as soon as possible，run the risk of等；(2)习惯表达语块(institutionalized expressions),具体包括言语交际套语和谚语等，如Spare the rod,spoil the child和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等；(3)短语规制架构语块(Phrasal constraints),这类结构允许内部发生局部调整和变动，部分词语之间可以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替换和插入，如as far as I know等；(4)句子建构语块(sentence builders),如as is known to all等[6]。

对于语块与口译之间的关系，相关学者开展了多视角的研究。第一个视角是文献评述类，如崔清夏通过文献评述的方式总结并反思了西班牙语口译中存在语块意识缺失问题[7]。第二个研究视角主要关注译员的语块运用特征。如李洋利用PACCEL语料库，调查了口译受训学员的语块运用特征，发现学生译员运用最多的是名词-介词短语片段，其次是动词短语片段，最后是依附从句片段[8]。陈惠惠通过小样本口译语料，从语块使用频率和语法结构类型两个角度，研究了翻译硕士的语块运用特征，发现译员更多使用3词语块，同时存在大量重复使用相同语块现象。她还发现，与动词性语块相比，译员更多使用名词性语块，而其中“NP + of”类语块出现频率最高[9]。第三个研究视角聚焦在语块运用与口译准确性的关系上。王建华通过为期9周的跟踪实验得出结论，认为语块运用对口译准确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10]。第四个研究视角主要基于语块探讨口译模型的建立。张月佳利用温家宝、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或问答口译语料，归纳总结了汉语语块和英语语块的分类实例，并通过对比分析总结了两种语言语块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构建了包含七个步骤的汉英会议口译模型[11]。第五个研究视角着重关注语块运用和口译流利度之间的关系。孙瑜采用实验研究、调查问卷和学生日记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语块对口译学员传译流利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正确使用语块的数量和口译流利程度具有显著相关性[12]。

综上所述，翻译研究界不仅从理论角度回顾了语块对口译产出的积极影响，还从实证的角度多方位论证了语块对口译的重要作用。然而，针对语块输入强化与口译产出语言之间关系的研究则颇为稀少，有关语块运用和口译产出质量的研究尚缺少足够的实证数据支持，有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语料输入强化是否能够提升口译学员在汉英翻译过程中使用语块的数量和频率？正确语块的运用与口译产出质量是否正向相关？本研究将通过对比实验和访谈的方法，以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尝试性探究和解答这些问题。

2 研究设计

2.1 问题的提出

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将重点分析并解答以下两个问题：

(1)语料输入强化是否能够提升译员在翻译过程中使用语块的数量和频率？

(2)正确语块的运用与口译产出质量是否正向相关关系？

2.2 研究语料

语料库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语料收集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中至关重要。按其性质，语料可分为自然语料和引发式语料。前者的获取可以通过语料库和实录法进行；后者则可以通过访谈、日记、报告、话语补全测试、多项选择测试、分级测试以及角色扮演等诸多方式予以获取。本文将通过对比实验和访谈的方法获取语料。研究语料由两部分组成：输入强化语料和口译测试语料。输入强化的语料采集自外文出版社出版王燕编著的《英语口译实务》(2级和3级)，以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梅德明编著的《中级口译教程》和《高级口译教程》。口译测试材料则采集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徐小贞总主编赵敏懿、刘建珠主编的《商务现场口译》一书。研究中待译语料平均句长为82字，段落长度为703词。

输入强化(input enhancement)是二语习得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该概念于1993年由Sharwood Smith正式提出，其目的在于增加语言习得者从语言“输入”(input)转化为语言“摄取吸收”(intake)的机会，主要包括大量输入(input flood),文本强化(textual enhancement),结构化输入活动(structured input activity)和提升语法意识任务(grammar consciousness-raising task)[13]。从模态上看，输入强化有视觉、听觉和混合输入强化。为了尽可能让学生译员准确理解和把握所接触的语块含义，本实验采用了文本输入强化和阅读后解释讨论强化的混合输入模式。文本输入强化建立于注意假说(noticing hypothesis)基础之上。这种做法通过改变输入信号的视觉特征，提高目标语料的显著性，从而改变信号接收者的感知方式和加工深度，加速语言习得过程的发生。具体而言，文本输入强化就是将目标语块置于相应的文本中，通过加粗、斜体、配色、大写或者下划线等方式以提升其显示度。在阅读后解释讨论强化过程中，教师则通过对讨论过程中所出现的语块材料予以强化输出，强化输出的方法包括并不仅仅局限于对语块材料进行重读处理，比如加重语气、放慢语速、重复或者让研究对象辨识并运用语块进行即兴造句演讲等诸多方式予以实施。本研究将主要采用文本输入强化的做法，一方面可以营造真实的语块使用语境，另一方面也可以检验文本输入强化在口译能力培养中的信度和效度。

2.3 实验步骤

第一步，对拟选定的被试者进行背景访谈。访谈包含三个问题：(1)你是否参加过专门的口译培训？(2)你是否有过口译工作经历？(3)你是否听说过语块这个术语？凡是对此3个问题回答均是否定的同学才会被选定为研究对象。经过此轮访谈，最终确定60名商务英语专业大三的学生参加实验。他们平均年龄约为20岁，上下浮动年龄差为1岁以内，因而基本上排除年龄因素所造成的领悟力对本实验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二步，将选定被试者随机分配到参照组和实验组，从而尽可能避免个体差异对实验结果产生可能的影响。

第三步，对输入所用语料进行分类处理。参照组使用的语块输入语料没有经过任何特殊加工，而实验组所使用的语料则经过了目标语块显示度提升处理，即所有目标语块均被加黑、加粗、大写并配有下划线。

第四步，开展为期15周的语块输入强化实验。参照组每周会被要求阅读5篇含有目标语块但未经特殊处理的语料。阅读分5次进行，每次阅读一篇，阅读完成后，需回答4到5个有关文章理解的问题，限定时间为15分钟。实验组每周也需要阅读5篇含有目标语块但经过加黑、加粗、大写并配有下划线等显示度提升处理的材料。阅读同样分5次进行，每次阅读完一篇，需用大约5分钟时间来回顾和讨论所遇到的语块，回答4到5个有关文章理解的问题尔后，两者时间相加同样被限定在15分钟以内。

第五步，口译测试与数据收集。口译测试被安排在学校专用语言实验室内分批次举行。为避免研究对象之间彼此干扰，被试的座位均经过精心安排，相互之间的前后左右距离均被控制在2米左右。测试开始之前，主考老师还特地安排了时长约一分钟的暖场听力材料，一方面为了测试调试设备，调整音量，另一方面也为被试提供了一些适应性刺激，以利于实验对象尽快进入被测试状态。测试材料的正式播放以意思相对完整的句段为单位，并留有合理的记录和翻译时间(约50秒)。测试结束后，对口译录音进行转写时，每一份音频材料均由两位学生和一位专业教师共同负责。

3 结果与讨论

3.1 输入强化与口译产出中的语块运用

本部分要解决的研究问题是：语料输入强化是否能够提升口译学员在翻译过程中使用语块的数量和频率？

要回答该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如何认定研究对象口译产出中的语块问题。研究借鉴了Wray和Perkins提出的界定语块的影响因素，即多词单位是否连续或者相邻，是否具备完整和固定的语法结构，多词系列内部的单词是否可变等[14]，同时还参考了Nattinger和DeCarrico有关语块的分类做法[6]。

根据设定的语块认定标准，由两位具备语块专业知识的教师共同对口译转写文稿中出现的语块进行统计。统计过程中，错误的语块被剔除。错误语块的界定以是否存在语法错误和搭配错误为根据。第一类错误语块或违反语法规则(如is happened to)，或发生功能词使用错误(如concentrate in)。第二种错误语块不存在语法问题，但存在修饰语使用不当的问题，例如a wealthy variety of。在经过为期15周的输入处理后，参照组和实验组在完成口译测试任务时正确运用的语块数量统计见表1。

表1 口译产出中正确语块使用统计

由表1可知，实验组在口译过程中产出正确使用的语块数量均值为45.38，参照组则为36.45，两者相差接近9个。为进一步验证二者之间的差距是否具有显著性，需对两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检验。方差方程的Levene检验的Sig.值为0.94，大于0.5，说明实验组和参照组在语块使用上的数据符合方差齐性条件。均值方程t检验的Sig.值为0.003，小于0.05，说明两组在正确语块的平均使用数量上具有显著性差距。由此可以得出实验结论，语块输入强化能够提升研究对象在翻译过程中使用语块的数量和频率。

3.2 正确语块的运用与口译产出质量

为了更为准确地获取口译产出质量数据，特邀请两位多年从事口译教学和研究的一线教师，综合考虑转写文本和口译录音，并根据语言信息点进行评分。参评老师首先共同阅读和讨论评分标准，然后一起评判4位研究对象的口译录音和转写译文，以便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如何运用评分规则，尽最大可能减少自由裁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检验，两位老师的评分相关系数达到0.90，具有较高的信度，故决定取二者评分的均值作为受试者的最后得分。

接下来运用Excel中的RAND函数从参与实验的60名受试中随机选出31名，然后利用Excel制表，根据受试的口译成绩排名和在完成口译任务过程中运用的正确语块的数量，绘制出如下正确语块使用量走势图。

图1 正确语块使用量走势

根据图1可以看出，随着研究对象所得分数排名的逐步下降，其在口译考试过程中所能正确使用语块的量整体上也呈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可以说明研究对象语块的使用量，尤其是其正确使用语块的量和口译质量的高低呈正向相关关系。但曲线的波动和极端值的出现也意味着，正确语块的运用数量对口译产出质量并不具有完全的预测能力。因此该实验结果尚不能完全支持王建华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即语块运用对口译准确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9]。也就是说，尽管正确语块的运用和口译质量变化整体上呈正向相关关系，但却不能由此简单地推论出正确语块使用越多口译质量就越高这一结论。比如，口译分数排名第三的研究对象，虽然其正确使用语块数量跟第一名几乎一致，也比排名第二的研究对象正确使用语块数量多近25%，但是其分数还是不及排名第一、第二的研究对象。再比如口译分数排名第三十的研究对象，虽然其正确语块语块使用数量高达近30个，排名大约在前50%，但是其分数却在31位研究对象中排名后10%。对此可能解释为，语块输入强化实验虽然有助于增强译员的语块输出意识，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转化为对所强化输入语块“摄取吸收”仍值得商榷。

4 结 语

在口译产出过程中，译员需要动用多渠道资源，同时进行多项任务加工，因而承担着繁重的认知负荷。在这种情况下，语块所具备的整体提取和快速产出的优点可以大大降低大脑对言语信息进行即时处理的负荷，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能够对口译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形态是什么？如果语块对口译确实有积极影响的话，那么又如何更加充分发挥语块在口译译员培养中的作用？这都是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的话题。本研究以输入强化和基于语块的词汇教学法为理论依据，以英语专业大三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综合运用对比实验和访谈的研究方法，发现语块输入强化能够显著提升口译学员在翻译过程中使用语块的数量和频率，且其正确使用语块数量跟他们的口译成绩呈正向相关关系。这些发现对以后无论是口译人才的培养还是笔译人才的培养均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应该建立起大量可靠的语块学习语料库。其二，需要采取恰当措施对语料库中的语块进行显示度提升处理，以增加相关语块的曝光度，进而提升它们被学生译员捕捉到并进行深加工的概率，从而提升目的语在译员口译过程中的流利度和自然度。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外宣书刊的翻译与传播[15]，也离不开广大口译人员的辛勤耕耘。两者相得益彰，均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进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