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阻，安建军

（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六十多年前，余冠英先生写过一篇《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对这个千百年来众说纷纭的问题进行了清理，归纳出八种拼凑方式，廓清了历来的穿凿附会。但遗憾的是，对乐府歌辞中拼凑、分割的原因，余先生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遂成为学界无人问津的一个悬疑和空白。笔者以为，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大部分可用“解”的使用去说明。不过，由于目前乐府研究中对“解”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因此，我们必须从乐府音乐中的“解”说起。

一

乐府音乐中的“解”，这是大家熟知的。据笔者统计，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有“解”可考的歌辞，共119 首，550 解[1]。那么，“解”是什么呢？一般认为“解”就是“章”“曲”或“段”。这种认识，多年来几乎已成“定论”，以至于为某些大型辞书所吸收，如新版《辞海》“解”字条下即注云：

乐曲、诗歌的章节。《乐府诗集·相和歌辞题解》引《古今乐录》：“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

但是，这种解释实在是似是而非的。近年来开始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如王运熙先生就说过：“相和歌辞的‘解’与清商曲辞的‘首’或‘曲’，在音乐上的地位是相等的。”[2]这里，王先生只说“在音乐上的地位是相等的”这种表述，显然不是说“解”就是“章”或“曲”。杨荫浏先生从音乐角度研究这个问题，进一步指出：

汉代的《大曲》已是歌舞曲；它有歌唱的部分，所以有歌辞，但它又有不需歌唱而只需用乐曲演奏或用乐曲伴奏着进行跳舞的部分，那就是“解”——“一解”是第一次奏乐或跳舞，“二解”是第二次奏乐或跳舞，余类推[3]。

余认为，最初的“解”应该是一组乐章的组成方式之一。《唐书·礼乐志》云：“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声金、石、丝、竹以次作。隋炀帝厌其声澹，曲终复加解音。”所谓《法曲》本来是独立成章的，隋炀帝于其后另加一段曲子，使二者成为一组乐章。这样添加乐段的方法，就是“解”法。这种于一曲之后另加解音的记载，还见于唐南卓著《羯鼓录》：

夫曲有不尽者，须以他曲解之，可尽其声也。夫《耶婆色鸡》，当用《柘急遍》解之。

同书另一处还说：

后来，人们把作解用的乐章也叫“解”。如上面所引《唐书》中隋炀帝于《法曲》后加解音一事，陈旸《乐书》中叙及时，就直称所加的乐段为“解曲”。《古今乐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吴声歌旧器有篪、箜篌、琵琶，今有笙、笛；其曲有《命啸》《吴声》《游曲》《半折》《六变》《八解》……《半折》《六变》《八解》汉世以来有之。《八解》者，《古弹》《上柱古弹》《郑千》《新蔡》《大治》《小治》《当男》《盛当》，梁太清中犹有得者，今不传。

这里的《半折》《六变》，都是由特殊方式构成的乐章。《古今乐录》的作者在《命啸》《吴声》《游曲》之后，特地把《八解》和《半折》《六变》并提，可见“解”也同“折”“变”一样，是一种特殊结构的乐章。那么，《古弹》《上柱古弹》等八曲，也就应当是八种解曲的名称了。

又，《隋书·音乐志》说西凉乐“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年丰》，舞曲有《于寘佛曲》。”又云：“龟兹者，其歌曲有《善善摩花》，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也都是把作解用的乐曲称为“解曲”的。

从以上叙述可知，人们先是把用甲曲解乙曲的方法叫解，后来，逐渐又把作解的甲曲也叫解。既然如此，那么再后来把乙曲中被解隔开的第一段叫“一解”，第二段叫“二解”，……也就很自然了。换而言之，“解”最初用为动词，然后由动词变成名词，接着又用作量词。为证明所论成立，兹引佐证文献如下。

《乐府诗集》卷二六《相和歌辞》题解中说：

凡诸调歌词，并以一章为一解。《古今乐录》曰：“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解制有多少，犹《诗》《君子阳阳》两解，《南山有台》五解之类也。”

由于“中国”（中原汉族）常在每章之后用解，所以“中国之人”便索性称章为解了。

《乐府题解》云：“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以来，唯传十曲。”

《古今乐录》云：“古有四曲（《四弦曲》），其《张女四弦》、《李延年四弦》、《严卯四弦》三曲阙，《蜀国四弦》节家旧有六解，宋歌有五解，今亦阙。”

《南齐书·乐志》云：“晋《济济舞歌》六解，齐乐所奏，是最后一解。”

那么，什么样的乐曲才用得着解，什么样的乐曲又有资格充当舞曲呢？原来，我国古代的歌曲，是常以急声结束的。《乐苑》中就有这样的话：

凡曲将终，声拍皆促，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

因而，结束部分声拍徐缓的乐曲，习惯上就给人以意尽声不尽的感觉。为使声意皆尽，这种乐曲就用的着解；自然，也只有以急声结尾的乐曲才有资格作解。《太平御览》卷五六八说：“凡乐，以声徐者为本，声急者为解。”成书稍后于《太平广记》的陈旸《乐书》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参照前引《羯鼓录》关于“凡曲有意尽而声不尽者，须以他曲解之”的记载，似乎最早的解曲，是只用曲不用辞的，正如前引杨荫浏先生所说：“又有不需歌唱而只需用乐曲演奏或用乐曲伴奏着进行跳舞的部分，那就是解。”但是，乐府中也有关于伴以吟、唱的“解”的记载——尽管这些现象也许是后来才有的。如上文所引王僧虔在解释“解”时所云“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其中的“声”，就是“羊吾夷伊那何之类”。王僧虔为南北朝时人，可见至迟在那个时候，解已经是经常伴以哼吟无意义的音节而为之的了。不仅如此，乐府诗中除了“义尽声不尽”者之外，也似乎还有相反的情形。

例如，朱乾《乐府正义》就说过：“盖古诗有意尽而辞不尽，或辞尽而声不尽，则合此以足之。”用在这种“意尽而辞不尽”的歌曲后头的“解”自然就不能仅仅只有奏乐或跳舞了，而是必须伴以唱词，使其收到“辞随意尽”的效果。

再如，《乐府诗集》卷二七引《古今乐录》云：“《十五》歌，文帝辞，后解歌瑟调‘西山一何高’‘彭祖称七百’篇。”这里的“西山一何高”、“彭祖称七百”，分别是文帝作《折杨柳行》的第一、第三两段，把它们放在《十五》歌后边歌唱，便是用带辞的歌曲作为解乐。

又，《乐府诗集》卷三〇《长歌行》题解云：

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按古诗云“长歌正激烈”，魏文帝《燕歌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长”，晋傅玄《艳歌行》云“咄来长歌续短歌”。然则歌声有长短，非言寿命也。

这里的“长歌”“短歌”，除了歌声的长短之外，似乎还有旋律激急、徐缓之分。所谓“短歌微吟不能长”，说明短歌只能轻声慢吟，需要他曲解之。所谓“长歌正激烈”，说明长歌歌声疾急，正可用为解曲，因而傅玄诗中才有“咄来长歌续短歌”之谓。关于“长歌”，《乐府诗集》在同一处又云：

《乐府题解》曰：“古辞云：‘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言芳华不久，当努力为乐，无至老大乃悲伤也。”魏改奏文帝所赋曲“西山一何高”言仙道茫茫不可识，如王乔、赤松，皆空言虚词，迂怪难信，当观圣道而已。若陆机“逝乎经天日，悲哉带地川”，则复言人运短促，当乘间长歌，与古文合也。

可见“长歌”也是有辞的，也正因为因为长歌有辞，崔豹从歌词出发，才说是“言人寿命长短”，郭茂倩从乐曲出发，才说是“歌声有长短”的。

此外，李白《白纻辞》中还有这样的诗句：“且吟《白纻》停《渌水》，长袖拂面为君起。”这里的《白纻》放在《渌水》的后头，自然也是做解曲的。关于这一点，换可以找到旁证。《古今乐录》曰：

梁三朝乐第二十，设《巾舞》，并《白纻》，盖《巾舞》以《白纻》四解送也。

“送声”是放在曲末的，《白纻》可以用在他曲之末，自然是它有使其“尽声”“尽辞”的作用。李白诗中明言“且吟”，当然是唱着歌辞去解《渌水》曲的。

二

乐府诗本来都是入乐的。保持在乐府机构中的歌辞抄本，也就是乐工演奏、歌唱的底本。为了工作方便，乐工往往把声、辞杂写，把歌曲本辞及解曲歌辞连写。这样抄写的结果，在乐府音乐失传以后，在后世读者的眼里，便形成声辞不分、本辞解辞杂糅的“不可解晓”的现象。而“拼凑与分割”，便是其中之一。

前文已经说过，乐府有以带辞的歌曲解他曲的情形。另外，乐府向来重声不重辞，以甲曲解乙曲，并不问两曲在意义上有无联系。这样的解曲歌辞，一经乐工抄写，便与被解的本辞连在一起，形成“拼凑”。解曲有采整曲为之者，但也有截取某曲中的一段或数段为之者，这样的截取，自然就是“分割”。还有，被解之曲，其辞往往有数段，若前段用解，乐工便极有可能将解辞抄写在两段之间，这样当然也就形成两段之间的“分割”，以及解曲与本辞之间的“拼凑”。

这里，我们以余先生所举第二种拼合方式“并合两篇联以短章”的《饮马长城窟行》古辞为例，说一说“解”同“拼凑”“分割”的关系。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饭，下言长相忆。

这首诗的前八句和末八句，显然各为一章，前人多有论及。刘大櫆《历朝诗约选》云“疑此诗为拟古二首，一拟《青青河畔草》，一拟《客从远方来》也。”朱乾《乐府正义》云：

古诗十九首皆乐府也，中有《青青河畔草》，又有《客从远方来》，本是两首，唯《孟冬寒气至》一篇下接《客从远方来》，与《饮马长城窟行》章法同。盖古诗有意尽而辞不尽，或辞尽而声不尽，则合此以足之。

检《文选》卷二九《孟冬寒气至》后半篇，正以“客从远方来”起。其前后两半篇正如《饮马长城窟行》的首位两个八句一样，都是互相独立的两首诗。这样互不相干的两首诗连写在一起，其原因朱乾认为是“盖古诗有意尽而辞不尽，或辞尽而声不尽，则合此以足之”。这种组合法，正是我们说的解法。至于《饮马长城窟行》中“枯桑知天风”四句，文意与前后诗句均无涉，自来说法也最纷纭。其实那四句也是解曲歌辞。若如此看来，则《饮马长城窟行》共有两个解，以乐府通例，应标之为“右一曲，曲二解”。

弄清了这一层，我们就可以说，余先生所提出的八种拼合方式，大都是能够用“解”的观念去说明的。兹依余先生的分类顺序分述如下。

（一）本为两辞合成一章。如《长歌行》：

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

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

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

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

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岧岧山上亭，皎皎云间星。

远望使心思，游子恋所生。

驱车出北门，遥观洛阳城。

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

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

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

这篇歌辞“岧岧山上亭”以下与前十句，严羽《沧浪诗话》、左克明《古乐府》与余冠英先生均认为是两首诗。余先生说：“但乐府诗集合为一章，自然因为当初合乐时本是如此。”乐工合乐，把“意义不相接，风格全不同”的两首诗写在一起，大约就是为的以后歌解前歌。

（二）合并两篇联以短章。（已见上述）

（三）一篇之中插入他篇。如《艳歌何尝行》：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利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二解）吾欲衔汝去，口禁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踌躇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玉台新咏》有一首《双白鹄》，与上篇相比，除无“念与君离别”至“亡者会黄泉”八句外，其余各句仅文字有小异。朱嘉徵《乐府广序》以为《玉台新咏》中的那一首是《艳歌何尝行》的“本辞”；丁福保《全汉诗》也说《双白鹄》是“最初入乐之辞”。可见，《艳歌何尝行》是后来入乐的、带有解辞的歌辞，而“念与”以下八句，乃是“本辞”的解辞。

又，余冠英先生说：“《宋书·乐志》在此篇后注明“今日乐相乐”两句的分析是很正确的，但插入的八句，却不是为了延长趋曲。

（四）分割甲辞散入乙辞。如《步出夏门行》：

步出夏门，东登首阳山。嗟哉夷叔，仲尼称贤。君子退让，小人争先。惟斯二子，于今称传。林钟受谢，节改时迁。日月不居，谁得久存？善哉殊复善，弦歌乐情。（一解）商风夕起，悲彼秋蝉。变形易色，随风东西。乃眷西顾，云雾相连。丹霞蔽日，彩虹带天。弱水潺潺，落叶翩翩。孤禽失群，悲鸣其间。善哉殊复善，悲鸣在其间。（二解）朝游清泠，日暮嗟归。（朝游止此为艳）蹙迫日暮，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风雨，树折枝摧。雄来驚雌，雌独愁栖。夜失群侣，悲鸣徘徊。芃芃荆棘，葛生绵绵。感彼风人，惆怅自怜。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之说，嗟哉一言。（蹙迫下为趋）

这篇歌辞中，“丹霞蔽日”至“悲鸣其间”，“月盈则冲”至“嗟哉一言”，是截用魏文帝《丹霞蔽日行》中的诗句。《宋书·乐志》在“日暮嗟归”句下注云“朝游上为艳”，但《乐府诗集》却在同一处注云“朝游止此为艳”。实际上，这个艳应当包括“善哉殊复善至“日暮嗟归”四句，“丹霞蔽日”至“悲鸣其间”为解。又，曲末注曰：“蹙迫下为趋”，疑此趋当只有十四句，“月盈则冲”至“嗟哉一言”为解。

（五）节取他篇加入本篇。如曹植《怨诗》“明月照高楼”共七解，最后一解是：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这一解完全节取古辞《怨歌行》的最后四句，有可能是分割《怨歌行》，以其最后一段作《怨诗》的解辞的。如果我们这个估计不错的话，那么乐府诗中还有许多难以理解的诗篇，就都可以得到说明。比如“梁鼓角横吹曲辞”中的《紫骝马歌辞》，其中“十五从军征”一下显系汉代诗歌，已由历来专家指出。这篇古诗连缀在《紫骝马歌辞》之后，似乎也是用作解辞的。后来，人们经常习惯性的把它们一起使用，遂被当做一个整体，以致标为“右六曲，曲四解”。

（六）联合数篇各有删节。如古辞《鸡鸣》：

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

黄金为君门，碧玉为轩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刘王碧青甓，后出郭门王。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颖颖何煌煌。

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殭。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

余冠英先生分全诗为如上三段，并详细论证了中间一段的来源，但于前后两段，则云：“首尾两段本身显然不像完整的诗，来源也不可知。”我们怀疑这后一段，可能就是截取他诗的一段用作解曲歌辞的，后来被截之诗失传，来源遂不可知。

余先生于此类又举魏文帝的《临高台》：

临高行台高以轩，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黄鹄往且翻。行为臣，当尽忠，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宜居此宫。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欲负之，毛衣摧颓。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此诗冯维讷《诗纪》分为三段，界限在“往且翻”后和“鹄欲南游”前，并认为“此曲三段辞不相属。”而朱乾《乐府正义》又分作两解，以“行为臣”至“宜居此宫”属第一解。可见冯氏所本，乃从意义着眼，故曰“段”；朱氏所本，则照顾解曲，按通例，将解辞连同本辞算作一解。

（七）以甲辞尾声为乙辞起兴。余先生举出《陇西行》作例。其辞前八句为：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

此诗共三十二句。上引八句与后二十四句意义毫不相关，历来多附会成起兴之辞。余先生看出了起兴说之不可靠，却也只说：“姑依旧说以前段为起兴。”陈祚明《采薇堂古诗选》考出此诗前四句与《步出夏门行》古辞后四句相同，说是《步出夏门行》取《陇西行》成语。但是，取这个成语干什么？陈祚明没有说。我们以为乃是取为解辞。另外，余冠英先生说：“至于‘凤凰鸣啾啾’，以下四句，似乎原来也属于《步出夏门行》，可能是传写脱佚，更可能是入乐时所删。”余先生认为《陇西行》取《步出夏门行》，我们不敢苟同。但他说《步出夏门行》中仍应有“凤凰鸣啾啾”四句，却是有道理的。既然如此，那么《步出夏门行》取《陇西行》作解辞的，就不是四句而是八句了。

（八）套语。对此，余先生说：

在乐府诗句里常见“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今日乐相乐，延年寿千霜”，“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或“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愿令皇帝陛下三千万”之类，大同小异，已成套语，随意凑合，无关文义。

这种不问文义，经常放在别的歌辞后边“随意凑合”的部分，大约也是解辞。

自然，用“解”的概念能够说明的拼凑、分割现象，在余先生所列举之外尚多。如《乐府诗集》卷五四《公莫舞》题解引《南齐书·乐志》云：“晋《公莫舞歌》二十章，章无定句。前是第一解，后是第十九、二十解，杂有三句，并不可晓解。”其中所说杂有的三句，可能就是前章之解辞。恕不赘。●

本期插图均为崔颢国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