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岳文

中国古代的治国安邦之术，重视的是文武并用、双管齐下。这反映到文化经典的形成与发展上，则体现为注重文、武两大系统的建构。从文治的要求来看，形成了以儒家“十三经”等经典为中心的文化传承统绪;就武功的建树而言，则构筑起以《武经七书》为代表的兵学发展主脉。

中国古代兵学之盛甲天下，兵书之富也是举世瞩目。据不完全统计，见诸著录的兵书存目约2000部以上，现存者有500部左右，有较大价值的约有50部，其中以《武经七书》最享盛名。

《武经七书》包括哪七种书

北宋元丰三年（1080），神宗皇帝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挑选、汇编兵书，他们从当时流行的三百四十多部兵书中挑选出《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等七部，作为武学经典，并把它们定为武学教科书，称之为《武经七书》。

《武经七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理论名著的汇集，也是第一部官定的军事教科书。它基本包括了北宋以前军事的代表作，是我国冷兵器时代军事思想的结晶，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中的瑰宝。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那么，这七部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一）《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部著作，俗称《孙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孙子兵法》，作者是孙武。这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兵书，其内容博大精深，理论高度概括，逻辑缜密严谨，实践层出不穷。它不但是我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而且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尊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它不仅是历代军事家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必读之书，而且其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避实击虚”等军事格言，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智慧而广为流传，特别是这部书中的一些思想和基本原则已渗透到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谈判等诸多领域。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典兵学的杰出代表，有着非常全面而完整的体系，体现了战争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此书对战争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坚决反对在战争问题上轻举妄动、穷兵黩武，同时也提出要加强备战，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战术思想是全书的精髓，其中最精要之句便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要调动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所调动，要牢牢掌握主动权。此外，书中的军事思想还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强调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是与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外交努力、军事实力、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就是看以上这些条件处于什么状态。此外，孙武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变化着，他强调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使敌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正是因为孙武在这门具体学科中概括和总结出了异常丰富的哲学道理，才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并列的地位。

（二）《吴子》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相传其作者为战国初期政治家、军事家吴起。经研究，一般认为《吴子》的基本思想出自吴起，是由吴起的后学记录、整理和增补，又经过汉人的修订删补，才以今天的面貌流传于世的。

《吴子》全文约五千字，共分六篇，较好地保存了吴起独特的政治、军事思想，总结和研究了当时的战争经验，丰富了古代军事理论，有其不可抹杀的重要价值。其中“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指导思想;“以治为胜”的思想;根据敌情，审时度势，用不同的对策打击敌人的思想;看准时机，猛攻敌人薄弱环节的思想等都便于操作，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三）《司马法》

《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旧题作者为司马穰苴。穰苴，姓田，春秋后期齐国人，因为官至大司马，所以称其为“司马穰苴”。据史书记载，穰苴对春秋以前的古兵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但据后人研究，《司马法》实为一部“混合型”兵书，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其一，古代《司马兵法》，即西周时期供武官学习或遵循的法典性兵学著作，这是它的主体;其二，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的兵学观点以及他对古代《司马兵法》的诠释;其三，战国中期齐威王统治时的稷下大夫们在“追论”古代《司马兵法》之时，根据战国时代新的战争特点加入的一些兵家言论。概括而言，此书孕育于黄帝至殷商，创立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成书于战国中期，具有深厚的历史淀积，集中反映了商周、春秋、战国前期各种军事观念、作战特点与军事制度，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容低估，因此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及兵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从内容来看，《司马法》不同于专门讨论兵略的其他兵书，而是以追述古代军礼或军法为主。书中保存了许多古代用兵、治兵的原则，以及以法制军的思想和大量具体的军法内容，包括军队编制、阵法操练、旌旗鼓铎的使用，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以及爵赏诛罚的各种规定。此外，书中还蕴含有丰富的哲理，很重視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及轻与重的辩证关系，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也非常重视。

还需指出的是，书中所述经国治军思想的核心是礼、仁、信、义、勇、智“六德”，强调“以仁为本”“以礼为固”，这是把儒家思想融会贯通到治军的理论当中。在阐明军事原则时，则注意从众寡、轻重、治乱、进退、难易、固危、强静与微静、小惧与大惧等各种关系分析问题，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四）《尉缭子》

《尉缭子》相传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尉缭所著，共分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等二十四篇，论述了统率军队、整训士卒、健全军法、告诫将领以及安民、胜敌的权术与谋略，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此书的重要性还表现为它既是现存“兵形势家”的唯一著述，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它所倡导的“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念，“明法审令”“举贤用能”的治军思想，“权敌审将”“轻疾机动”的作战指导原则，均在我国兵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五）《六韬》

《六韬》相传为周初太公望姜尚所著，全书以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对话的形式编著而成。后据学者考证，其成书年代大约是在战国末期。

所谓“六韬”，分别是文韬：主要讲国家的治理，强调国富民强和道德教化的重要性。武韬：主要讲对敌作战的策略。龙韬：主要讲军事的指挥与布置。虎韬：主要讲在开阔地带作战中应注意的具体问题。豹韬：主要讲在狭隘地带作战中应采取的具体对策。天韬：主要讲军队的配合以及作战素质的提高等问题。

《六韬》集中体现了战国后期学术思潮融会贯通的趋势，并在当时兵书撰著上打下了深刻烙印。具体而言，首先，它具有军事学术体系的完备性与系统性，所论述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全胜战略，军事战略，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国防建设思想，军事后勤方针等各个方面，从而构筑起一个十分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其次，当时社会政治思潮对《六韬》有广泛的渗透与高度的规范。这包括黄老之学清静无为、执一统众的指导性质，儒家民本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法家、墨家学说不同程度的参与。其三，《六韬》所阐述的许多问题，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启发性，如“文伐”十二法的高明运用、《龙韬·王翼》中早期“司令部”构成的具体设想等。

（六）《三略》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据传是圯上老人黄石公传书于张良。据现代学者考证，此书约成于西汉末年，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

现存的《三略》分为上略、中略和下略三卷。综合观之，这部书体现了封建大一统兵学的特点。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确立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需要为其服务的兵学。《三略》正是适应这一时代需要的产物。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总结“取天下”的经验，更是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则。这一时代文化精神从《三略》自我表述的理论宗旨，如“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差德性，审权变”“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中就有突出的反映。《三略》的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它偏重于阐述政略，这同《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侧重于阐述兵略有着较大差异，而这恰恰是大一统时代精神指导规范兵学建设的客观反映。第二，它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论述君主与将帅、君主与群臣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君主如何驭将统众的重要原则，这同样是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指导规范当时兵学理论建设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略》更像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它的出现和流传，表明军事学政治伦理本位化趋势的加强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七）《李卫公问对》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一部记录唐太宗和李靖关于军事问答的著作。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四十问答，中卷三十三问答，下卷二十五问答，凡九十次问答。

此书的作者李靖，字药师，因功封卫国公，所以称其为李卫公。他精熟兵法，著有多种兵书，只可惜大多都散佚了。

《李卫公问对》一书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对用兵的策略、军队的编制、作战的阵法、将领的选用以及军事教育等问题都有论及。比如在论述奇正相交之术时，李靖认为奇正战术应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临时制变，决不可“徒诵空文”。他通过破突厥、征西域、诸葛亮七擒孟获、晋马隆征讨凉州、霍去病出击匈奴等战例来说明奇正相交的道理，并提出了“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的著名论断。在关于军队训练的问对上，李靖非常注重训练方法。他认为“教得其法，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应该说，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也趋于多元、复杂和缜密，这一点从这部书中就可以窥见。

从这七部书的内容和价值来看，宋代学人对兵学经典的认识与遴选，的确是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的。其眼光之独到，选择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

为什么要编纂《武经七书》

我国古代的兵学文化一直较为繁荣。唐开国以后，崇尚文德武备，所以国力强盛，兵学的地位很高，被尊为武经。儒生习文研武，是集经学与兵学于一身的。因而，文人学者投笔从戎，征战沙场，是极其普遍的事。注释《孙子兵法》的杜牧就说“周孔传文教，萧曹授武经”，反映了儒家文化对经学和兵学的融合。

然而，到了宋代，開始推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消极汲取五代时期武人干政擅权的历史教训，一味考虑不让“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从而将巩固皇权、强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放在首要的位置。凡大将出征，皇上都要面授机宜，颁发阵图，统兵者不可越雷池一步。将领的手脚被捆得严严实实，没有机断指挥的权力;“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现象，正是宋朝军事的真实写照。如此一来，宋朝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就处于被动地位了。

宋仁宗时，武备废弛，此时，西夏日渐强大，经常骚扰边境，宋军屡吃败仗。于是，宋朝统治者决定建立武学，重设武举（此前将唐朝设立的武举废除了），培养守土御边的军事人才。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在武成王庙正式建立武学，任命专门的武学负责人，选拔文武官员中熟悉兵法的人为教授，招收武生100人。随着武学和武举制度的健全和发展，人们开始想到用兵学的理论和兵家的智慧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同时为了适应“武学”教学与训练的需要，于是掀起了传承和弘扬兵学经典之风。宋神宗在元丰三年（1080）下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从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七部兵学著述，就被正式定名为兵家经典著作《武经七书》，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由官方校刊颁行的兵学理论教科书。

要在这么多的传世兵书中遴选出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并以武学经典的身份进入武学基本教材的范围，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对《武经七书》编纂者的学术眼光、兵学素养、文化识见的重大考验。它要求达到四个基本目标：第一，入选的兵书能够系统、完整地反映宋代以前中国兵学发展的总体成就与基本面貌;第二，人选的兵书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重要的代表性，且彼此之间可以起到互为补充、互相发挥的作用;第三，入选的兵书在思想性、学术性、文学性等方面，都要卓尔不群，引领风骚，臻于完美，具有典范意义;第四，入选的兵书无论是篇幅的大小、文字的阅读、表述的方式等，都应该恰当适宜，符合武学教学的需要，便于人们学习与掌握。

从结果看，应该说朱服、何去非等人的确识见不凡、目光如炬，很好地完成了对经典兵书的遴选工作。这七部兵书价值巨大、个性鲜明、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是最佳的入选对象，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兵家文化的杰出代表。

《武经七书》的主要思想

《武经七书》中的每部书都各有特点，它们体现出的思想不仅丰富实用，而且对今天不无借鉴意义。

首先，提出了重战、慎战、善战的思想。书中论述了战争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战争的地位、作用、性质，对战争的态度，战争和政治、经济、外交、民众、自然条件的关系，取胜的因素等。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也”，把战争与“图国”（筹划治理国家）联系起来，看作国家的、正常的大事，而不是简单地指斥为“凶器”“逆德”，也就是说，既不消极避谈军旅之事，也不是“穷兵”“乐兵”而黩武。此外，书中还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等慎战主张。在关于战争的“义”和“不义”这一根本问题上，认为“禁暴救乱曰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这都是具有警示意义的言论。

其次，重视计谋和战争策略，体现以“智”使“力”的“智力观”。《武经七书》反映了古代兵家的战略观念和制定、运用战略的原则，其核心是把运用谋略作为首要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书又是一部战略性的兵书。

第三，主动、机动、应变的用兵作战方法。书中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能夺人而不夺于人”，甚至认为兵法千章万句，其要义就在于此。书中还提出要争取主动权，并论述了奇正、虚实、分合、因情造势等方法，并结合天、地、人的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用兵作战的原则，并论述了古代车、骑、步等兵种的运用和特殊地形的攻守方法。后人提出的兵经百家、用兵百法等，大多都源于此书。

第四，以“将”“法”作为治军之要。书中对将帅的地位、作用、条件、职责等均有较多的论述，有的还设置了专篇，如《吴子》中的《论将》，《尉缭子》中的《将理》，《六韬》中的《论将》《立将》《将威》等。无数的战例表明，将领的素质和气质，往往决定了士兵的作战能力和勇气，因此，选将具有重要的意义。书中就突出了“知兵之将，生命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思想。关于军队制度、律令、法规、军队组织、战斗力等方面的意义和作用，除了理论性论述之外，还有许多具体的阐发，体现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最后，书中有着丰富的古典军事哲学，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兵学中的运用。主要有反对战争中的“天命观”，而强调人事;注重实情，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智”使“力”的“智力观”和“趋利避害”的“利害观”;注意从总体上、多角度地观察战争，并意识到军事领域中矛盾对立的现象及其转化条件。

总之，《武经七书》所体现的思想往往具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和原则，这也是此书至今仍为中外人士所重的原因。

《武经七书》选读

孙子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孙子兵法·计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地形上的死地、生地，战场上的存亡胜败，是不能不慎重分析研究的。所以，要通过以下五个方面来研究，比较分析双方的各种条件，考察双方的实际情况，来预测战争胜负的可能性。一是道义，二是天时，三是地理，四是将帅，五是法规。所谓“道义”，就是使民众和君主的心意相同，这样才可以同生共死，而不惧怕危险。所谓“天时”，就是指阴阳、寒暑、春夏秋冬四季。所谓“地形”，就是指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要平坦、战场的广阔狭窄、是生地还是死地等地理条件。所谓“将帅”，就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对部下仁慈关爱、果断勇敢、军纪严明。所谓“法规”，就是指军队组织的编制、将吏责权的划分、军需物资的掌管和供给。对于这五个方面，身为将领要深刻了解。了解的就能胜利，否则就不能胜利。

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

起对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史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才，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人可以屠城矣。”（《吴子·图国》）

魏武侯问吴起说：“我想知道关于治理军队、了解人民、巩固国家的方法。”

吴起回答说：“古时贤明的国君，一定会严守君臣间的礼节，讲究上下间的法度，使吏民各得其所，按照习俗进行教育，选募能干贤良的人才，以防不测。从前齐桓公招募勇士五万，赖以称霸诸侯;晋文公召集勇士四万作为前锋，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秦穆公设置了冲锋陷阵的部队三万，制服了邻近的敌国。所以，强国的君主，必须了解他的百姓。把有胆量有勇气的人，编为一队;把乐意拼命冲锋陷阵以显示忠勇的人，编为一队;把善于攀高、越险、行动敏捷的人，编为一队;把因罪罢官而想立功报效君主的人，编为一队;把曾经弃城逃跑、擅离职守而想洗刷耻辱的人，编为一队。这五种编队都是军队中的精锐部队。如果有这样的三千人，由内向外出击可以突破敌人的包围，由外向内进攻可以摧毁敌人的城邑。”

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恺。春嵬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司马法·仁本》）

发动战争的原则是：不要违反农时，不可在遇到人民疾疫流行时发动战争，这是为了爱护本国的百姓;不乘对方举丧时发动战争，不乘对方发生灾年时发动战争，这是为了爱护对方的人民;冬夏两季不兴兵作战，这是为了兼爱敌我双方的人民。所以说国家即使强大，如果喜好战争就一定会灭亡;天下即使太平，如果忘记备战也必然会遭遇危险。即使天下已经太平，举国欢庆，春秋两季也要以田猎的方式训练士兵，各诸侯在春季要整顿军队，在秋季要进行实战演习，这都是为了表示不忘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