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梅

我从小出生于福建南安，不过我是在福建闽西的连城县成大的，我记忆中的连城，风景很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很少有高楼，也很少有车子，青山绿水和质朴的小城文化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底，每次想起这座童年居住的小城，就好像有延绵不绝、充满韵律的微风，把那香甜的记忆，吹到我心中的河湾里。当时我父亲刘再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而我母亲陈菲亚在福建的连城一中做中学教师，他们一直无法调动到一起，那时夫妻两地分居的现象很普遍。在连城，奶奶跟我和妈妈一起住，她们把我照顾得很好，培养我爱读书的习惯。我从小就是连城县的小明星，妈妈的同事新华阿姨，教我和我童年的小伙伴郭榕榕弹琴唱歌，我和榕榕四五岁就在县城的大剧院登台演出，还去龙岩巡回演出，为当时县城只有八大样板戏的匮乏的文化生活增加了一点色彩。记得每年暑假，我跟妈妈都会一起坐汽车和火车去北京看爸爸，坐完令人眩晕的盘山汽车，还要换好几趟火车才能到北京，我印象中，每次旅程都要五天五夜才能到达北京。平时在家里，我奶奶、妈妈基本上都讲闽南话，所以我从小就会听、会讲闽南话，我妈妈也常常带我回她的老家福建南安诗山，去看我的外公外婆，让我体验乡下的生活。

我十岁那年，妈妈调动到了北京，在中国科学出版社做编辑，一家终于在北京团聚。在北京我上东总布小学和北京二中，然后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就出国留学，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跟葛浩文教授读硕士，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跟王德威教授读博士，后来就在马里兰大学教了十七年，2012年才转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书。虽然我从南漂到北，又从东漂到西，现在又漂回香港，可是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度，我心目中的家乡，一直都是福建。我奶奶、爸爸、妈妈总是乡音未改，他们讲的闽南话，常常唤起我对家乡的渴望，小时候住过的像鲁迅的“百草园”一样的院子，院子旁的井水，南方四季常有的绿色植物，会偶尔从逝去的时间长流中突然苏醒过来，接纳着我寻寻觅觅的眼光。今年吴子林先生跟我联系，要把我这本书编入闽籍学者丛书，我马上欣然答应，因为我的祖籍就是福建，这种回家乡的感觉真好。

这本集子所收录的文章，展示的也是我在学术道路上的一个“回家”的路径，不过我所说的“回家”，不是回归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是回归文学的本身。1990年我北大毕业，刚到美国开始读硕士，那时的学界正在时兴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西方理论。最开始，我还有一种新鲜感，拼命跟着老师和同学们在课上研读深奥的西方文学理论，言必称“希腊”，张口闭口拉康、福柯、德里达，因为这些理论我在八十年代的北大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希望它们能够拓展我的思维、开阔我的视野。不过，我后来发现，无论是选修英美文学的课，还是选修中国文学的课，课上普遍重视的都是同样的一套西方理论话语，而我最渴望阅读的中外文学作品，反而被放到次要的地位。好在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夏志清老师和王德威老师，他们一直坚持让我们细读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不然我离文学就更远了。到了我博士毕业后，在马里兰大学教书、开始著书立说之时，我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来分析中国文学作品，总觉得有一种很“隔”的感觉，而学界的同行们，由于过于崇拜西方理论，纷纷征引同样的话语和概念，越来越缺乏创意，有雷同和重复的趋势，并且许多学者为了证明西方文学理论的“神圣”和具有普遍性真理，甚至不惜削足适履，细读中国文学作品或电影作品的时候，只要套上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就算完事大吉。对于这种现象，我一直抱着质疑和批判的态度。我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题为“集体‘遗忘症的故事”，针对的就是这一怪现象：

重读《百年孤独》，特别是重读小说中这些关于遗忘症的描写，我差一点叫出声来，因为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和我的同一专业的朋友同事们也发生了一个集体遗忘症，就是忘了自己的角色——文学研究者、文学评论者及文学课教师。大约有二十年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病症在我们的圈子里传染、蔓延，从西方到东方，一个接一个，都发生角色错位，愈来愈远离自己的角色。前不久，我在《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的短文中已点破此事，说我们这些文学专业者，个个都着迷地讲着政治话语、文化话语，满口都是世界版图、话语霸权、后殖民主义等大概念。除此之外，在课堂上、文章中和种种学术讨论会上，也一律都是大概念，无形中，政治话语竟统治了我们的文学领域，我们这些文学人突然变成了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各种主义的载体，并在美其名曰“跨学科研究”的名义下，去研究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传媒学、视觉艺术等等;写书、写文章，选题都是如此。不知不觉中，我们全忘了自己的本色，忘记我们原本是研究文學的。于是，读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文章越来越空，有论无史，有道无味。在大风气中发展至今，我自己的角色也发生了混乱，几乎也要在自己的案头墙上贴上“文学研究者”的标签，才会想起当年进入北大中文系课堂的那个原初的角色，那个读《诗经》、读《楚辞》、读唐诗、读宋词、读莎士比亚、读托尔斯泰的角色，倘若没有那个标签，我可能整天在福柯、德里达、利欧塔、萨依德等理论圈子中转来转去，东奔西突。我并不是完全否定这些人的价值，但整天沉迷其中，毕竟远离文学了。

读《百年孤独》，从遗忘病中惊醒，返回文学，让自己的角色重新归位，就变成人生的课题了。记住这一点，就意味着必须读一部部小说，一部部诗集，一部部文学研究著作，也意味着我将有一个新的艰苦的跋涉的旅程。这绝对不像商品社会中品牌翻新那样有趣，那样立竿见影地取得市场价值，也不像追逐新的理论思潮那样时髦，那么先锋。这样，等待着我的恐怕只有孤独与寂寥了。

现在回去编选自己的文章，我很庆幸自己还记得“回家”的路，毕竟文学一直都是隐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故乡，而且这一故乡古老悠久，包罗万象，丰富多彩，永远跟本源──原始神话的精神紧紧相连，就像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所说的：“任何一首诗均是一次书写神话的行动，致力于创造有关这个世界的神话。将世界建构为神话的过程仍未终结。”文学本身不仅用神话为生活增添梦幻的色彩，而且为在生活中迷失的人们提供一个不断重塑神话的场地，让我们在探寻生命本源的过程中，为每一次语言或形式的创新而欣喜若狂。生活中如果没有伊甸园，文学就给了我们再造一个伊甸园的机会。我现在回头审视自己曾经写过的文章，就如同看到自己在努力地寻找一条回归文学的道路，这条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反学界中的风气和潮流的，不过我自己却越走越感到明亮，而且心中充满了乐趣，因为它是顺应我内心的需求的。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在他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有一句话我一直难以忘怀，主人公乌尔里希回忆起：“人们认为家乡有一种使思索生根并有坚实基础的神秘能力，他怀着一个漫游人的情感在家乡住了下来。”作为一个漫游者，回归文学这一永恒故乡的目的，是为了回归自我，为了再次体验灵魂的震颤，感受有大鹏的翅膀可以飞翔的自由。

我出版过两本英文著作，在此，我挑选了几个章节。当写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革命加戀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女性身体与主题重复》之时，我虽然还是搬用了许多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不过已经有更加重视研究方法的意识了，所以在“重写文学史”的框架下，我以“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的写作为案例，试图探索现代人的内在分裂——个人的情爱与集体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纠缠不清的表现。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文学史的研究者，而对“情爱”的定义，也只是属于个人情感范畴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并不包括世情、亲情等更广泛的“情”，当时我在汉学界，也属于比较早就重视对女性身体和女性情感研究的学者之一。写到《庄子与中国现代文学》，我的思路就更加开阔了，我想勾勒一条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对待庄子的不同态度的线索，因为这条线索其实代表了“个人主义”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起起伏伏的路径和历史，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压力下所展现的形态各异的精神旅程。当然选择庄子作为研究课题，也是因为我自己被庄子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精神所深深吸引。

从美国马里兰大学转到香港科技大学工作后，我的写作兴趣转移到了文学批评，尤其是小说评论。其实做一位文学评论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不仅要有敏锐的文学直觉，而且要阅读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既要鉴别出哪些是上乘的文学作品，也要能够阐释出文学作品内含的深层意义。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一文中，对现代风格的阐释充满质疑：“传统风格的阐释是固执的，但也充满敬意;它在字面意义上建立起另外一层意义。现代风格的阐释却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它在文本‘后面挖掘，以发现作为真实文本的潜文本……”苏珊·桑塔格的这篇文章写于1964年，可是后来她所批评的这种现代阐释学越演越烈，到了二十一世纪，现代阐释学对文学作品的独立性完全失去敬意，只是随意切割，把文学作品拿来证明某一个理论体系的普遍性真理，或者只重视挖掘文本的政治性，成了对真正艺术的一种侵犯和掠夺，发展到最后，文学创作界和文学批评界甚至可以达到互不相干，自说自话，各有各的话语体系。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和西方现当代小说的阅读，就试图逃避这种现象，而努力找寻一条回归文学本身的路。这种找寻“回家”路途的办法，无非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的“普通读者”，不被偏见和教条所腐化，一边阅读一边感悟，让阅读文学和文学批评也变成文学自身的一部分。

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刘再复，因为他总是告诫我要做“文学中人”，而不是“文坛中人”，他让我明白，我对文学的思索，不需要迎合学界的风气，也不需要迎合文坛的时尚，只要追求“文学自性”就可以了。我也要感谢吴子林先生，没有他的热情邀约，就没有这本《寻找文学的“灵山”》。我还要谢谢我的博士生乔敏，帮我做好了一个简明的学术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