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卿

一

外公童第德（1894—1969），字藻孙，号次布，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童村人，韩愈研究专家，曾任中华书局编审，著有《韩愈文选》、《韩集校诠》。《韩愈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出版说明中写道：“选注者童第德同志已于1969年病逝，本书是根据他1962年写定稿排印的。”《韩愈文选》是在外公去世十一年后出版的，外公自然不可能看到他的这本书出版。《韩集校诠》由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同样外公也没有看到他三十年心血凝聚的书稿出版。今年，外公已去世整整五十年了，手捧他的书，心中涌起对他的层层怀念和不舍。

曾外公童树庠育有五子三女，外公排行第二;童第周，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排行第四，我们叫他四公公。曾外公是清末秀才，未中举人。他考虑到八个子女的教育问题，亦想教化村民，遂在家乡办起了私塾，既是家塾，又兼族塾、里塾、义塾。除了教育自家孩子，还接受本族、本村、邻村的农家子弟，对个别家境贫寒的学生还减免学费。

外公年幼时跌断过腿，走路有些瘸;曾外公看他不宜务农，就培养他读书。外公天资过人，记忆力强，三四岁能背很多古诗词，稍大就写得一手好文章。曾外公送他到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念书，沙孟海、陈布雷也曾就读此校。师范毕业后，外公去临近的咸祥球山书院教书。但他不想就此安逸一生，希望继续深造。外公大胆地向他父亲提出，想报考刚刚由京师大学堂改名的北京大学。

曾外公看到外公已能赚钱，原来指望他能帮助家里减轻经济负担，没想到他还要上大学，就与长子童第锦商量;大公公对曾外公说，大弟能读大学是好事，大学毕业后能赚更多钱，地位也不一样，对全家有好处，应该让他去。曾外公觉得有道理，卖掉了奉化松岙的二十亩水稻田，作为外公去北大读书的费用。土地从来就是农民的命根子，曾外公此举，颇有眼光，虽减了田产，但开创了童村人不惜血本、投资子女教育的先列。

外公从小在曾外公的私塾里打下坚实的文科功底，他越过北大预科，直接考入北大文科。当录取报单送到童村时，小山村沸腾起来，大家奔走相告，童秀才的二儿子要上大学啦。大家都为曾外公高兴，毕竟这是童村第一个大学生。至此，童村与中国高等学府建立了通道。几十年后，人们发现，童村走出去的教授源源不断，童村被称为“教授村”。1917年外公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门，在北大期间，他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马一浮等，专攻训诂学。

外公大学毕业后，回到宁波，被一所中学聘为教师，后调到宁波效实中学任国文教师。宁波效实中学是陈布雷的堂哥陈训正等宁波文化名人在1912年创办的。学校教学除了中国历史、语文外，其余各科都用英语课本和英语讲授。1917年起，效实中学与上海复旦、圣约翰、光华等大学签立特约，凡效实毕业生可免试保送入学，当时在浙江省名望很高。外公在效实任教时，四公公童第周以插班生考入效实。虽然考入时成绩倒数第一，但经过几年努力，到高三期末考试，四公公童第周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这对四公公童第周一生影响很大，他曾说：“那件事，使我知道自己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做到的，我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做到。”

陈布雷、俞飞鹏和我外公都曾在宁波效实中学任职。1927年，外公因文才出众，被邀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署任职，后来成了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的机要秘书（相当于少将），这一做就是十几年。俞飞鹏是奉化县城（今宁波奉化区大桥镇奉南）人，蒋介石的同乡嫡系亲信，也是蒋的后勤总管。

1937年，外公随交通部到陪都重庆，住了七年。外公、外婆共养育四子二女。我母亲是老三，长女。那时外婆在宁波，既要管家又要带孩子，她是个坚强能干的女人。外婆不识字，没有工作，全家指望外公的收入来养家。战火纷飞，工资有时到不了家，外婆就带了舅舅开烟纸店，勉强维持生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重庆，在外公的生命中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外公与章士钊相遇相约，章士钊注释柳宗元文章，外公注释韩愈文章，倾心中国古典文学，为两位大家注释传世佳作，两位文化传承人开始了漫长的探索。章士钊幼读私塾，十分勤奋，十三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爱不释手，从此攻读柳文。为了承诺生命中的这个约定，外公从此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致力于韩愈研究。他广泛搜集韩集各种版本，潜心研究历代校笺成果，1968年《韩集校诠》基本定稿。1969年4月，外公在逝世的前一天，还在字斟句酌地修改他的书稿。三十年，一部书稿凝结着外公的毕生心血。君子之约，双方都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上部，于1964年成稿，1971年下部脱稿。时值“文革”，各类已出版的古籍已成“封资修”毒草，难逃焚烧之命，《韩集校诠》和《柳文指要》可谓生不逢时。但章士钊与毛泽东有着长期密切的私人关系，在毛泽东的关照下，《柳文指要》于1971年9月批准出版。而外公的《韩集校诠》依然被冷落着，默默等待着出版的那一天。

二

回过来说说生活中的外公。我与外公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他印象深刻。五十年代初，爸爸、妈妈把我送到外公、外婆家。那时，外公在上海曹家渡邮局工作，有一年发大水，水涨到齐腰深，外公脚不好，是外婆把他背回来的。我看外婆把外公背了回来，还眯眯笑着，像是没有特别吃力。那时，我三舅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小舅在上海中学学习，我不满五岁，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再后来，外公调北京中华书局工作，外婆还在上海的家守着，因为家里还有舅舅，还有孙子、外孙要外婆照顾。

“文革”时，外公为避风头从北京到上海，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外公是宁波人，喜欢吃宁波菜，他对我说，发芽豆煮咸菜，能吃到老就很满意了。每天午睡后，母亲会为外公准备一些点心，比如苔条饼，这是外公最喜欢的点心。苔条饼脆脆的，上面一层绿绿的是细细的苔菜，咸咸脆脆很好吃。母亲给外公准备点心，因当时经济拮据，一般没有我们小孩的份。外公不忍心看我们馋相，总会把他的点心给我们每个人分一些。有时，外公嘱咐我去曹家渡为他买汤圆，一大锅水，上面漂着白白胖胖的汤圆，有豆沙馅的，有鲜肉馅的，我两种都买，外公吃得很高兴，我和弟弟也跟着他享口福。我那时已在上海中学读书，时值“文革”，学校都停课了。我有一本笔记本，抄了外面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外公一般不外出。一天，他对我说：“你抄大字报的笔记本能不能给我看看？”我说：“可以啊。”外公没看几页就问我，为什么开始时字写得很端正，后来怎么改了样子？我说：“学林彪的字。他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写得很漂亮。”没想到外公说：“难看死了，像吊死鬼。”我有点吃惊，外公竟然敢说当时如日中天的林彪的字像“吊死鬼”。细一想，也对，瘦瘦长长，样子可怕，确实像“吊死鬼”。外公是有学问的人，我相信他的话，从此不再模仿林彪字体。后来才知道，外公也是著名书法家，人称“北有孙墨佛，南有童第德”。

外公1969年去世时，我刚下乡不久。在黑龙江农场接到母亲来信，说外公去世了，我很悲伤，一个人躲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掉眼泪。我一直带着外公用过的怀表，还有外公送我的笔，想想外公一生兢兢业业做他的学问，还没看到他的研究成果变成书籍，他就怅然离开人间，真是太遗憾了。

外公去世后的第二年，我从黑龙江农场探亲回上海，母亲已买好去宁波的船票。到上海第二天，母亲就带着我一起去宁波。这是1970年初。到宁波第一天，我们先去了“天一阁”。外公虽在北京中华书局工作，但大量书籍、文物，还留在老家宁波。“文革”中，被抄家抄走的外公七十二只书箱被送到了“天一阁”。这些书籍是外公的宝贝，不仅外公生前念念不忘，家里大人也常常谈论到“七十二”这个重要的数字。进“天一阁”后，有专门工作人员接待，说宁波有四家藏书多的人家，你们家是其中之一。我看见撤空的书箱，散乱在墙角。外公的书箱，其实看着像一个个小柜子，木料倒是上好的。再瞄一瞄墙角，书箱的数字离大人们嘴上念叨的似乎相差甚远，空书箱被弃了，还是书箱有遗失，我不得而知。打量四周，发现这是一间挺大的房间，桌子连着桌子，桌子上铺排着外公的书，很多线装本，还有笔墨、字画，砚台、图章。书整齐地排列着，书脊朝上，很容易看到书名。工作人员对母亲说：“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把书搬到外面晒晒。”当时二十岁的我，高中没毕业就去了黑龙江，不懂线装书，读过的几篇古文也只是课本上的。说实在，常常听大人念叨外公的书，但真正第一次看到外公的三分之一的家产时，我愕然了。书香门第，名不虚传。母亲曾告诉我，外公收入不低，但生活节俭，因外公收入分配原则是，三分之一家用，三分之一买书，三分之一救济别人。过去外公订购的书，常常是一批批送到家里的。我打量着劫后余生的书籍文物，愕然之余还留有几分清醒，走到堆放古典诗词等书籍的桌子这头，看见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就有四套。我顿时眼睛一亮，突然心动，我正在到处托同学买一套《红楼梦》，这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吗？我高兴地问工作人员：“我想要一套《红楼梦》，可以吗？”“不行。”“那我买吧。”“不行。所有东西都不能动。看以后怎么处理。”我悻悻然离开“天一阁”，虽有点失望，但还是庆幸，外公的幸存的宝贝竟然逃过厄运，还在那里实实在在地躺着。当然，也对“天一阁”工作人员尽心保管书籍文物的态度，多了几分感激之情。

三

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出版后，学界认为外公的《韩集校诠》一书，完全可以与章士钊先生的相媲美。

外公去世后，四公公童第周和舅舅们以及父亲都在为外公的书籍出版煞费苦心。特别是四公公童第周，他和外公都住在北京，平时也多有往来，兄弟情深。四公公深知《韩集校诠》是外公一生的心血，也知此书的价值。外公逝世后，他请国学家吴则虞先生审阅、校订《韩集校诠》，并为之寫序。又请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孙女誊抄《韩集校诠》，一式四部，一部赠宁波“天一阁”，一部赠北京图书馆，一部赠四川图书馆，一部准备出版用。抄写需要大量的十行直格毛边纸，当时北京买不到，四公公童第周写信给我父亲，托他在上海采办，买到后邮寄到北京。《韩集校诠》文稿五十五万余字，抄四部二百二十余万字，所用直格毛边纸数量大，于是，父亲分数次邮寄到北京。

四公公童第周于1979年3月30日与世长辞，《韩集校诠》的出版可能又将搁浅。在北京参加四公公童第周追悼会期间，我的舅舅们和我父亲、母亲商量，决定把出版《韩集校诠》作为童第周的遗愿向上面提出。父亲回沪后，立即从四公公童第周平时与我父亲往来的信中，整理出有关要争取《韩集校诠》出版内容的几封信，请当时健在的沙孟海先生过目后，寄给了童第周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一的胡愈之先生。不久，胡老给我父亲回了信说：“请家属直接与中华书局联系。”以后，就由北京的二舅童祖谟与中华书局联系，《韩集校诠》终于在1986年1月得以出版。

中华书局《韩集校诠》出版说明中称外公“童先生博闻强记，治学谨严，工作勤奋”，还说“平生著述除这部《韩集校诠》外，尚有《论衡补正》、《贾子新书校正》（未完稿）和《韩愈文选》，其中《韩愈文选》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中华书局《韩集校诠》出版说明中对外公的著作有一精准客观评价：“以前的训诂学家一般以为唐以后的文字无训诂之必要，本书则根据韩文‘无一字无来历的特点，在前人校释的基础上探求其词语典故的根源及演变。又，前人校勘韩集大抵胪列异同，而本书则有必要的抉择和按断。因此《韩集校诠》对于韩愈诗文的研究及训诂学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此书出版，出版说明最后提及：“童第德先生去世后，其弟童第周先生曾将原稿送请有关专家审阅，吴则虞先生抱病校订，并为写序。此次出版前，我们又请赵仁珪同志在抄本上作了一些必要的复核工作，又承沙孟海先生为本书题签，谨此一并致谢。”

著名文献学家、词学家吴则虞先生在《韩集校诠·序》开篇第一句感慨而言，说外公：“不循一时之誉，不吝毕生之力，孑孑焉，默默焉，卒精其业，得非古之沉冥者乎？”评论《韩集校诠》一书，“博而慎，核而恕，见独而不纤，是读书得其间，著书善用其才者”，“抉原要极，证益确，诂益达，疑似者，得君说无不的被冰坼，怡怿以解”。

沙孟海先生为外公的书最终出版感到非常高兴，还亲笔为此书题了书名。沙老在与给我父亲信中指出：“藻老（童第德）笃学劭行，文章高雅，是吾乡杰出人才，《韩集校诠》既刊行，仰仗蔚老（童第周）大力，好不容易……他的学问，除训诂外，平日对古文辞下过很多功夫，积累篇章亦多。”沙孟海先生还说：“现在我想为他收集遗稿，可以录成一本文集，流传后世。也请你联系家人故旧共同注意证集，或抄录，或复印（最好复印，因抄录或有误字），大家来搞，容易成事。当然我将来准备写一篇序。”沙孟海先生的信由父亲复印，当中华书局赠书给家属时，父亲把信夹在书中，分给我们子女每人一册。外公与沙孟海先生是至交，童村与沙村相距仅两千五百米，童、沙两家近世互为通家。童氏兄弟五人，沙氏兄弟亦五人。童氏五兄弟中，沙孟海先生与我外公行趣略同，特别亲切，沙老称童第德“藻荪工为古文辞，劭学通识，有乾嘉学者风”。沙孟海先生题写的书名《韩集校诠》，还有“沙孟海题”几个小字一并出现在封面上，亦是让外公宽慰的事。

四

宁波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周静书撰写的《童第周传》，2011年出版了胡纪祥的著作《童氏家族》，感谢两位作者提供详尽的资料，为我的家人作传，让我们后人了解更多前辈的故事。

这五十年，沧海桑田，风云起伏，我也因缘际会，远渡重洋，定居异土他邦。无论何时何地，我对外公的思念一直在，乃至每年的清明，因路途遥远，未能返乡到墓前跪拜致敬，确失人伦之礼。但，外公，您的书依然站在我的书架上，依然能看见你慈祥的面容。当年四公公童第周及家人努力地推动了您著作的出版，尽管您没等到著作出版的那一天，但您如愿了，毕竟这一笔一画凝结着您毕生的心血啊。今夜，我一杯绍兴酒，一篇薄文，祭奠您——我的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