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龙余　刘朝华

“衡岳崔巍灵钟秀，三湘七泽多英雄。”在民族危亡、革故鼎新的近现代，湖湘子弟中既有救亡图存、气冲霄汉的铁血英雄，也有则天而行、赓续文脉的南州冠冕。写下这句诗的谭云山及其哲嗣谭中，便是后一种湘贤翘楚。

“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这是1933年谭云山为“中印学会”写下的宗旨，后来成为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宗旨，也是湖南茶陵人谭云山与谭中父子为之奋斗终生的三十六字真言。谭中称，在中印关系的风雨起伏中，正是源自湖南的“霸蛮”精神，让父亲和他能孤悬海外而隐忍谦冲、清节不渝，百折不挠地致力于推进中印友好交流与合作。“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当乡贤超越一族一姓一地，他们展露的是华夏文明的完整基因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笔者所著《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的第十二章，记录谭云山、谭中乔梓开创近现代印度中国学一脉的事迹。谭云山五十余年来为推动中印关系和文化交流发展取得八大功绩：白马投荒，建立中国研究院;爝火藜照，建立印度首个中国图书馆;尽其在我，成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不言之化，组织中印学者交流、学生留学;和衷共济，推动中印政要名流互访;勠力同心，沟通中印民众服务抗战;著书立说，鼓吹东方文明;迎法返印，发愿佛法再兴。谭中子承父业，为中印友好交流铺设了三大通途：经师人师，培育印度“知华”派;美美与共，同创中国研究所;刮摩淬励，为中印大同立心。谭云山、谭中以文明为本源，以融通为手段，坚信中印两国有足够的传统智慧可引领世界进入大同，博采众长而不因循依附西方理论成说，是较早在海外学术界坚持“中国话语”的国际学者。

一、谭云山与印度现代汉学开拓

谭云山被称为中印现代关系史上友谊金桥的一位建造者。他于1927年在新加坡受到泰戈尔邀请，1928年来到印度国际大学，1937年成立中国学院，一直到1983年在菩提迦耶“圆寂”，凡五十余年一直为中印文化交流奔忙。著名学者季羡林说：“云山先生踏着法显、玄奘、义净等古代高僧大德的足迹，从事继承和促進中印两个伟大民族间的传统友谊，可以说是穷毕生之力。”

1.白马投荒，建立中国研究院

印度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现代汉学的开拓，肇始于国际大学。1927年7月，谭云山在新加坡和心仪已久的诗圣泰戈尔相识。泰戈尔慧眼识英才，热情邀请当时不到三十岁的谭云山到国际大学任教。意气风发的湖南才俊谭云山，深感知遇之恩，决心白马投荒，为中印文化交流贡献终身。1928年9月，谭云山结束自己在南洋的大有前途的事业，告别新婚妻子来到印度的圣地尼克坦。谭云山认识到，要在圣地尼克坦站住脚，真正将中印文化交流事业开展起来，必须有一个运作机构和场所。

1934年10月，谭云山携带泰戈尔的书信及建院计划书回国。在谭云山的上下奔走游说下，1935年8月，泰戈尔收到由南京中印学会汇出的三万一千七百一十二卢比七点五安那的建设款。1936年，谭云山回到印度，立即开始建设中国学院大楼。1937年4月14日是印度孟加拉历元旦，中国学院宣告成立。泰戈尔兴奋不已，说：“今天在我真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这是我久已期望的日子。”又说：“今天开幕的这所学院，将成为中印两国日益增长的更广泛的了解的中心与象征。”圣雄甘地不能亲临，他致信泰戈尔祝贺道：“谨祝中国学院为中印新交谊之象征。”致信谭云山说：“你的努力，很有价值，谨祝其成功圆满。”原本答应担任开幕式主席的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因病（实为英兵所阻）没有出席，就委托他的独生女儿英迪拉带来了“一封很感动人的长信”，称这是一次“伟大的典礼”，“其伟大处正在一则唤起悠久的过去的回忆，一则也在其预告将来的同盟以及锻炼出使中印更加接近的新的连锁”。

中国方面对中国学院的成立，也表示了巨大的热忱。大批政要名流、社会贤达来信来电。1937年4月1日，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致电泰戈尔：“闻中国学院开幕，曷胜欣忭。亟愿与阁下合作以阐扬东方文化，致人类于和平幸福，而导世界于康宁协和。”蔡元培、戴季陶、陈大齐同日致电泰戈尔：“太戈尔先生慧鉴：中国学院成立，曷胜欣慰。愿共同努力，发扬东方之学术与文化，以进入人类和平幸福之域，而谋大同世界之实现。谨以至诚祈中印文化合作伟大之成就，并祝先生暨诸同志健康。”

印度大学的中文教育始于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但印度的高等中文教育走上正轨，始于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中国学院既重视学习，又重视研究;既为中国学者提供学习印度文化的条件，又为印度学者提供学习中国文化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学院采取了两大有效措施：一设立“中国文化讲座”和“中国佛学会讲座”，二设立学员甲、乙两种奖学金。

在不长时间内，国际大学成了印度的中国学摇篮，印度各大学的中国学师资几乎都来自国际大学，或者与国际大学有关。谭云山最早的学生只有五名，其中三名是教师，两名是研究人员。著名孟加拉文作家、图书馆馆长慕克吉（P.Makherji）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利用中国教育部设立的奖学金，谭云山组织交换的教授有师觉月（P.C.Bagchi）、蒲罗丹（Pradhana）和巴帕提（P.V.Bapat）。

不少印度学人通过中国学院或得到中国学院帮助，而成就事业者亦不在少数，其中，包括郭克雷（V.V.Gokhale）、慕克吉、苏季子（Sujit Mukherji）等。

通过其他渠道到印度，接受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各种形式帮助的中国学子不胜其数。后来事业有成的就有周达夫、吴晓铃、石素真、常任侠、徐梵澄、金克木、游云山、杨允元、巫白慧、冉云华、李开物、杨瑞林、糜文开等。

中国的印地语教育始于1942年的昆明东方语文专科学校，首任印地语教师辛哈（K.K.Sinha）由谭云山从国际大学选送。1949年，东方语专合并于北京大学东语系。谭云山送来辛哈，开掘出中国的印地语教学源头。

2.和衷共济，沟通中印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和印度都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发生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印度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中国朝野都需要印度特别是印度人民的支持，印度人民也希望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而印英当局则心态复杂，既需要和中国保持同盟关系，又不愿意中国和印度民族力量走得太近。

中、印朝野在那特殊年代的特殊关系，给谭云山在推动组织政要、名流互访、交往中发挥才华的絕佳机会。1939年8月，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应邀访华取得重大成功。他受到中国朝野一百九十三个社会团体的热烈欢迎，接待规格完全是国家元首标准。当时，日机轰炸频繁，尼赫鲁在重庆期间，五次躲进防空洞。但是，正是这次访问，大大增进了他对中国的了解。他说：“中国人的承受压力的能力是令人吃惊的。但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从容镇定和抗战到底的决心。”尼赫鲁的这次成功访华，和谭云山出色的幕后运作是分不开的。1939年8月18日谭云山致重庆各部门的一封电报说：“重庆分送中央党部朱秘书长，并转蒋总裁、戴院长、教育部陈部长，并转孔院长、叶部长钧鉴，印度领袖定于廿日飞华，已代致欢迎。到请款待。谭云山叩。”

1942年2月，蒋介石夫妇访印，是中印关系史上一件大事。真正的目的，是说服印度民族领袖巩固同盟国阵营，同时要求英国尽早还政于印度人民。在谭云山的巧妙安排下，蒋氏夫妇与尼赫鲁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和去加尔各答的火车上，有足够的交流机会。为了和甘地进行沟通，谭云山陪同蒋氏夫妇来到甘地的“三等车厢”办公室，商谈五个多小时。还安排印度首富比尔拉用家庭素筵招待蒋氏夫妇，尼赫鲁作陪。这次访印，从总体上讲，取得了很大成功。1942年6月，甘地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无保留地支持中国抗战。

除了在中印上层人士中做大量牵线、联络工作之外，谭云山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直接向印度普通民众作演讲，宣示中国人民的抗战立场。回到国内，又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民众通报印度人民支持抗战的立场和行动。1942年3月7日，谭云山所写《良心的呼吁》一文，印度几乎所有大报都有发表。文章呼吁印度民众，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世界和平，暂时停止抗英，参加到反抗德日法西斯的运动中来。1943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六周年，印度国大党举行中国日。谭云山应邀出席并作演讲，他说：“我向国际友人、印度朋友保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决不停止抵抗。我们为独立而战，为人类的公道与正义，为种族平等与自由而战。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信用。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中，最重要的是民信。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对国联只会有益，不会有损，对整个世界也是如此！”

国大党发动的支持中国抗日的活动，谭云山积极参加和支持。1938年，国大党选派五名优秀医生援华。谭云山回到国内，对他们给予种种帮助。巴苏医生在1938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要是没有谭云山教授的不断关心与帮助，我们也许就完全脱离潮流了。”谭云山为了便于交际，给每一位医生取了中国名字。他的做法是，在每位医生的姓后面加上一个中华的华，巴苏医生就叫巴苏华。在这五人援华小组中，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斯医生后来成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并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柯棣华，谭云山给他起的中国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奕世流芳。

支持都是互相的。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也给予了极大支持。谭云山是表达和实现这种支持的桥梁。当印度人民遭遇大灾害，中国人民在经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依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1943—1944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死亡数百万人。宋庆龄、戴季陶等发起捐款。情况非常感人，有幼儿园小朋友做出小工艺品，出售后当善款捐出。谭云山将这些善款捐给了加尔各答的印度大菩提协会机构，由他们去拯救饥民。

谭云山长期生活在印度，在印华人所做善举，都会和他联系在一起。1944年5月底，谭云山突然接到甘地的一封电报，说：“我向中国表示美好的祝愿和热爱。”原来，在5月25日，六个中国人去拜访刚出狱的甘地，他们请甘地在以前的合影上签名，并为“哈里真”基金捐了一些钱。甘地为这六个人题赠：“1944年5月25日向中国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世界对中国抱有极大的期望。”甘地的题赠和电报，已经将谭云山当作中国的代表。而事实上，谭云山也确实当得起这个代表。

3.迎法返印，发愿佛法再兴

佛教起源于印度，却于十二世纪后在印度衰微消融。发愿佛法在印度再起，也是谭云山当年投身中印事业的初衷之一。为此，他创下三大功绩。

第一，助力于重建鹿野苑中华佛寺。重建中华佛寺是道阶、德玉等高僧的心愿。在谭云山的努力下，新加坡商人李俊承出资在唐代佛寺原址附近购地兴建。1939年，新寺落成，从缅甸请得巨大玉佛一尊。

第二，迎请收录经文最全的汉文佛典《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入印度。谭云山深知汉文佛典返传印度在中印文化交往中的重要性。基于此点，谭教授请求当时之最高政治当局及教育部，惠捐上海频伽大藏经十部。于收到藏经后，彼即分赠下列各个文化机关：加尔各答大学、巴特那大学、贝纳拉斯印度教大学、安达拉大学、槃达喀东方研究院、文开特什瓦拉东方学院、国际印度文化学院、大菩提社、孟加拉佛教会和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使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在印度复兴是中国大德信众的共同心愿。1940年初，太虚法师率中国佛教团访印时，给谭云山的题诗即表达了这一殷切希望：

中华孔老释三家，次第曾开福慧花;

好译大乘还梵土，菩提树再茁灵芽。

第三，联合十国佛教人士在菩提迦耶筹建世界佛学苑。谭云山最后十六年，为建造菩提迦耶世界佛学苑呕心沥血，劳苦功高。《佛光大辞典》第七卷有条目“谭云山”，对其所做贡献评价颇高。在中印现代佛教交流史和世界现代佛教发展史上，谭云山令人景仰和感叹！

谭云山逝世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写信给谭中说：“他是位伟大学者，是崇高的文化人。泰戈尔师尊和我父亲都敬爱他。他和圣地尼克坦心连心，对增进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之间的了解作了巨大贡献。”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在谭云山诞辰百年纪念文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真正从事继续构建中印友谊金桥的人却不是太多，这样的人必须具备大勇气和大智慧，识见逾越侪辈，目光超出常人。换句话说，就是这样的人绝非常人，绝非等闲之辈。如果用一个譬喻的话，就是我们常用的凤毛麟角。世界上，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的，他就是谭云山先生。”

二、谭中的汉语教学与中印研究

谭中是谭云山的长子和哲嗣。孔子讲孝，重视的是继志。他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庸》）有了谭中，谭云山不但后继有人，而且他的事业被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说谭云山是印度现代汉学的开拓者，将印度现代汉学扶上了马，那么谭中则牵着马，送了非常关键的一程。印度现代汉学能有今天的水平和特色，谭家父子功莫大焉。印度著名外交家梅农（K.P.S.Menon）说：“中印两国应该认为最幸运的是，谭云山的儿子，谭中博士，从尼赫鲁大学中文教授退休后，现在担任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教授顾问，正在把这一可贵的遗产承继下去。”

1.经师人师，培育印度“知华”派

谭中1955年从中国到印度。他在湖南接受了最好的中国学教育，到印度后，又取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谭中说：“记得1957年我刚到印度两载并通过考试得到学士学位而获得能找到教书工作的一线光明后，父亲因公到新德里跑了一趟，带回了一首诗说：生当浊世自艰难，今日情形又别看;利器在怀聊一试，披荆剪棘斩楼兰。”

谭中获得学士学位后，在浦那（Pune）的印度国防学院做中文讲师，后来又到德里教翻译班。1963年，他被辞退。在尼赫鲁总理保护下，谭中因祸得福，从国防学院来到德里大学，以副教授身份当了七年中日系主任，培养了许多学生，做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工作。1978年，他被尼赫鲁大学聘为正教授，担任亚非语文系和东亚语文系主任，直到1994年退休。

谭中在德大、尼大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搭建中国学研究的平台，不但有力地提升了印度当代的中国學研究水平，而且使得印度的中国学在国际中国学研究中独具特色。谭中认为，外国人越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化，对中国的喜爱就越深。因为中国文化是开放的，具有亲和力，外国人对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鲁迅老舍，懂得越多，就必然越喜欢中国。这是一笔最可宝贵的民族财富。文化、文学的滋润，往往如春风化雨，不为人知，其力量也在此。谭中深知诗词的力量，在教学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将中国古代诗词精华选译成英语，在印度出版《中国古典诗词》。

此外，谭中在德里大学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建立自己培养中国专家的机制，办“速成中文班”，让已具有硕士学位的印度学生能够使用中文资料，进而让他们进修副博士或博士学位。二是到历史系、政治系去，为硕士生开设中国课程。

尼赫鲁大学开办于1969年。谭中到了之后，针对新大学的特点，为加强中文专业建设，采取了三条措施：首先，采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汉语教材，以报章杂志和文学作品为补充;其二，向学校争取增加教师名额，十年间从三个名额增加到了十个;其三，成立独立的中文系，开始是成立东亚语文系，后来又将它分成中文系和日文系。尽管此时谭中已退休，但他的这三大措施取得了成效。其中，最大的标志是尼赫鲁大学的中文教学和研究水平后来居上，处于全印度的领先水平。如果说，当年谭云山白马投荒，将印度大学的中文教育纳入正轨，那么谭中则将印度大学的中文教学、研究迅速提升到国际水平，为印度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这些人才，现在已经成了印度中文教育的中坚力量，如尼赫鲁大学的马尼克（Manik Batthacharya）、狄伯杰（B.R.Deepak）、墨普德（Priyadarsi Mukerji）、邵葆丽（Sabaree Mitra），德里大学的谈玉妮（Ravni Thakur）等等。对于印度高校中文教育的发展，谭中有不赏之功。

2.美美与共，同创中国研究所

印度研究中国的人才来源是多元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这种多元局面的形成，既是传统因素的作用，又是当时政治的需要。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印度政府决定在德里大学进行中国研究，目的是为了“知敌”（Know thine enemy），美国的福特基金会给予特别赞助。通过福特基金会将一批学者派到国外深造。谭中先在德里大学佛学系下成立了一个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他就是“有实无名”的中心主任。到1964年，派出进修的学者陆续回来，就正式成立中国学系。国外深造归来学者包括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Giri Deshingkar、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家Mira Sinha Bhattacharjea、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Krishna Prakash Gupta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政治学家Manoranjan Mohanty。在这一阶段，尽管中文教育和中国研究的驱动力来自地缘政治，是为了“知敌”，但是，谭中认为：“印度正宗的‘中国专家没有一个反华健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跟谭中学过中文的Manoranjan Mohanty的倡议下，这些学者和外交部一部分的“中国通”，例如任嘉德（C.V.Ranganathan）和康维诺（Vinod C.Khanna），每周总找一个时间开个碰头会，分享研究心得，这样，以谭中为首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小团队，就自然形成了。1990年左右，康维诺申请到印度外交部的资金，坚持了二十年的非正式的中国研究讨论小组建成为正式的印度中国研究所。这些学者各成其学，却不相依附，除了Krishna Prakash Gupta之外，其他人都成了印度最著名的“中国通”，受到印度历届政府重视。

3.刮摩淬励，为中印大同立心

西方人做研究有一套规矩，久而久之，就成了不准更改的老套。近三百年来，“言必西方”给全世界造成了负面影响。谭中从开始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时，就不肯就范于西方的成规，而是独辟蹊径，进行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谭中认为：“中国和印度都有丰富理论逻辑智慧，应该从中印文明之中找到一种研究中印问题的方法。”他说这不只是语言的问题，也是文明体会上差异的问题。

中印大同是谭云山主张的学术传统。谭中家学渊源，从小耳濡目染，所以，谭中的重要研究工作，几乎都是中国和印度课题的合一与比较，极少有纯粹研究印度和纯粹研究中国的。子继父志，子承父业，这在东方文化中是一种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谭中接受了中国和印度两种文明的淬火，在孝道上显得比谁都坚韧。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会懂得当兰密施发明Chindia这个新词时，谭中所表现出来的喜悦、惊叹甚至狂热。

兰密施的CHINDIA，打开了谭中的思想与干劲的闸门。2007年，他组织国内外二十八位学者写成《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一书。他不但是主编，也是主笔。这本五十五万字的大著，在学术界着实掀起一股CHINDIA的讨論之风。

谭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学术成果，都与“中印”有关。其中，最有影响的有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海神与龙》（Triton and Drugon： Studies o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and Imperialism）、《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India and China： Twenty Centuries of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 and Vibrations（中文版书名为《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参著）、《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和Rise of the Asian Giants： Dragon-Elephant Tango（左学金等《龙象共舞：对中国和印度两个复兴大国的比较研究》的英文改写本）等。

学术与时俱进，学者也必须与时俱进。谭中的中印研究，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

印度人很想知道自己在中国文献中的形象。这是非常自然的。谭中利用丰富的中国资料，对“印度形象”展开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中国文学中的印度形象的历史扫描》和《中国文学中的古代印度》等文章，产生不小的反响。北京大学耿引曾积多年之学，写成《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二册及《中国南亚史科学》。如何将耿引曾的资料、理论和谭中的资料、理论融会贯通，是一件富有意义的学术合作。于是，就有了谭中和耿引曾合著的《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的中文版和英文版。谭中正是这样在与时俱进中紧跟中印学研究的前沿。2010年3月31日，印度总统向他颁发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这是对他这一把学术界的不老宝刀的充分肯定。2010年12月15日，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在新德里授予谭中教授“中印友好贡献奖”，是对他继承父志、坚持中印友好的极大褒扬。2015年11月20日，谭中荣获国际中国研究最高奖项——“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我们的时代需要谭云山精神，需要中印学。谭中则审时度势，将时代需要与家学传承结合起来，将谭云山的精神与事业，在继承中发扬光大，这是当代海外汉学史上令人激赏的佳话。今天，我们讲谭云山精神，自然包括谭中的努力在内，他们父子的功绩在中华海外汉学史上将永远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