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宜学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泰戈爾与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复杂关系，经过百年历史沉淀和过滤，已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经典课题。面对日益丰富的研究成果，着眼于未来研究的健康可持续，建构中国泰戈尔学学科体系成为目前中国和世界泰戈尔研究的自然选择。

百年来的中国泰戈尔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研究者依据第一手报刊资料、回忆录等，不断发掘泰戈尔访华前后的相关资料，使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不断推进、不断接近历史真相。相关研究以泰戈尔与中国交流全程回顾与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为主，侧重于中国知识分子对泰戈尔来华事件的整体解读，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关系的个体研究，点面结合，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中国泰戈尔研究源于对泰戈尔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哲学、教育思想的介绍，但因为特殊时代的现实需要，早期研究侧重于泰戈尔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即使介绍、分析泰戈尔的文学作品，也侧重其作品中的思想和实用价值。

与泰戈尔访华所引发的东西文化之争相关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其中每一个个体本身都是一个复杂的研究主题。目前，对泰戈尔与梁启超、徐志摩、谭云山、陈独秀、瞿秋白、胡适、王统照、冰心等人的关系研究比较多，但对泰戈尔与梁漱溟、辜鸿铭、陈三立、张君劢等的关系研究，仍仅停留在浅层次的史料还原与介绍，尚无多少深入的研究成果。

在世界泰戈尔研究整体框架体系内看，除了印度，中国的泰戈尔研究可以说是最热情、最丰富、最持久的。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泰戈尔研究发展迅速，不断深入和延伸，从文学到教育，从历史到宗教，从诗学到美学，从伦理到绘画，从诗歌到音乐……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得到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创新阐释、反复阐释;泰戈尔与西方作家的关系，如与莎士比亚、叶芝、惠特曼、庞德的关系，也得到了重视。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从泰戈尔到莫言，东西方文化交流走过百年，东方文学在百年世界沧桑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发现、崛起与复兴的复杂过程，代表了二十世纪以来东方文化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不断冲突与融合中逐步走向世界化、国际化的一个周期，中国、印度和东方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世界。研究者普遍认为，系统分析百年来以泰戈尔和莫言为代表的东方文学的世界化之路，不但可以帮助东方文化更全面客观思考东西文化如何互识、互证与互补，而且可以贡献东方智慧，实现世界多元文化间的和平相处，平等发展。而东方文化复兴之日，也将是世界文化和谐之日。

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涉及思想、文化、文学、政治、社会、宗教等各方面，具有含义的多义性、多维性、多层面性。历经百年历史沉淀与过滤，泰戈尔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宝库，已慢慢与中国文化从相识到相知最后相合，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组成因素，在中国的历史沧桑中，在中印文化交流的沧桑中，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冲荡下，泰戈尔始终作为一道跨越喜马拉雅山的亮丽彩虹，是中印两国、东方与西方民心相通的桥梁，并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历史发展到今天，泰戈尔仍具有历久弥新的经典价值，在跨文化视域下建构中国泰戈尔学，将把百年中国泰戈尔研究经典化，并开创新的未来。

泰戈尔的文学思想和诗学观、自然观、人格观、宗教观、世界观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很多中国现代作家，如冰心、郭沫若、徐志摩、王统照、许地山等，就是从翻译泰戈尔作品开始了解文学、学习创作、成为作家的。他们深受泰戈尔泛神论、博爱思想和创作风格与主题方面的影响，视泰戈尔为灵魂引路人和“技术”导师，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泰戈尔作家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泰戈尔不但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作家和中国的文学观念，而且一直在推动着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由中国向世界的转变。细致梳理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泰戈尔因子，实际上也是从一个特定角度研究中国百年文学观念的变革。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泰戈尔积极倡导以友爱、互助、精神联合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观，坚持世界一体、东西文化互补，在日本和西方都引起了“泰戈尔热”和“东方文化热”。泰戈尔的诗集、小说、戏剧被译成多种语言，他也多次奔赴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演讲，传播印度宗教哲学文化，促进西方国家对印度和东方文化的了解，增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泰戈尔的世界主义观立足世界视域，以博爱道义为核心原则，以世界一体、东西联合、道义原则等核心内涵，体现于其文学创作、文化交流和对待民族冲突的态度等方面。泰戈尔坚持文学文化的民族差异性和共通性之间的协调，强调东西文化互补，倡导道义原则下东、西方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与友好合作，至今影响着世界文化交流的发展，也一直是世界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