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刘再复身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是中国学界和文艺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性格组合论》、《论文学的主体性》等论述广受欢迎，俨然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精神指标之一。之后，他去国离乡，成了来往世界各地的漂流者，最终落脚美国。三十年岁月忽焉而过，回首来时之路，刘再复必然有太多不能自已的感怀。他援笔为文，写下一本风格独特的自传——《五史自传》。《五史自传》共五卷，分别题名为《我的写作史》、《我的思想史》、《我的心灵史》、《我的拼搏史》、《我的错误史》。一般习见的自传写作讲求起承转合，一气呵成。刘再复却仿佛将同一段生命故事讲述了五次，其中有重叠矛盾、有穿插互补，更有自我批判，作者的形象因此有了多元呈现——恰恰印证了他当年《性格组合论》的要义。

刘再复抗战中期生于福建南安农家，成长的历程恰恰经历中国天翻地覆的改变。在自传中，他自谓生命中经过三次巨大丧失。他回忆七岁失去父亲，全赖母亲支撑家庭，环境的困窘激励他力争上游。他对文学的热爱其来有自，中学时期“每天每夜都在图书馆，我保证管好图书馆！杂志一本也不会丢！就在那个暑假，我读完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每一部都让我痴迷，让我沉醉，让我发疯”。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加入北京《新建设》杂志编辑工作，从此展开他的文学事业。

从大历史角度看，一个来自闽南的外省农家子凭一己之力北上进京，但北京将带给他刻骨铭心的试炼。“文化大革命”爆发，刘由兴奋到迷惘，他参加批斗单位领导大会，“老是想到鲁迅的‘示众的概念，……心里想不通，手却跟着大家举起来，举上举下，一天举了数十次。那时，我第一次感到心与手的分裂”。他在报栏上看到“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条将被勒死的绳索”，“竟忍不住大哭起来，当街大哭”。当时人群中有一老者上前关切，事后才知道是史学大家范文澜。

在虚无躁动的时代里，刘发现最痛苦的考验却是丧书。当时所有涉及“名、洋、古、封、资、修”的书籍一律被禁。对刘再复而言，“没有书，对我来说，就等于没有水，没有盐，没有生活。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对我的打击还要沉重”。他陷入“无边恐惧”，“生命变质了，怀疑产生了”：“把天底下人类公认的好作家好诗人好作品界定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毒品对吗？这些我从少年时代就阅读、就接受、既教我善良也叫我慈悲的书籍都是大毒草吗？”

“文革”之后，刘再复参与了新时期的国家建设。他1979年入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充满希望，我们不难想象彼时的刘再复如何热望尽一己之力，改变现状，又是如何将自己推向风口浪尖。1985年末他出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一跃而为国家文艺研究界龙头之一。这是“文化热”的时代，东、西时新理论层出不穷，“寻根”、“先锋”运动席卷文坛。刘自己也凭《论文学的主体性》、《性格组合论》等專著，吸引无数青年学子。

1986年，李泽厚教授推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力陈五四运动的两大诉求——“启蒙”与“救亡”——并未尝有平衡发展;李泽厚于是号召重新思考两者的关联。此时，刘再复的思想与李泽厚不谋而合，他们的论述引起巨大回响。

归根结底，刘再复不是纯粹的无神论者。如果李泽厚对中国现世文化频频致意，以“乐感”和“情本体”为依归，刘则宁愿为另一世界的本体保留一席之地：“从科学上说，上帝并不存在……但也可以说上帝是存在的，因为你如果把上帝看成是一种心灵，一种情感，它就存在。”换句话说，相对于李的理性主义和启蒙心态，刘对生命之内或之外的未知，以及不可知——面向，常保好奇心和警醒。他也许没有特定崇拜对象和宗教信仰，但对生命尽头广袤无尽的深渊以及潜藏其中的种种神性与魔性，不愿掉以轻心。

这引领我们到刘再复去国之后一系列的拷问灵魂之作。他指出中国人安于现实，缺少对“罪”的深切认知，更乏“忏悔意识”，而在西方传统里，两者都以超越的信仰为前提。刘再复的批判无疑充满吊诡。他所谓的罪，不指向道德法律的违逆或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的沦落，而更直逼人之为人、与生俱来的坎陷。这一认知带有基督教原罪观念影响，也与海德格尔到存在主义一脉对人被抛掷到世界里、“向死而行”的宿命息息相关。但如他自称，晚明王学的“致良知”论述同样具有深厚启发。

罪与罚之外，他强调忏悔。但忏悔不是承认昨非今是，而是无限的自我质诘和辩论。“忏悔实质上是良知的自我审判”。“假如我设置一个地狱，那我将首先放进我自己”。《五史自传》以《我的错误史》作为最后一部，良有以也。

而演练忏悔最惊心动魄的场域不在教堂或其他，而在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审判长”情节、《红楼梦》顽石忏情还泪架构，都是他心仪的例证。更进一步，忏悔必须以爱为之，亦即悲悯与有情：“主体以忏悔——自我谴责——的方式内在地表明自己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后者是主体以爱——自我献身——的方式承担责任。忏悔和爱是良知活动同一件事情的两面。”以此，刘再复完成他的生命神性。

刘再复的忏悔和爱的宣言浪漫直观，需要更进一步理论支撑。但他预见这一论述必然招致的批判，强调不愿重蹈尼采超人说的覆辙，也要和鲁迅式“一个都不宽恕”分道扬镳。在他所谓的神性思维里，忏悔所强调的自我坎陷，爱所承诺的超越等差不再是一次到位的启示，而是绵延无尽的反复思辨、直下承担的过程。伦理是他的底线，敬畏成为关键词。“我到海外便自觉地正视自我的弱点。我知道，人生下一双眼睛，一只应当用来观世界，一只则是用来观自我。自我极为丰富、复杂，它具有善的无限可能性，也具有恶的无限可能性”。

刘再复强调返回个体、经由忏悔寻求爱与超越的方法，反而显得“谨小慎微”。他的论述当然有不足之处，但他明白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道理，也间接回应了韦伯二十世纪的警语：那些被除魅以后的神鬼还在企图主导人类。而“放逐诸神”后，他更正视主体的有限和无限超越的可能和不可能。在这一意义上，他近年将神性有无的问题转接到他的“心”学，创造“第三空间”。

相对于祖国与海外所代表的第一和第二空间，“第三空间”看似虚无缥缈，却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处。这空间所标榜的独立、自由立刻让我们联想到康德哲学所刻画的自主与自为的空间，一个“无目的性”与“合目的性”相互融洽的境界，一种澄明的理性自我的证成。过去二十年来，刘再复更转向中国传统汲取资源。他从老庄学习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的道理;从佛教禅宗得到随起随扫、不着痕迹的启悟;也从儒家心性之学体会“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修养。

事实上，刘再复的心学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在于他重启我们对中国现代“心”之谱系的省思，也提供当代生命哲学研究一个范例。“心”的复归启于清末，我们都记得鲁迅以恢复“白心”作为改造国民性的最终目的，而他的摩罗诗人以“撄人心”为创作圭臬;但到了1925年的《墓碣文》，“撄人心”的诗人已经成为“自抉其心”的尸人了。新儒家论述传承宋明心性之学，故徐复观有言“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近年鲁迅研究界重燃“竹内好”热，而“竹内鲁迅”的要义正是“回心”。

去国之后他百无寄托，终于悟出：

一个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也可以说，重要的不是身往哪里走，或者说，心往哪个方向走。如果用立命这一概念来表述，那么立命的根本点在于“立心”。早期魯迅有一个思想，说“立国”应先“立人”。借用这一语言逻辑，我们可以说，“立命”应先“立心”。我没有“为天地立心”的妄念，但有“为自己立心”的自觉。

他的结论是“因为有‘立心的觉醒。我才在第二人生中真正赢得了自由”。

刘再复版的心学处处提到感悟和想象力的必要，而“立心”之道在于文学。文与心的交汇是传统中国文学论的重要话题。文学以其想象力和包容性创造第三空间，不仅投射生命宇宙种种面貌，更以其虚构形式拟想禁忌与不堪、理想与妄想。文学是彰显与试探自由尺度的利器，也是自我修养和自我超越的法门。刘再复要求自己告别《水浒传》的凶心、《三国演义》的机心和世故之心，转而追求《西游记》不畏艰难、寻求自由之心和《红楼梦》的慈悲、悲悯之心。推而广之，相对六经皆史的传统，他提倡六经皆“文”——《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六祖坛经》、《金刚经》、“文学圣经”《红楼梦》。

刘再复最为心仪的作家一为曹雪芹，一为高行健。前者居中国古典说部之冠，后者获得当代诺贝尔文学奖荣耀。两人各以毕生精力，营造庞大视野。《红楼梦》极尽虚实幻化之能事，铺展出一则顽石补天的神话，一则悲金悼玉的忏悔录，总结繁华如梦，一切归诸大荒。高行健的《灵山》则在历史废墟间寻寻觅觅，叩问超越之道;《一个人的圣经》更直面信仰陷落之后人与历史和解的可能。

刘再复指出两位作家在极度艰难情况下展开创作，关怀的底线都是文学与悲悯、与自由的关系。刘再复不依循鲁迅的“复仇”论和“无物之阵”，强调文学悲悯的能量。悲悯不是听祥林嫂说故事，因为“苦难”太容易成为煽情奇观;悲悯也不必是替天行道，以致形成以暴易暴的诡圈。只有对生命的复杂性有了敬畏之心，文学的复杂性于焉展开。至于自由，用高行健的话来说：“真正的问题最后也还归于个人的选择……而对自由的选择又首先来自是否觉悟到自由的必要，因此，对自由的认识先于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乃是人的意识对存在的挑战。”

自由与悲悯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刘再复借此发掘“立心”的激进层面：前者强调文学“依自不依他”;后者强调文学对“他者”无所不与的包容。两者并列，其实是辩证关系的开始。理想的文学跨越简单的人格，道德界线，典型论、现实论的公式就此瓦解。文学如此兼容并蓄，繁复纠缠，绝不化繁为简，就是一种彰显自由、表现悲悯的形式。

但刘再复作为文学的捍卫者，常葆真情，永远以善念、以“白心”应物观世。路漫漫兮，上下求索，他以“山顶独立，海底自行”自勉——“也就是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不断给自己发布独立宣言，这也算是我个人的思想秘密”。

诚哉斯言。《五史自传》是一位当代中国文学家的自剖，更是一位世界公民的反思。神游万里，寓目寸心，文学的魅力无他，正如刘再复写下的诗行：“江河流向大海，大海流向哪里？大海流向漂泊者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