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徽州位于新安江畔，辖境为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和婺源（民国时期划归江西）。徽州山路崎岖，陆行不便。唯有新安江黄金水道可畅行无阻，由此至钱塘江再汇入大海。外出经商已经成为徽州人代代传承的风习，以致“服农者十三，服贾者十七”。他们走南闯北，即便是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亦不无徽州经商之人，如胡适所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三国时，吴国雄踞江东，长江流域商业活动已呈繁荣趋势。东晋建都建业（即今南京），中原资财大半随之南迁，经济活动中心由北移南。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刺激着江、浙、皖主要城市的商业活动。早在隋代以前，宣城、毗陵（今常州）、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余杭、东阳等地就已成商贾集中之地。这些地区环绕徽州，商贸活动带动徽州与毗邻地区的物资交流，东晋时的徽州商人就这样乘势而起，萌芽成长。

唐时，徽州土特产资源极为丰富，除竹、木、瓷土和漆外，茶的运销遍布中国，甚至漂洋过海，运抵国外。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里的浮梁就包括祁门西南乡。唐咸通三年（862）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说，徽州“山多而田少”，山区“植茗，高下无遗土”山民“业于茶者七、八”，“给衣食，供赋税，悉恃此”。但凡茶叶上市，“贾客咸集，逾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乡者，摩肩接踵而至”。

徽墨、歙砚，堪称徽州二绝。徽墨首创于唐末奚超父子，南唐后主李煜盛赞徽墨，敕封奚超父子“墨务官”，并赐姓为李。徽州每年须贡龙凤墨千斤。歙砚取材于婺源龙尾山，故名龙尾砚。苏轼有《龙尾砚歌》赞道：“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五代时，绩溪所产的龙须纸，质地洁白光滑，也可谓徽州名产。南唐后主李煜将其收藏于澄心堂书殿，故名“澄心堂纸”。据《砚谱》云，李煜所收藏的徽墨、歙砚和澄心堂纸，“三者为天下之冠”。

南宋高宗赵构建都临安（今杭州），这里虽也是个市镇，可作为京都不免有些狭陋。历代王朝无不追崇皇家气派。赵构初迁临安便大兴土木，筑宫建殿，仅御花园就有四十余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南宋的官吏们跟着效仿，一个个在西子湖畔构楼架阁，以资眺览，制船造舫，纵情游玩。一时间，杭州城里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西子湖畔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建宫筑殿离不了竹木漆原材料，而徽州又盛产这些原材料。徽州人将这些原材料由新安江泛流而下直达杭州，于是便使竹木和漆的运销利市三倍。杭州又为“闽商岭贾”的集结之区，徽州商人把土产售与闽、粤商人，再把闽、粤物产转运内地。稍一周转，富商大贾应运而生，如此暴富暴起，自然刺激更多的徽州人经商。

明成化年间，宪宗朱见深颁令改变盐法，把商人输送米粮等至边塞而给予换取食盐，准其在指定区域贩销的制度，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自由贩卖的制度。重要产盐地区两淮、两浙向为盐商集聚中心，晋、陕商人人地生疏，难以与徽商竞争。徽商由此乘隙而入，改以经营食盐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由此，经营盐业成为徽商的重头戏，五行八作也缘此而蓬勃兴起，墨商、茶商多在外埠开设墨庄、茶庄，书商开设书坊。除此之外，徽商中有的贩卖棉布、丝绸、米谷、纸张、瓷器等，还有的远到辽阳贩卖人参、貂皮，到两广贩卖珠玑、香药等。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扩大到国外，明代嘉靖年间，徽商许栏、汪直不但和日本、暹罗（今泰国）及东南亚有生意往来，他们的商业活动竟远及葡萄牙。

徽商由小本经营暴富后，或数人共营，或一家独营，开设钱庄和典当，获取暴利。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今徽商开当，遍及江北”，在河南者达“二百十三家”。清代所修《歙县志》称：“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徽商有上贾、中贾和小贾之分。百万为上，二三十万为中，余皆属下。盐商资本雄厚，多以千万计，稍次也是数百万。

徽商并非全以贩运为主，也兼营一些生产活动。如郑天锁、朱之沾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染纸厂，运转于苏、浙、鄂、豫、冀、鲁等省;江长公在房村制造曲糵，销售范围由“徐邳以达京师”。他们雇了很多佣工，其生产规模已具有手工工场的形式，融工商活动于一体。

徽州人大多以经商为职业，在商人的比例中大约为十分之七，极盛时甚至超过。明万历年间，徽商汪克在河南所开当铺竟达二百一十三家。徽商的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北至幽燕、辽东，西至滇、黔等，东南至海外，可谓“贾人几遍天下”了。

自明代中后期始，在淮扬经商的徽州人也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开始在这里融资兴业。明代王世贞说：“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他们把资金的十分之九投入于侨寓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淮扬等地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正是建立在这样丰厚的财富基础之上。

仪征是淮南盐运的中枢。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指出：“从这里出口的盐，足够供应所有邻近省份。大汗从这种海盐所收入的税款，数额之巨，简直令人不可相信。”盐业贸易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市镇化的建设，清代前期的仪征“路接竹西（即扬州），津通扬子，鹾客辐辏，估客骈阗，俗尚繁华，由来日矣”。清代袁枚曾有诗夸耀仪征的繁华胜景：“渡过扬州水便清，盐船竿簇晚霞明。江声渐远市声近，小小繁华一郡城。”

徽商的兴盛，纯以两淮食盐的运销为恃。徽商的衰落，尤以淮盐运销办法的改变而改变。清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纲运制即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行票盐法即政府于盐场设局课税，无论任何人，只要缴足盐税即可领票运盐，销售各地。盐政新法改行六年之间，不仅消除了盐商亏欠朝廷的数千万两银票，而且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以千万计。但陶澍改革遭到朝廷内外的反对，因为它直接危及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动摇了徽商淮盐运销的垄断权。

太平天国时，徽州是太平军的活动中心，当然也就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主战场。频仍战事，兵连祸结。徽商深受其扰，先是地主武装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亲自督师祁门，明火执仗，纵兵大掠，徽州府被洗劫一空。清军在徽州烧、杀、掳、掠，使富丽的徽州尸横遍野，庐舍為墟。徽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备受摧残，大伤元气。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经济渗透，使徽商遇到了强劲的敌手。徽商在省外各地经营的钱庄，敌不过外国商人的银行。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价廉物美，方便耐用，也渐次取代徽商手工生产的产品。如布匹、纸张等，连仅此一家的毛笔、徽墨、歙砚等，也几让钢笔挤出了市场。洋商的活跃，洋货的倾销，使徽商不堪一击，当年的风光已成明日黄花，最后无可奈何花落去，只能淡出商业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