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耀红

“言”即诉诸口耳的语言，“文”乃诉诸书面的文字。在具体语境中，“言与文”各具旨趣，口头和书面各有其长。相形之下，口里说出的“言”会比“文”更有温度，因为与说话者的音色、音质、语气、语调、手势、表情、动态等一切场域信息和生命气息连在一起的心情意绪之变亦直观可感，但言的场景与生命都有不可逆性，必然随着语音的消散而消散。文字则不同，它会以符号抽象与存留的方式，让一切语言交流得以突破时空之限制。

今天，我们从《论语》里依然能够读得到孔子的“文”，但还能还原出老头儿带曲阜特色的“言”吗？我们可以从《逍遥游》里读到庄子的“文”，但还能听见他的南方特色的“言”吗？

一种方言的流传，固然需要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代际传承，但如果拥有一种“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寻根意识，则是一种文化自觉力的彰显。一方面，现代社会呼唤语言在交际工具层面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另一方面，勿庸危言，方言所沉淀、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的丰富内涵又在种种“规范”的名义下面临着边缘隐退或断崖式消失的危机。

意识到“危机”的人们，悄然开始了方言的拯救。最近，《益阳日报》高级编辑谢国芳先生推出新著《益阳方言寻根说字》，其文化价值正在于此。

本书摄取益阳方言中的鲜活个案，以说文解字的方式，还原出语言流变的历史脉络，编织了一条“言文沟通、古今互证”的文化纽带。在言说与书写之间，源流追问、是非辨析、古今对照，在谢先生的《益阳方言寻根说字》里全都化作了某个音节、语词或句子上的久久沉吟，化作了豁然贯通的灵光乍现、真相还原后的喜出望外……

在我看来，国芳先生的《益阳方言寻根说字》在文化“寻根”的深度与广度上可谓同步发力。

论其深度，主要表现为对文字音形义的探询往往上溯至《说文》、《广韵》、《康熙字典》等，其语用取例则博采于《红楼梦》、《水浒传》、《山乡巨变》等文学经典之中。在学理上，他充分吸纳了崔振华、徐慧等当代学者在益阳方言研究的成果，又从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的研究》等成果里获得深刻启迪。谢先生富有独创性的研究思路在于，他并不是简单研究方言的音变，而是聚焦于活跃于人们口头的方言语词，既为“言”寻根，又以“文”立言。

论其广度，则表现为本书没有让方言研究囿于封闭的“专业路径”，而是将益阳方言的发展、演进放入千百年来规模浩大的移民史、丰富多彩的民俗史以及独一无二的山水地理中展开。因此，表面看，《益阳方言寻根说字》所讨论的是益阳方言版图，而其格局，则是赣语、吴语乃至中原洛阳方言之间所存在的前世今生的生命关联。因此，在这里，每一个方言词汇既有“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深远，又有“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辽阔。

透过无数听起来熟悉、写起来茫然的方言溯源，《益阳方言寻根说字》与其说带给我们习焉不察的历史真相，不如说在生动的民间经验与古雅的文字经典之间，为我们建立起一种前呼后应的血肉关联。显然，这样一种体验，会无端地激发我们对于文化的庄敬和对于乡土的深情。

作者对一个方言语词的“寻根”，往往会倏然打开一个古意幽深的世界，此间涉及人伦、宗教、风俗与历史，那是一种妙处难与君说的境界。

比如，湖南人普遍说的“跍”，释为“蹲”，见于《康熙字典》;“潽”表达沸腾溢出之意在《说文》里即有，与之相关的滗、湓皆实有其字;搣、搉、揿，这些方言都连着一个古雅的汉字。至于方言词，其内涵则更丰富。如讲“礼信”，讲“仁义”，这是传统道德中的核心;“堂客”用以指代妻子，与中国民间建筑相关;“解手”，或许来自移民被迫迁徙时的押解;“鳌实”，取意于鳌的长寿;“块方”，源于孔子时代一块束脩;“敦都”，早见于《广韵》里“敦”的诠释;“跛羅货”中的“跛”与“罗”，都是脚的病态;以“一炮”表示“十”，可能与湘军对“死”的忌讳有关;因为漫读，人们并不知“没有下文或不了了之”所对应的方言字应是“也矣乎”;“二郎腿”，取法于四川“二郎神”的坐姿;湖南土话里说“不服周”，其实关乎当年楚国与周王朝的国家关系;“蛮攀五经”的“五经”，即与“四书”相并列的典籍;“张三李四”，与元兵杭州屠城的历史并无关联;“不三不四”，则与《易经》八卦连在一起;“四不对六”，又与骈文传统相联系……

语言有其工具性，更有其文化性。然而，多年来，普通话与方言之间所存在的规定性与多样性、工具取向与人文取向之间总存在着一种隐形博弈，人们甚至将其简单地对立为开放与保守、文明与落后、洋气与土气的立场分野。

好在这种偏见与对立正在慢慢消解。今年2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发布《岳麓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号召国际社会、各国、各地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就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

在方言保护的方式上，运用数字技术对方言语音进行采录与存储不失为一种思路。在我看来，谢国芳先生则返璞归真，以一人之力，积七年之功，悄然以“文字”留住方言的根。

这是值得敬重的大情怀。因为，这样的“留”当胜过任何技术性存留，是真正的“把根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