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想

出于都非常喜欢费孝通先生的作品，且都与费先生的作品做过不同形式的对话，我对黄志辉的学术研究有了特殊的关注。去年志辉新著《重温先声：费孝通的政治经济学与类型学》（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简称《重温先声》）出版，拜读后升级了我对费孝通作品的认识，受益良多，格外喜欢。

重温经典，感悟新知。本书正文由七篇论文构成，加上两篇附录，共九篇文章，涵盖了以政治经济学和类型学为主打要点的不同题目。《托尼的乡土中国重建方案与青年费孝通的三次系统回应》这篇文章我反复读了多遍，不断地琢磨文中提出的费孝通同时秉承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和托尼的研究路径，也即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这一费氏范式，引起我很多的思考。本书第一篇《〈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直接针对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入题。而费先生这一方法论取向继承自英国学者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

托尼是费边社思想领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其著作《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出版于1932年，是一本基于两个月的考察以及当时的卜凯（John Lossing Buck，费孝通翻译为“巴克”）、戴乐仁、陈翰笙等学者的实证调查数据，写出的全面诊断中国问题的著作。而费孝通从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一直到《乡土重建》，都是对托尼这本书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

托尼和卜凯是同时代的研究中国农业经济和土地问题的代表人物。而两者在学界受到的待遇的差别“令人愕然”。经济学家们推崇的是卜凯，因为卜凯“组织了大量调查员，用问卷的形式收集了海量的资料。这对于青睐数字模型的经济学研究来说，自然是十分亲近的”。尽管托尼和卜凯的著作都进入了青年费孝通的视野，可是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土地问题时，在问题的设定和解决方向上费孝通选择的是托尼，而非卜凯。

为什么会这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当下的学术研究依然意义重大。根据志辉的研究发现，关键在于卜凯的研究在他自己做出的分类的基础上，对比了中、美土地所有者，得出了中、美两国内的租佃关系大致相当的结论。卜凯的分类忽视了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情境，得出的结论让费孝通难以接受。“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一片茫茫的丛林，过度挥砍丛林中的枝蔓荆棘，之后呈现的结论虽然精巧，但却难与实际情形相符。立志从社会学与人类学角度考察中国的青年费孝通，怎么会弃社会制度与古旧文化于不顾？”而费孝通与托尼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研究中国问题首先要解决文化认识论的问题，不然经济学的效率研究就是伪问题。比如费孝通在《禄村农田》提出的“消遣经济”，禄村人普遍具有“宁愿少得，不愿劳动”的心态，这不同于西方的“一个人越希望享乐、消费，越需要耐苦劳动、生产”的观念。再者，中国土地所有者类型是很复杂的，各种类型的土地所有者的边界并非泾渭分明，比如一个在调查时名义上被定义的自耕农，可能同时租佃了少量土地，也是一名佃农，农忙时节还可能是他人的雇工等。卜凯的方法只把这个人定义为自耕农，显然是过于简单，脱离了实际。脱离实际的卜凯的研究方法论之弊端，促使费孝通最终选择的是托尼，而不是卜凯。

费孝通在自己的田野调查中认识到卜凯分类学过于武断，不符合事实，导致问卷设计出现了诸多漏洞，数据从而也漏洞百出。比如费孝通就卜凯的调查发现：“在这一调查中，按照美国的惯例，村民们被分成地主、半地主、佃农和无地雇农，以及不从事农作的村民这几类。在各个不同省份的研究中都使用了这同一种分类方法，并且假定所获数据具有可比性，然而，遗憾的是，在云南，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集体所有者，比如家族佃农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同那些私人所有者的佃农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本质的差别。但是，由于显然是由那些不了解云南情况的人准备的问卷表中并没有列出的单独的类别，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佃农被划入了同一种类别。当云南佃农的数据同江苏佃农的数据作比较时，出现了一些更不可靠的结论，因为云南的集体所有者的佃农的处境与江苏的向不在地地主租种土地的佃农的处境是完全不能比较的。”

而且这样的问卷设计问题并不是孤例。不仅卜凯的问卷设计有问题，而且费孝通还发现，数据收集人都是“不能胜任”的外行。因此，不忘连带着托尼，费孝通对卜凯的数据带着嘲讽的口吻这样说：“看看在何种程度上以这种未经训练的人按孤立的方式收集的数据资料能够被其他专家甚或像托尼教授这样的高级学者值得信赖的使用，將是十分有趣的。”

我对搜集数据有一定的经历和感受，很能理解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嘲讽。记得我在做硕士论文搜集资料的时候，正赶上人口普查。我调研的那个村庄再熟悉不过了，我把调查问卷数据全部与事实核对，发现很多的错误，包括年龄错误、姓名错误、关系错误等，让人不能忍受的搞笑的是有的母子关系竟然填写成夫妻关系，三十岁的人写成八十岁。即使问卷设计没问题，未经良好训练的不合格不严谨的调查员搜集的数据能多大程度上可靠确实是个问题。因此，我对费先生一直对调查数据的质疑态度很能理解。费先生到耄耋之年依然对问卷调查数据心怀警惕，云南调研发现的卜凯数据的问题不能不说对费先生学术方法取向影响深远。

正如黄志辉指出的，虽然托尼也使用了卜凯的数据，但是“使用的前提是他对中国文化复杂性的认识，将那些纯粹的农业经济统计学数据，紧紧嵌入对社会文化的判断之中。在托尼那里，关于土地的政治经济学，与土地之上的社会人类学发生了重要的交汇”。同样，志辉也指出托尼对卜凯委婉的批评：“如果不了解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仅仅把农民划分成自耕农和佃农，有时候非但不能揭示出事实，反而会掩盖真相。”这种“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人类学”的交汇构成了志辉概括的“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可以避免卜凯的调查弊端，也就是忽视了所调查地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

费孝通选择了托尼，正如本书所指出的：“与托尼一样，费孝通在进入土地研究的‘丛林之前，谨慎、立体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并将总体性的判断带入了丛林之中。因为一旦进入丛林，就容易忘记林中所见的风景只是一个局部。在阅读了托尼的中国研究著作之后，《江村经济》的书写脉络明显同时交织着托尼的箴言和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教诲，并持续贯穿在青年费孝通的文字之中。”

模型经济学或者模型社会学以及其他那些越来越崇拜数据模型的有关学科，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数据的崇拜越发高涨。潘绥铭教授对此提出问题：生活是如何被篡改為数据的？同时他指出，在量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四种情况：剪裁现实生活、忽视社会情境、抹杀主体建构、取消生活意义。民族志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些“裁剪”、“忽视”、“抹杀”、“取消”。当然模型数据方法的弊端并不意味着数据不可用，而是要提醒数据搜集者和使用者一定要保持质疑批判和警惕的态度。

作为对托尼的观点的系统回应，费孝通先生的几本早期经典民族志，包括《江村经济》、《禄村农田》，被志辉称为“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费先生的经济实践则被称之为文化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实践。费先生的这种学术方法论则被称为“文化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角”。这既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也不同于卜凯的只看经济效率不顾文化习俗和社会制度的经济学视角。正如志辉所指出的，尽管费孝通研究的对象是土地与地租、劳力与收入、资本与工资以及转型时代的商品流动等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象，但因为有了文化价值论视角的加入，而且以中国文明的内在视野作为前提，这使费孝通先生的作品不同于卜凯的政治经济学。这也在提醒读者和当下的学者，不要脱离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语境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因为在文化价值观上，世界资本体系提供一套价值观，不同于地方的或者中国文明内在的知识体系提供的则是另外一套价值观。

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正如本书所说：“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庸俗的权力学说和简单的平等召唤，它的价值论立场和对劳动力、商品、土地以及资本的分析性关照，可以与民族志对‘人与‘物的深描结合，并且对各个区域中出现的民族政策实践、资本运作以及社会关系提出批判与反思。此外，民族志的文化视野可以矫正普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在地方与国家、地方与全球之间寻求一条适合的文化自觉道路。”这正是费先生的早期民族志作品为我们展示的一条值得关注和学习的学术方法论取向。这一发现和判断对麻国庆先生提出的总体性“费孝通问题”研究具有基础性和指向性的价值和意义，值得青年后学汲取这一方法论的精髓，并应用到自己的民族志的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即双重视角的融合而非割裂。

“如果否认《江村经济》、《禄村农田》自带的政治经济学脉络，很可能因此错过开辟新的方法论。”这是志辉着力开掘这两本书的政治经济学线索的动力。《重温先声》这本书让我们没有错过“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新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