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曦

许地山的作品剧情奇诡，想象特别，甚至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豪迈。每次读《枯杨生花》时，我都被那个感情强烈、性格强硬的老寡妇所感染，她离开家乡寻觅早年爱人、展开黄昏恋的勇气在现代文学中都算是非常先锋的;同理，每次读《商人妇》时，那个弃妇形象也让我耳目一新，她不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受害者，坦然接受自己所生的“黄黑混血儿”，从一个中国人变成了一个印度人，这在当时崇尚白种全能的中国学界也是破天荒的。许地山在许多方面都是“五四”精神的传承者——自由、独立、叛逆。然而，许地山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摩登“五四”作家，他的作品又是十足“传统”的，他总是说“革命便是要为民族制造一个新而前进的文化，你也得做得合理一点，经济一点”。

将许地山人生观体现最明显的，莫过于其笔下的“爱情”。许地山曾经略带憨气地宣告世界：“我自信我是有情人，虽不能知道爱情底神秘，却愿多多地描写爱情生活。我立愿尽此生，能写一篇爱情生活，便写一篇，能写十篇，便写十篇。能写百、千、亿、万篇，便写百、千、亿、万篇。”他笔下的爱情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轰轰烈烈、策马奔腾的“五四”式爱情，也缺乏荡气回肠、一波三折的狗血桥段，他勾勒的爱情总是淡淡的、无声的。他的男、女主人公几乎没有过多的对话，更别说甜言蜜语，他们常常无言相望，让情谊在无声中传播。但是他描摹的爱情是如此真挚、纯粹，甚至因过分认真显得笨拙和保守。正如他自己所言：“男女相待遇本如大人和小孩一样。若是男人爱他的女人，他对于她的态度、语言、动作，都有父亲对女儿的倾向;反过来说，女人对于她所爱的男子也具足母亲对儿子底倾向。若两方都是爱者，他们同时就是被爱者，那是说他们都自视为小孩子，故彼此间能吐露出真性情来。小孩们很愿替他们底好朋友担忧、受苦、用力;有情的男女也是如此。”许地山对爱情的理解另辟蹊径，有天真烂漫的一面，但同时也有极为深沉的一面。翻阅一本被誉为“妻子文学”的散文集《空山灵雨》时，会感慨他在妻子面前是如此的娇憨和孩子气。他既有痴笑着和妻子说“我们最愉快底时候岂不是在接吻后，彼此底凝视”的时刻，也有一本正经与妻子辩论化妆和不化妆区别的时刻，还有因为妻子生气而着急地将“点点泪滴在窗棂上”的时刻。这正像许地山的外表，诙谐可爱，灵动稚气。许地山的好朋友老舍回忆他时总说：“和许地山在一起是不会没乐子的。他有说不完的有趣故事来逗乐你。”许地山的孩子回忆父亲时也写道，许地山极爱孩子，总跟着孩子躲猫猫、捉迷藏，是个孩子王。

《黄昏后》是一部被周作人誉为许地山作品中最佳的小说，达到了“人的文学”的高峰。小说从男主人公关怀的两个孩子切入，讲述了两个孩子上山摘花的故事。两个孩子天真烂漫，姐姐吟诗，妹妹想象叶子为各式新奇古怪的模样，两人斗嘴打闹，十分有童趣。但是两人在下山回家聊天时，我们才知道，原来两人的母亲早已过世，家中仅剩老父亲一人。家庭生活仍然充满诗意，父亲在母亲墓前为其弹琴歌唱，回家后便与两个小儿其乐融融。关怀的爱情观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因为爱情并不仅仅是两人之间的事情，它是绵延的，是传递至孩子身上的，所以抚养孩子是对爱情的延续。正如许地山在《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中所说：“我很少见中国文人描写夫妇时不带着‘父母的的色彩，很少见单独描写夫妇而描写得很自然的。这并不是我们不愿描写，是我们不惯描写广延性的文字的缘故。”这种老派的爱情观让关怀得以坚强度日。但同时他又是先锋的，女儿问他为何不再娶妻时，他说“一妻不可侍二夫，难道一夫就能侍两妻吗？既然爱情是相似的，就该对男女一视同仁”，其大胆和固执又超多少现代的爱情至上者。

《黄昏后》并不只是一篇关乎爱情、亲情的小说，我们可以时时看到时代的阴影埋藏在柔情似水的故事叙述中。写作这篇小说时，许地山刚刚丧妻不久。许地山本为台湾官宦之家中衣食无忧的子弟，甲午战争的爆发让他的命运发生改变，从此背井离乡，寄人篱下。故土沦陷，小妹离世，许地山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十九岁读完私塾，二十岁许地山便前往缅甸教书养家，二十七岁得教会资助才得以北上参加考试，前往燕京大学求学。等在燕大谋上教职时，許地山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当他想要接妻子来京享受久违的欢愉时，妻子却在路途中忽患重病，撒手人间。许地山那句“丧妻的悲哀是人间最神圣的悲哀”写的正是他自己。他的痛苦如此强烈，乃至他这样一个认真严肃的人违背佛法教义，改写佛诗，恳求佛祖违背轮回让妻子回到他的身边，渴求让妻子化为男身，他转为女儿身。许地山痛心地写道：“我来生、生生，定为你妻，做你的殷勤‘本二，直服事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将许地山对中国式情感的理解表达得淋漓尽致，它被夏志清誉为“被忽略的经典”。这篇文章本是许地山读罢顾毓琇小说《芝兰与茉莉》后的读后感，却牵连出了许地山自己家族的一段陈年旧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现代版的《孔雀东南飞》。因为女主在守孝期间没有及时祭祀，在闺房与丈夫打闹时被家族长姐撞见，从而被大姐呵斥。而不知轻重的丫头见小姐被呵斥，竟跑回娘家搬来了救兵，结果演变成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男主的母亲早逝，大姐在家族里担任起母亲的职责。她一怒之下，将女主以七出之名逐出了家门。男、女主的爱情被拆散，女主最后死去，男主郁郁寡欢，依照女主的遗言迎娶了丫头。这丫头便是许地山的祖母。而她们家的子孙也都尊称祖父第一个妻子为吃斋祖母。这部小说最为动人之处莫过于叙事者常常深入男主内心，剖析出他心情之深。叙述者说：“他爱大姐，也爱妻子，这让他犯了难。他并非没有反抗礼教的勇气，但是他并没有得到违背礼教的启示。”叙事者感慨道，我们的民族就是爱亲的民族啊。叙事者正是一个典型在时代交错时左右徘徊和思索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当然知道传统礼教已经成为扼杀人们情感、造就人间悲剧的镣铐，另一方面对于传统中的温情和思亲，他又是如此的珍重。这无疑造就了其小说里悲哀的情绪。

许地山自己是一个浸淫在古典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的性格、他的人生观、爱情观、家国观都极为传统。他感慨道，九岁时读《檀弓》时读到”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一段，伏案大哭，以后每读到“东西南北”四个字时还常常让他伤怀。如果说早期许地山主要讲述的是自我的困惑，那么在后期作品中他的视野更为广阔，他站在更高的角度观察和思索着中华文化的未来。1935年，许地山四十一岁，前往香港任教。

《武训》是一部英语写作的中国故事作品。这部作品经过多次国际漫游，最终发表在新加坡《自由国报》上，供西方的高级知识分子阅读。武训在许地山笔下，是一个与甘地、泰戈尔相提并论的中国圣人。把武训标榜为中国圣人是需要魄力的，虽然当时不少人肯定了武训的价值，如陶行知。但是他们多是从教育的角度肯定武训对民间教育的贡献。只有许地山从宗教的高度肯定了武训身上的品质。这份深情在这段类似“太史公曰”的总结体现得更为明显，“武训是一个理想的中国人”。武训那些略显粗俗简朴的民间歌谣也被许地山珍重地记录下来。在许地山看来，这些朴素的民间歌谣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创作中许地山剥离了武训身上的迷信忠君思想，将现代个体的独立意识融合在武训的性格中，让他成为一个更为现代的中国人。

每次读到《西施》中的“托福晒咯”时我都不禁感慨许地山对粤语口语的把握已经炉火纯青。虽然西施在中国知识分子笔下十分常见，但是用方言刻画的“粤语西施”却是首次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许地山笔下的西施大胆、亲切，勇敢地诉说自己的观念。——这亲切不只是性格上的亲切，更是指语言上的口语、地方化对香港市民的友好。通过这部作品，香港市民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华文化与粤语结合的魅力。许地山曾说道：“我不是个诗人，我是一个歌者。”这不仅是一种谦辞，而且可能确实写出了他写作的特点。许地山的作品结构松散，语言没有经过精雕细琢，但胜在情感真挚而流畅，可谓是从内心深处唱出的歌。

1941年，许地山逝世，停下了手中的笔。他的那些尝试和努力留在历史的尘埃中，久久没有得到人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