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菁

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从先秦一直流传至今，其中《蒹葭》、《关雎》、《采薇》等诗篇更是作为名篇和经典在民间被广为传颂。统治者的权威使诗篇自上而下传播，民众对生活的反映在诗篇中的反映，后世思想家对诗篇中前人思想的认可，都是《诗经》保存并被广为传播的重要因素。这种传播现象，与传播的手法技巧、普遍规律、作用方式、传播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诗经;传播写作技巧;传播规律;艺术手法;创作主体

前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篇的内容最早可上至西周初年，最迟的为春秋中期。

传播，是指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之间，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径所进行的、有目的的信息传递活动;传播规律，是传播主体通过传递内容满足收受主体需求的内在关系与客观法则。

按传统观点，《诗经》中大量诗篇来自民间，也就是说，在成书前五百年前，《诗经》中许多内容已经在民间形成传播并广为人知晓;按朱东润先生的观点，《诗经》中“国风”的部分来自贵族，即统治阶级，诗篇可能作为上层建筑式的压力传播至民间。

《诗经》不管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形成了一定量的传播，这种传播既与《诗经》本身创作特色有关，又与传播主客体对信息的传播接收规律有关，即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其与传播学传播规律的关系。

2.1《诗经》艺术手法与传播技巧

以我们熟悉的《关雎》为例：“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中反复书写“参差荇菜+动作”、“窈窕淑女+动作”。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中大量运用双声叠韵词语。

通过反复咏唱，以较高强度的重复率，使受众被动形成记忆。从传播技巧功能看：重复产生刺激、重复形成条件反射、多次重复形成习惯。像一条热点新闻信息，从陌生到熟悉，直到在脑中形成深度记忆。重复中，听到诗歌的人容易记住《关雎》中的大体内容，又可能向其他人提起，从而推动二次传播。

而《诗经》中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手法——“赋比兴”手法，也与现代传播技巧有关。

赋：“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以彼物比此物”;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赋”同新闻传播写作中“直述式”相似，直接地描写场景画面、自由地表达直接的情感和思考，如《国风·邶风·击鼓》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直接表述对家中妻子的思念。“赋”的写法，平铺直叙，直观地把内容信息传达给民众。

“兴”同新闻传播写作中“材料或事实的组合方式”相似，通过背景材料的描写、他人话语观点的引用、通过其他物象事件的描绘，让人对接下来要报道的内容、主题有更清晰的认识。《国风·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通过描写娇艳的桃花，以写年轻娇俏的未嫁女子。先言他物，或者使篇章内容朗朗上口，或者使受众提前了解创作者意图，在形象的画面中容易引起共鸣。

2.2《诗经》创作主体与传播规律

从《诗经》出自民间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它的创作内容，其描写婚恋、农事、战争的诗篇，都是民众心声的反映。

《豳风·七月》中，“二之月栗烈，无衣无褐”、“取彼狐狸，为公子裘”、“我既稼同，上入执宫功”，劳作辛苦表现了当时被剥削农民的生活，贴近他们生活的诗篇，会受到民众的特别关注，并传诵。

这里，民众是作为传播主体和收受主体共同存在的，他们自己创作诗篇，自己进行传播，是一种主动自觉的行为。卡兹等人“将大众传播媒介视为个人用以联系（或不联系）他人的工具”大众传播理论看，民众下意识对农事战役诗歌的传诵主要是一种“情感的需要”和“社会整合的需要”，即“感同身受的情绪体验”和“加强与家人朋友的接触”。

根据朱东润先生的《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雅颂之诗，自少数篇什作用有别外，其余多为朝廷郊庙乐歌之词”来看，《诗经·国风》中的篇目多不出于民间，而是当时的贵族所作。

《关雎》中“君子”、“淑女”，民间是不使用的;“钟鼓”，是贵族使用的礼乐之器。被现代人看做爱情诗的《蒹葭》，在生产力低下的先秦时代，如何劳作生存才是普通民众忧虑的，人民是很难把爱情看做生活的主题并为之创作。

所以，若这些诗歌为贵族、统治阶级所作，并在后世作为经典，其传播的理论就同前一种不同了。因为此时的传播主体和收受主体已经不同，民众是作为受众接受统治者的思想影响的。

《诗经》成书以前，诗篇是作为口语的形式表达的。对于统治者而言，将政治、宗教和文化讯息融入其中诗歌能够维持文化认同感，从而维护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起社会整合的作用。

由于统治者的推广，《诗经》自贵族向下，作为上层社会的文化成果，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这与传播规律中传播力度的影响因素有关，这种“认同”来自于凝聚力和一致性集体压力。和现代心里凝聚力不同，在先秦社会，生产力低下，需要劳动力上的凝聚，“一致性集体压力”也与传播规律中的人际传播有关。信息传播不止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而是更重视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古人很可能和我们一样，以共同的信息内容，成为彼此交谈的共同话题，逐渐建立彼此的社交关系。

此外，《诗经》中许多描写爱情的诗篇，女子爱恋男子占大多数，如《氓》、《子衿》，这或许是统治阶级为了强调尊卑之序刻意为之;另外，还有一些描写战争和政治的诗篇，以正面的描写，表现了社会对“亲民贤德”统治者的需要，如《载驰》、《大叔于田》。

结语

同现代系统的理论相比，先秦人不具备高度抽象的理论思维和传播学意识，但从《诗经》中可以看出，各篇作者仍然无意识地运用了许多传播写作技巧以及传播规律这些无意识的创作，一定意义上推动了诗经的传播与流传，使之成为经典。具体技巧的运用是我们提炼传播规律的基础，如“赋比兴”的手法，成为现代写作的典范之一。

对于《诗经》，我们不仅要探求其文字表述内的内容含义，含义内的社会背景，背景下的主题思想，对于其中创作传播手法也应有所重视。

参考文献：

[1]余冠英.诗经选译（增补本）[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3]许静.传播学概论（第2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4]王春泉.现代新闻写作[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