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宇

人类学界的经典著作《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由马尔库斯和费彻儿合著，马尔库斯在这本书中详细阐述人文学科所面临的表述危机与人类学权威所遭受的质疑，并在书中提出了解决这种困境的途径。书中提到人类学所面临的表述危机是人类学者本身依赖于依赖于描述和半文学性的表达方式来描写文化，他们的研究往往因此歪曲了非西方民族的社会现实。人类学所遭遇的权威的质疑即人类学作为一种文化批评工具的形象问题。马尔库斯对人类学的权威性表示了担忧，人类学发展过程与其后现代的文化批评对其人类学学科权威的塑造过程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人类学的真实性遭到了质疑。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类学自出现以来对异乡和部落社会原初的执念，本文将简单梳理人类学其权威的构建过程。

一、文化描述阶段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田野民族志写作的典范，首次将田野调查与撰写民族志完美的结合，“它将先前主要由业余学者或其他人员在非西方社会中进行的资料搜集活动以及由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专业人类学者在摇椅上进行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成一个整体化的学术与职业实践。”^[1]随后人类学领域涌现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民族志作品，人类学家通过对异文化的感受、记录、描述，向人们展示遥远的异乡。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人类学是发现、接触、了解“他者”的唯一途径，发现与交流途径的唯一性使人类学家处于异乡的垄断地位，拥有了对非西方社会绝对的描述的权力，他们的文字描述承载着真理。因此，这时的人类学家能够也往往扮演者全知全能的救世主角色，控制阐释“他者”，“他者”没有表达的力量与权力，他们是西方的研究对象，需要西方世界的控制和人类学家的拯救。

二、文化分析阶段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各地联系益发紧密，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更加频繁，人类学家不再是西方世界与异乡的勾连的唯一中介。同时人类学所需承担的责任也发生了转变，人类学不再仅仅是描述异乡，而转向深入研究“他者”的文化，并更进一步去解释异文化。他们为何如此，有何缘由以及他者如何理解世界。于是出现了“理解他人的理解”的解释人类学，他认为把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当成可以阅读，分析，理解的文本，并追求书写的深描，探究他者自我的想法。当人学家的绝对权威被打破，他者具有了主体性，民族志便不再是承载着真理，而是对真理的追求，人类学家化身为“文化诠释者”，努力理解去“他者”，解释“他者”。解释人类学文本的权威来自于竭力将自己抽离环境，尽量不带主观色彩的描述，以及追求客观地表达“被观察者”的集体意识。战后的历史环境催生了对人类学本身方法论的批评性反思。同時，历时性研究的扩展，引发了对主流功能主义范式的批评。许多人类学家开始质疑对那些所谓“封闭”和“自主”社群的研究的有效性。

三、文化反思阶段

1967年，马林诺夫斯基《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出版引发了人类学界的争论，该书“具有隐私和自我精神分析性质，对受过走着在他的其他论文中开创的田野工作方法训练的人类学者而言，充满披露性并令人醒悟。”^[1]同时，一系列田野工作反思作品开始出现。由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文化批评的狂潮，人们开始反思对于“他者”描述背后的话语问题，萨义德的《东方学》指出“作为被描述的对象，非西方人的心声和愿望通常是被置于由西方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所统治的世界中来看待的。这样一来，修辞学的手法不仅成为西方人统治的一个范例，而且成为加强西方人对非西方人的统治和支配的手段。”^[1]萨义德的反思提出了西方的话语权掌控，但是他仍是站在美国学者这样一个西方人的制高点进行的反思，在《东方学》中的东方依旧没有话语权，他们依然是被描述的东方。萨义德以大量描述东方的文本材料来进行反思，却依然没有跳出“东方学”的思维框架。

马尔库斯通过对人类学民族志著作中修辞表达的研究，认为即使最好的民族志文本---严肃、真实的虚构---也是真理的体系或组织。权力和历史通过他们而起作用，以作者不可能完全控制的方式。民族志的真理因此本质上是部分真理---有承诺的，不完全的。^[2]并提出只要人类学能够重新塑造泛文化的民族志方法，并是自己成为一门对当代知识状况、读者群的感知状况具有敏感性的学科，它将依然能够提供有力的文化批评^[2]，这是人类学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马尔库斯教授所提出的人类学的危机——权威遭到的质疑，学科表述失真，正是通过马尔库斯教授等人进行的学科自我反省而得以化解，而不是他们所提出的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重塑。自我反思是人类理性的象征，学科的自我反思往往是其理性升华的表现。尼采所言：历史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一些对过往的伟大事物进行反思的人，他们从中获取力量，常常感受到人类生命的辉煌灿烂。人类学学科的权威也是在这种后现代的自我反思中获取力量，在文化批评中感受辉煌灿烂。

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拥有绝对的权威的英雄，到试图理解他人的文化诠释者，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自我反思的理性智者，或许从来都没跳出过学科的局限，无论是文化描述阶段还是文化反思阶段，人类学家一直都站在高位，处于主动。即使“他者”有了一定的主体性，却还是人类学家所容许的一定范围的主体性。无论是表述真理，追求真理还是现在的否认真理，人类学由于外在的因素和内在张力的双重作用，其话语权的表现方式在不断地更新，学科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仍在加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子与惠子的对话就已经涵盖了后现代主义中人文学科的话语反思。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欲知鱼到底乐与不乐，或许唯有鱼从水里跳出来自己说明乐，而会说话的鱼恐怕也只有童话里的小美人鱼了。

参考文献：

[1]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儿.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M].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尔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