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铃悦

摘 要：影片对西方社会结构作出深入反思，将公众的舆论争辩方式，由公共领域的私人化到问题群体化，窄小的空间成为整个社会生活模式缩影。影片中8号陪审员意志自律，以私人道德守望扩散到群体式道德回归。可以说其对道德律的尊重最终实现的是对个人自身尊严的尊重，“这样的道德律才是唯一值得尊重也是配得群体服从的规律。”

关键词：私人化;公众理想模式;舆论批判;道德律

《十二怒汉》中的怒为情绪词，通过想象角色的代入，影片中呈现为一种拨乱反正、秉持正义的审思态度，也夹杂着个人私利的复杂状态。批判性的舆论与媒介场所道德律使事件跌宕起伏，本文具体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角度将公民自由讨论事务的私密空间变为理想化模式，将个人的守望化为群体性道德回归。

一、公众的理想模式

哈贝马斯得出了理想型理论，成为公众自由表达的合法性基础。影片公众的理想模式在影片中借指公民的心理状态，本着公开自愿、行为规范的组成原则，陪审员对待正义必须具有主观能动性，并强调其显现的行为状态，相对独立于政府宏观指导和经济权力，公民可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真诚的自由表达，达到公众普遍利益的最高程度。

十二个公众陪审团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圈（以座位的顺时针方向介绍陪审团成员：1号团长，组织者;2号职员，热心肠;3号老板，顽固派;4号投资人，理性派;5号来自贫民窟;6号油漆工，善良;7号推销员，自私;8号建筑师，提出“无罪”;9号老者，观察力强;10号老板，自负;11号钟表匠;12号策划人，尊重事实），其具有公开性、自愿性、规范性的组成特点，取决于美国全体一致裁决原则和陪审团制度。来自不同阶级社会、职业领域的公民被赋予公众使命形成公共领域。影片体现了理想化模式的进程，六次表决中，从8号陪审员一人的客观公正博弈众人私人化问题，随着舆论与司法的自由表达，与8号相反的立场由3号代表，其因个人因素影响，持绝对态度，随着局面的不断转移，其中不断体现着隐藏在普遍利益下的个人私利和道德局限，心怀正义的更改或随波逐流的浮动使这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空间变得真诚可靠。这是一种逐渐解放思想、具体实践的反思态度。“如果你真的说服我们都投了无罪，而那孩子却是真的杀了自己的父亲，那怎么办？”这句台词直白的点出了影片遗漏的核心问题：给予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忽略其他司法部门作用;不在于探寻出凶手，而在于找出合理疑问;重要的是审判的过程，忽略结果的真相。结局虽然判决被告无罪释放，但是却留下无限的漏洞，最终我们仍然看不到案件真相，只能憑借“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留下模糊的无罪印象，不如开放性结局带给观众的反思。这样的司法制度位于当时美国来看是相对公平正义的社会状态，但是对于真相的忽略仍让人不寒而栗。

二、公众舆论的批判尺度

公众舆论即公共意识自由表达，以批评与监督为己任，遵从民主公正，利用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的方法进行公众讨论，公众交往与舆论交流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批判的尺度取决于舆论空间的自由程度。

公众舆论的交流批判取决于实践性的推测验证，因成长因素、职业属性不同，十二个陪审员体现出迥异的想法影响个人判断力。在感官空间里，人物的行为动作和心理表现均被符号化，他们代表着个人并不纯粹，他们受世俗眼光影响。本案并不复杂，只是私人对抗太过严重，被误解迷住心智。对于陪审员来讲他们需要证人、证据来佐证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除他们本身个体的私人影响外，在公共舆论的批判尺度中，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内证人的自由表达和意识形态也至关重要。陪审员以己度人，批判个性上，以8号为代表的合理怀疑公众舆论、4号理智但不顽固，发现证据不足后守护正义及时改票、5号怕被歧视，隐藏贫民出身，后因童年经历与他人不同，推翻了管制刀具杀人手法;与此对抗的是以3号为代表的排斥合理怀疑公众舆论、10号富商仅因地域歧视变持强烈排斥态度。除陪审员舆论批判外，证人的自由表达也掺杂了私人因素。两位证人渴望认同，证人老者为了获得他人重视心理，隐瞒自己腿脚不便的身体状态，但仅因获得重视、渴望倾听便作伪证是对生命极度漠视的不正当行为;证人的此番证词虽为舆论，但在法庭上就成为极度不负责任的言语。

公众舆论的批判性使私人对抗变为群体性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也正面临着私人化的侵蚀，影片强调批判对抗，体现在个体的强烈勇敢的反抗，但是难免受到社会私人化问题抵挡。所以公众舆论的萌芽具有敏感脆弱与美好复杂的两面性，需要我们在共性的前提下捕捉关键个性，在普遍性中捕捉特殊性概念，才能进一步实践公平正义的舆论批判。

三、公众媒介场所的道德律

“康德说，世上有两样东西最使他敬畏，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天上的星空指公共领域的媒介空间，道德律指正义司法和人性良知。影片将一场凶杀案转为深层意义的讨论—公共空间私化与道德思想能否重建的可能性。陪审团制度的设计初衷就在于程序上保障被告人由一般人理性审判，而这种理性是在遵从原有的法律框架下对僵硬的法律本身的超越，从而保证被告人作为公民应有的人权，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但在集体大于权利的时候，大众的意见就是权利，为真理而坚持的个案寥寥无几。公共领域内，陪审团成员需坚持舆论监督、沟通交流的正当行为，在公众媒介场所中坚持道德律。裁决的媒介场所为会议室，电影展示空间虽然单一，但是叙事效果良好，遵从“三一律”的原则，是事情发展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公共空间的表达手段在影片体现为导演的场面调度、演员台词和转场动作，固定位置强化观众记忆点，随着场面调度是这个封闭空间并不窄小，单一场景不显单调。作为主要的公众传播场所，案情分析时，公共议题被私人恩怨缠绕，如3号父子关系恶劣、5号贫民窟的出身。可以说这里的公众媒介场所被形式物化，因道德律的影响，人物不断寻求真相与谬论的平衡点，使封闭空间里的审判成为开放性、多元化的民主空间，维护了公共领域的民主化进程。在肯定影片文化价值的积极引导以外，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公共领域被私人化的倾向，民主进程亦被阻扰，电影中的民主只能解释一部分权利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却无法完全保证公投结果的正确性、准确性的问题。想要做出对公民利益最大化的决定，还要参考道德律的参与程度。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自由表达，致力于实现社会民主的媒介传播理论，具有反抗权威、坚持舆论真理的特征。但亦有缺陷，由于哈贝马斯把焦点集中于资产阶级社会，对于民主社会和亚文化缺乏关怀角度，使影片的媒介传播上缺少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意义。生命中充满不确定和偶然性，这需要我们善用思辨的力量，审思未知的状态，改变虚伪、创造真实的平等，逐渐完成理想的普世目标与道德嘉奖。

参考文献：

[1]李镭.重建大众的历史意识——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话语重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