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婷

摘  要：刑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重大的司法意义，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行使起来阻碍重重，本文以李庄案为切入点，分析了制约辩护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的因素，并对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辩护律师权利;调查取证权;李庄

一、案情回顾

2009年，李庄作为重庆“黑老大”龚刚模的辩护律师，在取证过程中发现当事人的很多供述存在不合理之处，且身上有不明伤痕，其认为龚刚模有受到刑讯逼供的嫌疑，遂欲展开调查。2009年12月，李庄被指控涉嫌做伪证，经过终审审理后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李庄并未向法院提交证据，其提出的证人也都拒绝出庭，同时，李庄对龚刚模的教唆行为（眼神动作）缺乏显然的指向性，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其具有犯罪故意，甚至可以说其被指控的罪名与事实难以相符。此案震惊全国，在法学界也掀起了大讨论，对于李庄在案件中是否可以调查取证、其程序是否涉嫌违法等问题都是法学界讨论的焦点。

二、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状分析

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重大权利，其关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关乎法律工作者的责任。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应充分行使调查取证权找出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为裁判的公正贡献力量，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保护，并且制定了相应的程序对其进行保障，然而在实践中，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往往得不到尊重，阻碍重重，甚至一些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超越法律规定的边界而陷入犯罪的泥潭。久而久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悬在空中，难以起到实际效用。

首先，由于职业定位，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以获得相关人士的配合，其调取的证据司法实践中也难以被采纳。社会群众对于刑事辩护人的评价普遍不能站在客观的角度，认为其是为“罪犯”辩护，自动将其划分到“罪犯的同一阵营”。由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限小，不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和保护，力量甚为薄弱，在行使过程中往往遭受拒绝，难以推进，其取证结果也往往无法作为裁判的依据。李庄案中，其调取的证据甚至没有机会在庭审中出示，其艰辛取得的证据变得毫无价值，其自身的调查取证权基本是虚设的，更不用说申请法检机关调查取证难上加难。

其次，公检法机关在实践中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层层阻碍。李庄从被拘留到审判结束，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此案审结效率远高于平均结案时间，其背后原因引人沉思。在调查取证方面，实践中不乏法检机关为了利益对律师层层阻碍，甚至威胁、报复等情形。虽然随着法条的修改，辩护律师的权利一再扩大，但是对比公检法机关，还是相对没有话语权，后者往往用简单的理由或者相互推诿、“踢皮球”来搪塞辩护律师。同时，《刑法》第306条规定的伪证罪规定较为概括，难以确定罪与非罪的界限，甚至成为个别法检机关打击报复的手段。

再有，实践中也存在当事人不配合工作，甚至为了利益反咬辩护人一口的情况。辩护律师本就是为其当事人服务的，如果当事人和律师不是一条心，那么可想辩护律师开展工作阻碍重重，如果双方连最基础的信任都缺失，那么律师的调查取证更是举步维艰。本案中龚刚模对李庄进行举报，寻求重大立功减轻处罚。在诉讼关系中，辩护人与其当事人的关系可以比拟为“共生”关系，作为本应与辩护人站在同一战线的队友，龚刚模的“叛变”行为让律师界陷入恐慌。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稍有不慎就会被冠上“引诱证人作伪证”、“教唆当事人作伪证”的罪名，这使得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的整个过程都站在危险边缘。

三、对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保障的改进意见

首先，应促进提升我国律师地位，改善其执业困境。第一，在向社会公众普法过程中，着力引导社会观念正确认识律师“保障人权”、“推进控辩双方权力平衡”等作用和社会意义。第二，加快律师队伍的建设，提升辩护律师群体的整体素质和社会评价，也提升自身风险防范的能力。第三，加强律师队伍社会服务功能，削弱行业逐利化、商业化色彩。第四，完善保障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相关立法，赋予辩护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时一定程度的强制力，对阻挠、妨碍其行使权利的行为进行制裁。

其次，应改善辩护律师与公检法机关权利失衡的现状。第一，全面提高公检法机关人员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水平，使其克服官本位思想，牢牢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二，明确公检法机关在律师调查取证时的积极义务，用制度确认和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防止公检法机关人员“踢皮球”、“打太极”。第三，考虑构建法律职业相互交流制度，对于经过高标准法学教育，并且具有合格、一致的法律素养的公检法人员与律师，可以定期进行工作互换，增进行业间相互的理解和认识。

再次，应平衡辩护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第一，辩护律师在接受当事人委托初期，就应该与之明晰权利义务和责任，告知其正常办案程序和可能存在的风险。第二，辩护律师会见委托人可以同时进行录音甚至录像，避免不必要的争端。第三，构建委托关系中当事人一方的责任条款，规范当事人行为，促进其积极配合辩护律师工作，也防止其出于不当目的出卖、栽赃辩护律师。

最后，应健全刑事证据制度。落实罪行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依据 “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的证据”。明确刑法第306条罪与非罪的界限，并对其可能出现的情形进行进一步细化。此举不仅可以规范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行为，防止其触碰法律的高压线，也可在强大的政治因素下，保障辩护律师群体相对于公检法机关的基本调查取证权利。

总而言之，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并不完善，改进之路也是漫长、艰辛的過程，本文提出的以上建议只是粗略观点，具体落实过程需要多管齐下，建立相应的配套程序。但是本文坚信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律师的权利保障一定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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