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琰梅

摘要：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大陆只有短短十余年历史，且因抗战辗转迁徙于四川南溪李庄。在李庄相对安宁的近六年间，虽生活艰难却取得了不俗的学术成就。本文梳理了大量档案史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力图全面呈现中博筹备处在李庄所经历的艰辛和取得的成就等，并分析其取得不俗成就的原因主要有先进的筹备理念、优秀的人才队伍、浓厚的学术氛围、合理的奖惩机制。

关键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庄；生活艰难；业绩辉煌

中央博物院（以下简称中博）筹备处建于1933年，历经艰辛的抗战岁月，1948年有一部分迁台，1965年合并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留在大陆的部分1950年改名为南京博物院。前辈学者关于中博的筹备经过、西迁过程，有一些相关的论述[1]，而在四川李庄的相关文字较少，仅有个别人的口述回忆，且多偏重于所开展的业务工作与取得的学术成就[2]。对于当时的中博筹备处在李庄所处的具体环境、面临的诸多困难，以及为何能取得相应学术成就，缺乏全面、可靠的梳理。本文以档案史料为基础，呈现中博筹备处在李庄的历史，并试图分析它在困境中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以期对当今博物馆的发展有所启发。

一、生活艰难

抗战时期，国民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艰苦。中博筹备处与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来到李庄的1940年，正值大旱，豌豆麦子颗粒无收，榆树叶都被吃光，水井里无水可用[3]。在天灾人祸并发的困境中，中博筹备处是如何在李庄安顿下来，有序工作至抗战胜利的呢？

（一）住房

抗战时期的李庄，总面积不足100平方千米，却要容纳万余名外来人口及相应的学术机构，住房无疑是个棘手的问题。同时迁往李庄的机构中，同济大学率先与李庄当地人接洽，因而占据了李庄条件较好的一些宫观庙宇。其他单位只好见缝插针，勉强找房子安顿下来。中博筹备处初到李庄时与营造学社合租距李庄一里左右的上坝张氏房屋。上坝张氏房屋规整的正厅正院为房东自留，所租者皆破旧不成格局，非修理不能迁入。办公及员工生活所需家具设备，也需自行设法购置[4]。

1943年4月因筹备长期展览需要，中博筹备处增租李庄镇张家祠。张家祠是一座清道光年间修建的四合院，地基干燥，内部宽敞，四周完固，对中博筹备处来说算是改善了办公条件。但承租之初与李庄中心小学产生许多纠纷，惹来不少麻烦。这从郭宝钧代李济写给南溪县政府、南溪县第三区区署的公函就可见一斑。先是李庄中心小学不让收回体育场、封闭过道，后经协调，张氏允厕所归校方并另赠一地作为运动场，才得以筑墙封闭。不料，中心小学负责人仍在课堂公开谩骂，以幼童无知之名毁去祠堂新筑墙垣，并上报南溪县政府称其“动无场地，食无厕所，学校恐有闭门之虞”。中博筹备处因典守职责所在，对筑墙封闭一事无可退让。经多次交涉，并捐赠四百元平地费，事情才得以平息。[5]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经过修缮，中博筹备处于1943年6月1日正式迁入张家祠新址办公。8月25日中央陆军第七十六军新五师十三团二营四连径直开入张家祠驻扎，占用中博筹备处全部职员宿舍及部分办公室。该连130余人，还在院内饲养鸡鸭羊犬，严重影响中博筹备处的正常工作。中博筹备处遂与十三团刘团长交涉，并上报教育部。[6]此事何时得以妥善解决，详情不得而知，但其最终结果应是部队迁移，工作环境得以保证。

以上两例表明，中博筹备处在李庄安顿，除了要适应战时物质条件很差的大环境，还需要协调好与本地政府、军队、居民、其他机构等方面的关系。

（二）生活必需品

勉强有了安身之处，果腹之食、蔽体之衣又是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李庄突然涌入大量外来人口，物资供不应求，加上战时特殊环境，物价飞涨，生计问题时刻困扰着本想一心搞学问的学者和他们的家眷。

从现有档案看，作为生存必需的粮食，对于中博筹备处人员来说是没有保障的：按年龄领取粮食，人口多的家庭很可能不够；一度领到的是碛米（需再次碾压才能食用），1943年6月以后才以九三折领取食米（中熟米）；还可能因粮库存粮不足，迟发以致出现断炊的危机[7]。为员工的口粮、平价布和生活补助费等生活问题，中博筹备处主任李济三番五次给有关单位负责人写信，措词恭敬有加，可谓忍辱负重、殚精竭虑[8]。

（三）医疗

缺衣少食之外，病魔是对生命最大的威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地处医药匮乏的偏远小镇，中博筹备处的前辈们是如何战胜疾病，顽强地守护文物、潜心治学的？

1942年初春，李济的大女儿凤徵不幸身染伤寒，一病不起，因缺乏有效药物，即便同济大学医学院数位留德教授共同努力，也无力回天，最终不治而亡[9]。在连失二女的打击下，李济曾一度感到无比哀伤，但最终在傅斯年等同人的鼓励下，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继续在学术报国的道路上负重前行。

中博筹备处在李庄期间的医疗问题较依赖史语所等机构。1942年3月和6月，有关于史语所医务室萧文炳医生到中博筹备处来接种疫苗的档案[10]。1945年2月23日曾昭燏给李济的信提到：“这几日杨诲文太太闹胃病（并吐虫），前两日痛得不得了，日夜呻吟不休，我们临时把史小姐拉去诊察，并服了李太太的可丁和其他的药，才好一点。这两日往同济看，尚未大好，因此杨诲文请假。我觉得我们每次有人害病，便到史语所或营造学社去要药或由李太太私人拿出药来，实在不应当。这次在重庆望无论如何买点普通的药回來，例如阿司匹灵、金鸡纳霜、可丁、三道年（打虫药）、碘酒以及sulphur drugs[硫磺药物]等。庶几有个急病的时候，也临时有点办法。”[11]

史语所医疗方面的史料保存相对较多，如1941年7月29日董作宾写信乞求傅斯年请其夫人俞大彩帮忙购买治疗疟疾的盐水针，1945年4月5日董作宾写信给傅斯年催疟疾药，等等。史语所石璋如回忆：“医务所的陈设非常简单。以前医务所的萧医生，与同人、眷属处得很好，病理讲解也很清楚，护士小姐也很亲切。后来萧医生离职，换成绰号‘开水先生’的张医生，因为许多同人去看病，张都要说喝开水，久而久之医务所就门可罗雀，他也被起了绰号”。由于缺医少药，又对中医持有偏见，不少人被病魔夺去了生命[12]。与史语所关系密切的兄弟单位中博筹备处处境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四）治安

且不说学者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仅大批文物、图书的安全责任就重如泰山。李庄民风淳朴，也难敌一些人因生计无着又不愿自食其力而走上歧途，因而抢劫事件也是存在的。在史语所、中博筹备处等机构迁往李庄之初，地方政府就派武装部队保卫古物图书的安全[13]。

尽管有士兵保卫，抢劫、盗劫之事还是时有发生。有档案记载，且李庄当时居民有记忆的主要是史语所合作社经理魏善臣被抢劫一案。1941年7月20日，魏善臣向傅斯年呈报了在木鱼石行至尖嘴龙地方，遇匪抢去合作社7月份账款的详细经过。史语所分别向南溪县政府和南溪县第三区区署去函，请求缉捕劫匪并清查江滨一带户口以绝匪源[14]。关于此案的处理及后续影响，岱峻《发现李庄》一书亦有详细篇幅介绍[15]，在此不赘述。中博筹备处虽未直接遭遇抢劫，但所处治安环境与史语所一致。

（五）交通

岷江与金沙江交汇的宜宾，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从宜宾经李庄去泸州、重庆，可直抵南京、上海。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之称的李庄，位于长江上游南岸，上宜宾、下南溪两头都是25千米，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16]。

1940年秋昆明危急，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所等几家单位选择李庄作为安身之地，交通无疑是个重要考量因素。尽管有便捷的交通，但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还是免不了出现意外事故。

中博筹备处人员少，且主要领导人同时是史语所员工，所以抗战期间一直是跟着史语所走。史语所在从昆明到李庄的搬迁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件让人揪心的事。

1940年11月12日，民生航运公司驳船装载史语所140箱公物，从泸州转运宜宾时，不幸失衡倾覆，书箱滑落长江，经过一番紧张的打捞，才全部救起。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闻讯惊恐交加，在重庆的傅斯年气急败坏。两人信函往来，频频交流沉船整件事的情况和对策[17]。中博筹备处的古物图书是与史语所一起打包运输的，有七箱被水打湿，所幸损失不严重。此事在王振铎给李济的两封电报里也有所反映[18]。

（六）办公经费

中博筹备处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常开支每月由8000元锐减至1200元。无奈只好简化机构，裁汰职员。1939年开始，预算部分恢复，内部组织也得以略加充实，如增加研究部、会计室，筹备图书室等。但这种经费的恢复也是有限的，如1942年的经费6万元，平均每月为5000元[19]。庆幸的是，杯水车薪的经费都用在刀刃上，做出了许多学术成果，还举办了不少向公众开放的展览。

二、业绩辉煌

（一）野外调查与发掘[20]

1.川康民族调查

中博筹备处马长寿等人于1936年冬成立川康民族考察团，1942年1月考察工作结束，历时五年多。每到一地调查，先辨族别，确定区域，测量体质，记录语音，溯编历史，叙述环境，进而综合分析各族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情况、人口因素、物质文化等。四次调查将川康民族的大体轮廓基本弄清楚，搜集了12箱标本，并撰成约百万字的调查报告——《四川大凉山罗夷研究报告》。

2.彭山考古发掘

1941年6月14日以吴金鼎为首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开始发掘四川彭山崖墓，全部工作在1942年12月9日结束。清理崖墓77座、砖室墓2座、土坑墓7座，出土陶俑等数百件，其中有陶佛座1件价值尤高。

3.西北考古调查

中博筹备处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组西北史地考查团，于1942年4月开始在甘肃境内作初步考查，1945年12月结束。主要工作有：敦煌壁画佛像整理、敦煌写本与古籍收集；汉代遗迹调查、汉简收集；洮河流域史前遗存调查与发掘；雍水、渭水流域调查；汉代烽燧遗迹调查、瓜州旧城调查，考察玉门关、阳关遗迹，发掘戈壁墓葬群，甘肃史前文化遗址调查，发现张掖、武威一带史前及唐代重要遗迹。

4.丽江麽些经典调查与采集

李霖灿主持的丽江麽些文化调查工作自1941年7月1日开始，半年草成《象形文字初步工作报告》。1942年，以麽些民俗调查为主。1943年，注重麽些民俗标本采集及经典内容之探讨，运回标本6箱。1944年，《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在李庄出版，为“中博专刊乙种之二”。1945年，《麽些拼音文字字典》出版，为“中博专刊乙种之三”。

5.四川手工业调查与采集

1941年8月由谭旦冏负责，开始对四川南部及西部旧手工业进行调查。调查方法有填表、纪录、绘图、摄影及收集实物、仿制模型等。所调查手工业以制盐为主，涉及竹簧、草纸、砂锅制作、烧石灰、打铜、打铁、滑石采集、制伞、酿酒、糖业、夏布、造纸、织锦、造鼓、制盐、刺绣、制银、制弓箭等诸多门类。征集实物标本1200余件，整理调查报告几十万字，留下大量绘图和摄影資料，写成《中华民间工艺图说》。

6.自然标本采集

中博筹备处自然馆动物标本采集工作，早在1937年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商订有合作办法，因抗战未及进行。1942年开始川康一带鸟类哺乳动物标本采集。所获标本主要有：鱼类788件、两栖类149件、爬虫类66件、鸟类455件、兽类40件、昆虫4170件。

7.建筑史料编纂

1940年6月中博筹备处曾委托中国营造学社，调查西南诸省建筑与附属艺术。调查整理川康滇三省汉阙、汉崖墓及民居、会馆、牌坊、桥梁、水闸130余处。绘成实测图40余幅，照片500余张，各附文字说明。1942年两单位联合组织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要工作为：收集整理古建筑的彩色图、照片、拓本、图表，制作建筑模型等[21]。

8.琴台王建墓整理

1943年3月至9月的琴台王建墓整理工作由四川省古物保存委员会主持，中博筹备处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予以人员及技术协助。王建墓被盗严重，仍有较高学术价值：一、墓本身的建筑构造是建筑史研究的良好材料；二、发现了玉玺、玉册、银钵与玉带等有文字的器物，具有历史、天文、度量衡等多方面研究价值；三、发现了铜器、银器、壁画、雕塑等艺术品。

（二）室内工作[22]

1.文物登记

中博筹备处1941年拟定文物整理方案，着手编目工作。

1942年为教育部购赠的一批长沙古物进行登记，将百余件陶、铜、铁、石、玉、漆、木器等器物进行编号、建藏品登记卡。

1943年将颂斋铜器32件、善斋铜器80余件进行藏品登记和整理保存。同时还整理其他各代铜器、石刻、砖文、陶器纹饰、瓦当等拓片500多张，苗族服饰彩画10余幅，大理史前遗址测量图等10余幅，及从伦敦科学博物馆所构机械图等20幅。

1944年登记物品有何叙甫旧藏铜器、陶器、玉器、甲骨等1280余件，善斋旧藏铜器铜镜等130余件，杂件古物100余件，国子监旧藏铜器10件。元显？墓志及盖各1件，河北钜鹿所出宋代桌椅各1件，展览图表照片等60余张，古物拓片420余张。周公庙林碑及嵩山三阙拓片等340余张，王建墓玉哀册拓片1套，以及麽些文经典1230余本，麽些人之宗教画及用具等约200件，丽江民俗照片40余张，丽江、大理两地碑刻拓片20余张，共计3800余件。

1945年登记物品有：绘图藏品260余件，历史博物馆旧藏甲骨瓷器等百余件，黄文弼西北采集古物700余件，安特生采集石器340件，云南大理古物140余件，贵州夷苗衣饰乐器等近400件，川康民族标本500余件，自制各种拓片及图等60余张，共计2500余件。

除有一百箱尚存乐山仓库，西北史地考察团在西北所采古物尚存兰州，及彭山古物尚在整理外，其余中博筹备处人文馆所收藏文物均已登记完毕，登记卡片总数约7000张。

2.学术研究

（1）李济对殷墟陶器的研究

抗战期间，李济带领团队对殷墟陶器进行了分类整理研究[23]。在昆明时，李济的团队完成了陶器作法、形制与纹饰的说明，作了吸水率和硬度测量等陶质物理实验，将标本绘图、拍照等。迁到李庄后，李济着手编制殷墟出土陶器汇总，即陶器序数的编制。李济按照陶器不同部位的形态划分序号，将殷墟出土的1500余件完整或可复原的陶器都纳入了一个系统，系统内每一式每一型都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并且有匹配的图样表现其轮廓、结构与纹饰。共计16幅图录，按照序数排列了殷墟陶器群的各式各样的全貌，编成《殷墟陶器图录》[24]。这份陶器汇总是李济团队陶器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集中代表了李济陶器分类和类型学研究的思想。

（2）曾昭燏著成《博物馆》

1943年7月，曾昭燏与李济合著的我国现代第一本博物馆学专著《博物馆》一书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曾昭燏在英国留学期间，曾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为期十个月的考古实习，后又去慕尼黑博物院参加两个月的藏品整理和展览设计工作。这本书是曾昭燏回国后在两份实习报告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署名增加李济。全书共十章，约四万余字，通过对欧美博物馆的深入考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博物馆的组织、管理、建筑设备及收藏、陈列、研究、教育等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作了系统、扼要的说明[25]。

在叙述博物馆沿革时，作者敏锐地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之处有二：一、中国历史悠久，文献丰富，而科学不发达，故历代收藏专重古物，对于科学物品、自然历史标本素加忽视；二、欧洲各国于18世纪时已确定博物馆应为大众而设，我国则直至清末，一切收藏只供少数人玩赏。

而在谈到博物馆的功用时，作者首次提出了博物馆具有保存有价值之物品、辅助研究工作、实施实物教育和精神教育的四大功能。这是有关博物馆收藏、研究、教育三大职能的最早论述，代表了当时博物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在书中专设“战时工作”一章，介绍欧洲国家之先例，提出我国博物馆战时应进行以下工作：“然何妨仿诸先进国之成例，凡已有馆址及建筑者，尽量辅助教育事业。此外收集关于抗战之各种材料，及关于航空、后方生产一类之照片、图画、物品等，在城市及乡村举办短期展览与流动展览，亦非甚难之事。欲求抗战胜利，建国成功，须人人在其岗位上加倍努力，从事博物馆工作者，不可不勉也。”

（3）王振铎的汉代车制研究与静磁学研究

王振铎继续开展汉代车制研究，整理汉画像中有关辇车的资料，考证周礼考工记的车制，制表、绘图、修正论文等。1952年年终完成论文《汉代车制研究》，整理修缮车制模型完毕。

1944年，王振铎开始进行指南针发明史（中国古代“静磁学”）研究，于1945年完成论文《中国古代有关静磁学上之发现及发明》。此外王振铎还完成有关磁性的古代发明器物复原设计七种：淮南子天文训之地盘模型、东汉时通行之司南模型、北宋時四种指南针装置模型、明代航海罗经盘、明代堪舆水罗经、清初航海旱罗经、清俞正燮发明之航海方罗盘。

3.编辑与出版

中博筹备处于1941年成立编辑委员会，李济、郭宝钧、曾昭燏、王振铎、谭旦囧五人任委员。先后编辑印成：《筹备概况》《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麽些象形文字字典》。

4.展览

中博筹备处在李庄张家祠举办的展览有：

（1）1943年10月，远古石器展览及古代铜器展览。

（2）1944年3月，举办贵州夷苗衣饰展览[26]。

（3）1944年5月，举办汉代十三种车制展览。

（4）1944年8月，举办中国历代建筑图像展览[27]。

（5）1944年10月，举办云南丽江麽些族文化展览。

（6）1945年3月，举办中国历代铜镜展览。

中博筹备处在李庄期间，于别处举办的展览有：

（1）1942年12月参加重庆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铜器10件，漆器6件[28]。

（2）1943年11月在重庆与社教扩大运动周同时举办“远古石器”及“铜器”展览。石器部分由李济负责，铜器部分为郭宝钧负责，展出铜器536件、石器841件[29]。

（3）1945年11月参与孟买国际文化展览会，提供历代艺术文物照片14张。各图片由照片、拓片、墨画、彩画等组成，每张上附中英文说明，叙述其所代表时代的文化，或其特殊艺术价值。

三、取得成就的原因

中博筹备处在李庄近六年的时间，正值国难当头，生活异常艰苦，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妥善保管、整理文物以续中华文脉，以古物陈列服务于公众，还在学术上有诸多开创之功，如对西南各民族调查与研究、对西北长城一带考古发掘、川康手工艺调查与研究等等。个中原因，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霖灿在他的《“中央博物院”的悲剧——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一文中概括了中博筹备处从成立到最后消失的整个过程中取得不凡成就的原因：偉大的学术抱负、浓厚的研究精神、良好的读书风气、协调的合作热忱、作育人才之用心[30]。索予民认为中博筹备处在李庄取得成就主要凭借两方面因素：主管领导有学术报国之理想，以身作则，鼓励同人向学；与其他学术研究机构合作，拥有众多一流人才[31]。李霖灿之子李在中则认为主要可归纳为三项因素：在研究工作上落实科学的求真精神；在知识学问上鼓励同人参与互动；在业务发展上重视国际视野[32]。

笔者以为中博筹备处在抗战烽火中能取得骄人成绩，主要凭借以下几个因素：

（一）先进的筹备理念

最早提议筹建中博的蔡元培认为，学校教育有局限性，发展社会教育势在必行，而博物馆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是进行美育教育的重要手段。宋伯胤曾经撰文概括过蔡元培的博物馆观，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所、展览会、动物园、植物园等都是“教育”机关。第二，博物馆的教育作用重在科学与美育。第三，从社会实际和时代特点出发，研究博物馆类型。蔡元培对博物馆进行过细致的分类，认为可分为科学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美术博物馆、植物园与动物园、大学博物馆七类，并说明不同类型博物馆所起到的不同教育作用。第四，博物馆要免费开放，要办巡回展览，展品要“流通”。第五，展览的文字说明要有见解，重在启发[33]。

正是基于对博物馆社会教育价值的认识，蔡元培一面在著述、演讲中论述博物馆的价值，强调建设博物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地位，努力把博物馆纳入中国文化教育系统，积极促成各类博物馆的建立，支持博物馆事业的发展。[34]1933年，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明确建院宗旨为“为提供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中博建院宗旨将科学研究放在第一位，与诸多以典藏古代文物精华为己任的博物馆大不相同，加上其定位是综合性博物馆而非某一专题性博物馆，所涉领域广泛，因而为学术界所做出的贡献也不可同日而语。

（二）优秀的人才队伍

中博筹备之初，就定位为国家级综合性博物馆，其主事者为傅斯年、李济这类赫赫有名的学者。第一届理事蔡元培、王世杰、翁文灏、丁文江、顾孟余、朱家骅、傅斯年、李济、黎照寰、秉志、李书华、罗家伦、胡适等人都是学界名流。后来根据业务需求又延揽了郭宝钧、吴金鼎、王介忱、曾昭燏、夏鼐、马长寿、李霖灿、谭旦冏、庞薰琹、赵青芳、尹焕章等各类优秀人才。此外，还与中央研究院等机构紧密合作，具备多方面一流人才。

（三）浓厚的学术氛围

在没有电灯的夜晚，中博筹备处职员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除了聊八卦，更多的是讨论学术问题。在领导和专家的带动下，年青的职员也逐步成长起来。李济在编写《石器浅说》这本小册子时，让全院各研究员都阅读并提修改意见。大家也都直言不讳，纸上写满了各种见解，夏鼐写得最多，也最得李济赏识[35]。中博筹备处浓厚的学术氛围由此可见一斑。

吴金鼎1942年9月在牧马山进行田野考古期间写给李济的信也为此留下了生动的注脚：“今春鼎在蓉参观华大及四川博物馆时，私立小小志愿，希于三年期内愿见中博所有藏品在全国居首位，并使自己在汉代考古学上得有一知半解。自发现牧马山墓葬后，此志益坚。近与乡珊兄仔细计议，拟于短期内多开几墓，冀天从人愿，在江水大退前获有特殊重要发现。”又说：“今特早日以所志愿求助于先生，愿在指引之下，趁留川机会，尽力代博物院搜集标本，并增长个人学识，为公为私，苟得如愿以偿，更将倍于往日矣！”[36]

（四）合理的奖惩机制

要想激发员工自律、自觉的工作态度和积极的工作热情，就必须有合理的奖惩机制，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笔者在档案中梳理出处分裘善元、提议奖励杨敬文两条相关内容。

1.处分裘善元

李济曾因忙于其他事务，委托裘善元代行筹备处主任之责。1940年因书记史久颐携款潜逃，查出裘善元浮报费用一事。档案中没有找到对史久颐的处理结果，裘善元则没有逃脱浮报费用之责，但中博筹备处也将裘试图弥补史久颐盗走款项及尽心保护古物运输等功劳一并呈报，才使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最终做出了降一级改叙的处分结果[37]。

2.提议奖励杨敬文

1942年12月，科室负责人徐重鑫呈报筹备处主任李济，所属事务员杨敬文工作努力，不畏繁难，成绩颇优，拟报请教育部会计处，补充佐理员月支薪一百元，以资激励[38]。不过没有找到中博筹备处给教育部的正式呈文。

以上两例，足见中博筹备处注重对员工工作表现的考核，并适当予以奖惩。如此，则容易达到以儆效尤、见贤思齐的效果，在整个组织内形成认真负责、积极进取的工作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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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档案，0031-500-060、0034-500-007.

[9]岳南.南渡北归（南渡）[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306.

[10]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档案，0031-500-093、0031-500-095.

[11]南京博物院.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524-525.

[12]岱峻.发现李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78-79.

[13]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档案馆藏档案，11-1-63-1.

[14]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档案馆藏档案，11-1-63-2.

[15]岱峻.发现李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85-88.

[16]岱峻.发现李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21.

[17]岱峻.发现李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25-27.

[18]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档案，0029-400-049、0029-400-057.

[19]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档案，0031-700-219.

[20]谭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经过[M].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印行，1960：92-98、124-189.此处有关中博筹备处在李庄的成就主要参考谭旦冏此书概括而成，并结合档案，增添书中遗漏项目。

[21]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档案0032-700-0098，1943年8月中博筹备处拨款三万元补助中国营造学社为本处绘制建筑模型图。经笔者与建筑艺术史学者殷力欣初步整理，南京博物院现仍存李庄时期营造学社绘制的古代建筑模型晒蓝图32种223张。

[22]此处除另有注释的项目外，室内工作的主要成就均根据谭旦冏著《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经过》一书内容概括提炼（中华丛书委员会印行，1960年，195-197页）。

[23]李济自1934年至1947年身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两个职位，他的殷墟陶器研究主要阵地在史语所，但也有中博筹备处人员参与，如李济的学生吴金鼎就是得力助手之一。

[24]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序[A].李济文集·卷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0-55.

[25]曾昭燏.博物馆[A].曾昭燏文集·博物馆卷[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5-41。

[26]1944年3月22日曾昭燏说在李庄致李济信中提到“上星期日（十九日）为德育日展览‘贵州夷苗衣饰’，来参观者千人左右，大半为同济师生，颇有好评。下星期日拟继续展览。”（南京博物院.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518.）

[27]1944年5月11日曾昭燏说在李庄致李济函中提到“此次所展览者，计图108张，其中有34张为博物院之工作，说明上皆已注明……此稿今日即拟写好发出，陈列室昨日已动工安木板，尚未完毕。”（南京博物院.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519.）

[28]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档案0031-200-005，附中博筹备处参展古物清册。1942年2月25日曾昭燏在李庄致李济函（南京博物院.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513.）中提及筹备此次在渝展览的情形，并询问展览场地详情。

[29]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档案0032-200-004为中博筹备处写给民生轮船公司公函，嘱托民生公司用轮船将参展的九箱古物从重庆运回李庄。

[30]李霖灿.“中央博物院”的悲剧——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A].转引自[加]李在中.朵云封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1-10.

[31]索予明口述、冯明珠代笔.烽火漫天拼学术——记李庄时期的中博[J].（台北）故宫文物月刊，2006（2）（总275期）.

[32][加]李在中.朵云封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155-164.

[33]宋伯胤.《蔡元培的博物馆观》[A].南京博物院编.宋伯胤文集·博物馆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303-311.

[34]李霄.现当代中国博物馆演进之轨迹——以南京博物院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10-11.

[35]此事在李霖灿和索予民二位先生的文章里均有提到。

[36]岳南.南渡北归（南渡）[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344-345.

[37]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档案，0029-600-138、0029-600-141.

[38]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档案，0031-60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