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思想并非与商业精神天然对立，因为儒家本身也在追求民众的富裕。进而，儒家思想还可以形成对商业活动中人的贪欲的制约。儒商精神形成于明清，其核心内涵是：经世济民、强国富民，以义取利、诚信不欺，进取求新、为天下先。高校在培养学生儒商精神方面，要通过优化课程与考核体系，构造一种崇尚儒商精神的文化氛围。

关键词：儒商 儒商精神 儒商文化 大学生 创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9）01（b）-237-03

我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能否解决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将严重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质量。很多企业以及个体经营者为了牟取暴利，大肆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甚至不惜产品给广大民众带来巨大的身心伤害。市场道德危机使得重塑经济活动行为主体的道德素质非常重要。出于这种思考，本文将就儒商精神的主要内涵与如何对大學生进行儒商精神的培育进行一些思考与讨论。

1 儒家思想与通商致富

尽管商业精神典型的与欧美资本主义相联系，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中国很早也有了自己的商业精神。商业的发展与商业精神的弘扬，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指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他们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但是这种进步与资本的利益驱动也是紧密相关的。

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肯定了新教伦理的贡献。他说：“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一般而言的现代文明的诸构成部分中的一个成分是在天职观念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理性组织。这诞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精神”[2]。韦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那种新教精神，所以也便不会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

尽管正像韦伯所说的那样，儒家伦理确实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儒家伦理并不是与资本主义天然矛盾的。尽管中国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市民资本主义，也不能完全把责任推到儒家思想头上，其中有很大的原因还是中国长时期的君主官僚体制的控制。甚至可以说，儒家对于健康的商业经济有一种内在的支持。这里从儒家思想的源流中简要作一阐述。

作为儒家早期经典的《尚书[M].就非常强调“富”的重要意义。《尚书·洪范》中说“五福”为：“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五福对于华夏民族的人生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礼记？郊特牲》也说：“富也者，福也。”既然“富”即为“福”，那么以正当的方式实现“富”，自然是他们所支持的。

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也是很重视民富的。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这对于他本人也不例外。所以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孔子肯定了“富”作为人的需求的合理性。他还主张，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人口上去了，就要让他们富裕起来，其次才是对他们的教化。当然，孔子也强调，获取财富要合乎正义之道。

如何致富？主要的途径当然就是“商”。尽管中国古代并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但是商业很早就得到了发展。《周礼？考工记》说：“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通商，比较早的形式就是交换。

在儒家观念中，经商本身不仅不是祸害社会，而且更是社会发展、百姓富有的一个重要途径。通商，古时也常称为“货”。《尚书？洪范》列洪范九畴，这是夏禹治水留下九个方面的治国大法，其中第三为“八政”。“八政”中说：“一曰食，二曰货。”丰衣足食，就需要有货物交易。《周礼？天官冢宰》中讲太宰九职说：“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周礼？地官司徒》中列闾师之职说：“任商以市事，贡货贿。”可见，在周代时，商贾通货就已经是很重要的了。

当儒家思想与商旅经营有了关系，就有了儒商。“儒商”之名尽管晚起，但是儒商的实际存在却是很早的事了。孔子的学生子贡，可算作最早的儒商。儒商，就是在商业经营活动中遵守儒家基本道德要求的商人。朱熹说：“儒，学者之称。”但并非读书的人经商，就能成为真正的儒商。正像钱理群说的那样，具有丰富学识的人，也可能成为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人进入商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儒商。作为儒商，就需要有儒家的情怀。

2 儒商精神的主要内涵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商业活动，也便逐渐有了商业阶层。但是商业精神的形成则是比较晚的事了。商业精神，在其形成之时，又叫“贾道”。明清时期，士人弃儒就贾的风气，使得儒家思想开始自觉的成为商人的经营理念。士人进入商界，他们对于商人的书写推动了商业精神的形成。余英时就说：“士人如何运用他们从儒家教育中所得来的知识以治理国家，商人便运用同样的知识来经营他们的商业”[4]。唐凯麟与罗能生认为：“儒商是体现出儒家传统精神的商人，儒商精神则主要是儒家文化与商品经济法则互补整合而形成的一种商业文化精神”[5]。二人道出了儒商精神的基本规定性。

从儒家思想出发，可以为儒商精神概括出非常丰富的内涵。戢斗勇在其《儒商精神》一书中将儒商精神归纳为伦理精神、管理原则、行为规范三个层面，并细化为24个具体条目[6]。这里，我们对商业精神作出一个简要的概括，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经世济民、强国富民。这是从胸怀上说。儒家本身就有一种济世的胸怀，这就是治国平天下。儒家的这种终极关怀放在儒商精神层面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与仁政，这种思想在治国方面的体现就是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百姓富庶，是儒家的一个愿景。《论语·子路》篇中记载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我们知道，儒家是极其重视对于民众教化的。但是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孔子的态度，比教化民众更为重要的就是让他们生活富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为商界树立了一个楷模。他经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享乐奢靡，而是为了救助贫困。这就是经世济民，这也便是商业的最高意义。

第二，以义取利、诚信不欺。这是从具体实践层面来说。儒家历来强调诚实守信，这种品质对于创业与经营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儒家思想，核心即是“仁”“义”二字。孔子最为重视“仁”，孟子接着又对“义”作了较多的阐释。说到“义”，又离不开“利”。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熹集》）经商与利益关系自然非常密切，所以儒商精神的发扬离不开义利关系的处理。孔子说：“见利思义。”如果能够在获“利”的时候不忘掉“义”，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这个“利”要从礼义而来。

在儒家的语境中，“义”的涵义与“信”相近。《论语·学而》中说：“信近于义。”“信”，就是“诚”。“诚”当然也是儒家非常重视的一种品质。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义就是诚信。无可置疑，市场经济的一个底线要求就是诚信。没有诚信，必然会导致极为混乱的商业市场。中国当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普遍缺乏经营诚信。

第三，进取求新、为天下先。这是从市场与商业的发展动力上说的。在现代企业发展中，进取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品质。这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显得越加重要。

这样一种求新的态度在儒家那里是非常突出的。《礼记·大学》中记商汤时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不断革新的精神在中国已经由来已久。更为重视变化与创造的经典是《周易》。《周易》的核心就是“易”。“易”就是变化。《周易》中说：“生生之谓易”。“易”的精髓就在于不断地创生。所以人要学习这种创生的精神，不断地进取求新。这在经营方面就是不断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可否认，那些世界知名的企业在产品开发上都是引领潮流的。儒商精神是与这种追求有内在一致性的。

3 大学生创业教育中的儒商精神

日本学者伊藤肇在《东方人的经营智慧》一书中说：“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M].孔子的教训给他们的激励，影响至巨，此种实例多得不胜枚举。[7]”学习《论语》对于培养学生的儒商情怀当然重要，但是对于并不熟悉商道的大学生来说，还要有专门培养学生儒商精神的教育措施。

目前，全国上下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已经蔚然成风，但是对于儒商精神的教育却还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尽管关于儒商精神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并没有多少高校把儒商精神的培育真正放在重要位置。

自从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致辞阐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后，“双创”便成了一个时髦的语汇。创业、创新确实是重要的，但同时这个双创还要是高质量的、有亲和力的。对于中国的大学生双创来说，儒商精神的培育是非常重要的。创新、创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所以，在建立健康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更要培养经济人才的人文情怀。

当下大学生创业如火如荼，但是问题也是非常多的。大学生是创业的一支生力军。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大学生的商业素质，将决定未来中国的经济品质。大学生创业，需要多方面的素质，但是文化素养无疑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

如何培养大学生儒商精神？这就需要高校有一个重视儒家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环境。这里结合笔者所在的贵州财经大学为例来简要作一些阐述。

贵州财经大学以培养经世致用的“儒魂商才”作为育人目标。对于一个财经类院校，这样的一个育人目标无疑是极具远见的。但是事实上，以笔者的教学管理体会，学校的教学实际与这个育人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要走。其主要原因就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共同培育“儒魂”的校园氛围。

让大学生们普遍具有一种新的儒商精神，就要采取多种教育教学途径。这些途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优化课程体系，突出相关模块。在这方面，最有效的就是在通识课中设置专门的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模块。贵州财经大学的整个课程结构分为三大模块：通识课、大类平台课与专业课。其实大类平台课也是专业性质的课程。通识课分必修与选修两种：必修类就是思政课与英语、体育等课程，选修类就是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的公选课。其中通识选修课按学科门类划分，学校要求每一个学生要修满12学分且跨至少四个学科门类。尽管这样的方案能够让学生提高多方面的修养，但是学校整体育人目标中的“儒魂”并没有充分的体现出来。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主张通识课的结构按照模块分类，其中就要设置一个儒商相关模块，如“儒家思想与儒商文化”，并且要求学生在这个模块中必须选修一门课。

第二，加强综合素质，突出相关环节。贵州财经大学在课程教学之外，另有一个“儒魂商才综合素质训练”板块的学分要求，学生要从其中三个模块中选择完成10个学分。这三个模块分别是：技能、素质和创新创业。但综合来看，直接与“儒魂”相关的内容非常有限，只是在“素质”学分要求中有一个“中华传统文化讲座”。但是，学生实际完成“中华传统文化讲座”的机率远远小于完成其他文化活动。因为学校并没有较多的传统文化讲座来供学生完成。所以，如果要真正突出这是一个“儒魂商才”的综合素质训练板块，就要把“儒魂”内容作为一项重要的要求。为了突显“儒魂”这个育人目标，在这种板块的设置中，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单独有一个传统文化的模块。在这个模块，也可以突出儒家思想或儒商精神。

除了这些学分层面的要求，学校也应该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努力创设一个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如果跟学校的育人目标结合起来，那便是要突出儒商精神这个方面。

尽管贵州财经大学是一所财经类高校，但是學生们普遍对于儒商文化是比较陌生的。这样的话，学校的教育教学实际与其“儒魂商才”的育人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毋庸置疑，对于财经类高校来说，儒商文化与儒商精神的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多种方法与途径，以儒商精神引导大学生的创业实践。这种创业引导教育，能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文化支撑和富有情怀的社会动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中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 韦伯.儒教与道教[M].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文集》第3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 唐凯麟，罗能生.契合与升华：传统儒商精神和现代中国市场理性的建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5] 戢斗勇.儒商精神[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6] 伊藤肇.东方人的经营智慧[M].琪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①基金项目：2017年度贵州财经大学辅导员专项课题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张入彩（1971-），女，河北宁晋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