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桂西北大石山区曾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发祥地，考察当地的红色歌谣，有利于我们寻找大石山区文学艺术的源头，从而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养分。文章对传统的红色歌谣进行了分类论述，归纳其“讲述革命道理”、“宣传革命斗争的成果”、“发表我党主张”、“鼓舞杀敌的斗志”、“抒发革命情怀”、“揭露反动派的丑恶嘴脸”以及“与敌正面斗争”的思想内容，并分析其艺术特色。

关键词：大石山区;红色歌谣;思想内容;艺术特色

我们今天能够系统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民间歌谣集，那就是《诗经》了。《诗经》中太多当时人们生活场景的描述，例如开篇之作《周南·关雎》，描写的是爱情生活，男子追求自己心仪的女子;《邶风·凯风》便是歌颂母亲的辛劳，自责做儿女的不孝;《卫风·木瓜》写的则是仪礼生活，也有认为与爱情有关，也有认为是日常生活中的酬答;而《魏风·伐檀》既再现了伐木工人艰辛的劳作，又对于“胡取禾三百廛”者的控诉和嘲讽;到了《鄘风·相鼠》便直接开骂了，骂那些不顾礼义廉耻的“人渣”;......人们的喜怒哀乐之情都能在诗歌中倾泻出来，这也许就是“诗言志，歌永言”[1]的道理吧。

民间歌谣的表达在历史的进程中，由于紧紧地贴近人生，反映人生，服务于人生，有些就自然而然地上升为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宣传与鼓动的政治作用。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有时会利用民众的“山歌会”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缘故了。

那么，我们来看桂西北的“红色歌谣”吧。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席卷了桂西北，处于劣势的革命队伍需要向尚未觉醒的同盟军——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需要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需要揭露帝国列强掠夺的本质，而处于文明蒙昧中的人们，所能进行沟通的渠道并不通畅，再加上当时的政府视“红色革命”为“洪水猛兽”，如何让“红色”的声音传播到民众的头脑里去，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山歌歌谣的形式了。

我们就以《巴马瑶族自治县民间歌谣集》[2]中的近150首红色歌谣为例，来进行一番分类赏析。

1.讲述革命道理

安于现状是一种惰性的心理状态，但求拥有现状，生怕失去现在。因为在人类早期生产力十分低下，很难抵御各种自然灾害（譬如地震、旱涝等）和社会灾难（譬如战争、匪患等），在这些灾害来临时，底层民众总是遭殃。于是珍惜当下，不求改变，“宁做太平犬，不作乱离人”，成了人们赖以支撑的一种生活信条;加上迷信的色彩，就成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这既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解脱，统治阶级也可以借以麻醉苦难中的人们，消磨、泯灭其斗争意志。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这一陋习深恶痛绝，曾痛心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中国人的历史，就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3]他们只有两种选择，那当然还是第二种要强一些。而革命者则要告诉他们，还有第三种选择，请看《命运非天定》：

鹊鸣未必喜，

鸦叫未必凶;

人间吉凶事，

不在鸟语种。

命运非天定，

全在革命中。

语言通俗易懂，道理却十分深刻，先以日常生活中习见的喜鹊乌鸦起兴，告诉民众“定势思维”常常是错误的，喜鹊叫不一定就有喜事，乌鸦叫也不一定就会出现祸事——这是常有的事嘛;再接着来谈人的命运，也并非“天定”，如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老百姓不一定听得懂，但山歌里这样一唱，大家也许就明白过来了，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原来“革命”是要干这事。

2.宣传革命斗争的成果

受千百年的封建统治的禁锢和压迫的农友，一朝要他们改变固有的立场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一个村，一个乡，开展革命运动，让活生生的实例摆在眼前，再加以宣传，这效果自然就不同了。在开展农民运动方面，广东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是在全国率先垂范的。而且他们都出生在地主家庭，却主动把自家的土地分给了农民，甚至还将自己的地契当众烧掉。韦拔群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受组织委派，回到家乡东兰县开展农民运动，史料记载，一九三○年三月，在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红七军前委指导下，学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在韦拔群同志的家乡东兰县武篆区勉俄乡东里屯试办了一个以生产资料为公有的农业共耕社，他们还用山歌来宣传共耕社的主张和意义，这就是有名的“东里共耕社”。成立共耕社时，韦拔群带头把自己的田地、耕牛和农具全部交出入社。在韦拔群的带动下，农会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富农出租的土地，第一次实现了“土地回老家”，“耕者有其田”的愿望。

当时的山歌唱道：

东里办共耕，邓斌①來筹划;

土地回老家，枯树发新芽。

人人分得地，户户有田耕;

东里办共耕，邓斌来筹划。

修了引水渠，粮食丰收大;

土地回老家，枯树发新芽。

这是一首五言的“勒脚调”山歌，别看这短短的60字里，就交代了办共耕社的发起人、共耕社的意义、共耕社的活动内容、共耕社取得的成就等等。同时唱的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了。

另外，从艺术形式来看，“勒脚调”山歌是桂西北一带使用得较为普遍运用的山歌句式，一般为十二句，句式较为整齐，可有五言、六言、七言之分。其艺术特点就在于它的所谓“勒脚”，简单地说，也就是歌谣中的一、二句，同时又是其中的第七、八句;歌谣中的三、四句同时又是其中最末两句，也就是十一、十二句。这样一种固定的格式就容易形成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也就是修辞学中的反复、迭唱，形成了歌谣内在旋律的婉转、复沓;同时又起到突出重点，强化主题的作用。就如这首歌谣中的“东里办共耕，邓斌来筹划;土地回老家，枯树发新芽”四句，就是核心内容——邓斌办共耕，目的就在于“土地回老家”，耕者有其田嘛，这是多少代农民的愿望啊，因此在歌中反复出现了。

3.发表我党主张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便一直是高举起“反帝反封”的大旗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就阐明了“当前的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土地革命时期，流行在当地的红色歌谣，就有不少是阐释我党主张的，这些山歌较为具体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方针政策，让老百姓们真正完整地了解共产党的性质、革命对象、革命目标等。

例如《赶走帝国救中国》：

帝国主义坏透顶，武力经济来侵略;

劳苦同胞齐奋起，赶走帝国救中国。

执行国民大会议，取消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坏透顶，武力经济来侵略。

单丝难把线来搓，工农兵学快联合;

劳苦同胞齐奋起，赶走帝国救中国。

从山歌内容来看，这一首《赶走帝国救中国》从大处着眼，写得铿锵有力，颇为大气，用的也是勒脚调，重点内容就在一至四句，并重又出现在七八、十一十二句，既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卑劣行径，又指出国家是我们劳苦同胞的国家，具有对民众的启蒙意义;但歌谣作者还从国家大局出发，谈到了要执行国民大会的决议，谈到了要取消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这些都是有助于听众较全面地理解歌谣主旨的，让他们了解共产党是顺应民意，是维护国家利益的;表现手法上还运用了山歌的“比兴”，告诫“单丝难把线来搓”，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完成“赶走帝国救中国”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今天读来，仍对山歌作者产生由衷的敬意。

4.鼓舞杀敌的斗志

将歌声运用于战场是古已有之，史书上也有不少战例。譬如人们熟知的《易水歌》，壮士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遏止强秦的侵略野心，决心不畏艰险去刺杀秦王。临行前，太子丹率众人在易水河边为荆轲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引吭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慷慨、悲壮，以至于“士皆瞠目，发尽上指冠”。[4]这首悲歌与荆轲同载史册，扬名千古。短短两句歌词，既摹写了当时险恶的环境，又表达了英雄义无反顾的豪迈气概。同样，歌声不仅可以激发己方的斗志，还可以消磨敌方的精气神，最典型的就是“四面楚歌”的例子，张良献计，让汉兵围着楚营大唱楚歌，使项羽疑为“汉皆已得楚乎”[5]，于是斗志全卸了，勇猛无比的楚霸王也只好绝望地自刎乌江了。在红色歌谣中，不少就是鼓舞战士们的斗志，激励战士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这些歌谣不仅在当时发挥着鼓舞与激励的作用，同时也再现了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

如《打铁不怕火烫脚》一首：

撒网不怕漩涡多，

打铁不怕火烫脚;

红军打仗不怕死，

杀了白匪心快乐。

这首歌只有四句，以乡民熟悉的“撒网”、“打铁”起兴，再引出“红军打仗”来，战士们也要像撒网不怕旋涡、打铁不怕火烫一样，打仗就不能惧怕“白匪”，因为消灭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另有一首七言十二句的勒脚调《红军打仗赛孔明》：

斑鸠不比画眉灵，白军不比红军精;

诱饵引得狼落井，红军打仗赛孔明。

石磨上面放谷子，内装炸药骗敌人;

斑鸠不比画眉灵，白军不比红军精。

白军推磨雷声响，断手断肠瞎眼睛;

诱饵引得狼落井，红军打仗赛孔明。

读到这首歌谣的时候，我想起了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中，韩英设计，半夜潜入彭家墩，偷走了国军送给地方武装的枪支后，战士们在驻地欢庆胜利的那一段唱，简直就是异曲同工。这样的歌谣既是庆功，又是颂赞，同时还能激起高昂的斗志，树立起必胜的信心。我们也能管中窥豹，了解到为何红军能打胜仗，以弱胜强，像诸葛武侯那样“智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5.抒发革命情怀

我们很多共产党人都应该记得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起首的一段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他们为什么会联合起来围剿共产党，是因为他们担心失去旧有的一切利益，他们担心共产主义思想会武装一个庞大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进而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他们的行动是一种阶级的本能，于是，对共产党人的种种污蔑、造谣、泼脏水、污名化接踵而来，比如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六亲不认”，把共产党人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洪水猛兽，这种污蔑在人们对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不甚了解的时候，是会产生欺骗和蒙蔽的作用的。怎么办？在宣传媒介占有的不平等时代，与其针锋相对的抗辩，不如借助于人们喜欢传唱的山歌来表达我们共产党人的人文情怀，加以广泛宣传。

比如，红色歌谣中就有韦拔群赴广州农讲所学习时与妻子陈兰芬之间的山歌传书信：

拔哥寄歌第一首（七言十二句勒脚调）

家中父母年纪老，千般事情你操劳;

我去革命四处跑，家庭料好你功高。

述祖述初尚年小，早晚教育多诱导;

家中父母年纪老，千般事情你操劳。

田地农活由你包，几时丰收给哥报;

我去革命四处跑，家庭料好你功高。

兰芬回歌第一首（五言十二句勒脚调）

出外搞革命，莫掛念家庭;

小孩和双亲，不用哥操心。

妹虽力气小，哥不必担心;

出外搞革命，莫挂念家庭。

走路要走正，革命要坚定;

小孩和双亲，不用哥操心。

该书中共收录了拔哥夫妻间的6首书信山歌，歌词情真意切，韦拔群虽身在广州，却心中时常惦念家中的妻儿、双亲，尤其理解妻子上有老、下有小，还要生产劳动，加上由于自己投身革命，妻子还会受到反动派的迫害，他感同身受，言语中字字恳切，毫不做作。而陈兰芬作为妻子，心里固然也是十分惦念在外的丈夫，“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嘛，但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向丈夫表达自己一定会照顾好家里一切的决心，尽力安慰丈夫不必牵挂。尤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就是，在韦拔群的信歌中几乎全是表达的人之常情，而妻子陈兰芬的信歌中反而颇多革命的道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便是知音哪，空洞的道理对于艰难困苦中的妻子是起不到安慰鼓励的作用的，此时更需要真切的关怀;而作为革命领袖的韦拔群就不一样了，妻子的这些道理可以使“拔哥”获得更多的安慰和鼓舞，因为妻子也懂得了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道理了，他也就更加能够全力以赴地投身革命了——这就是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义无反顾地追求信仰，勇于牺牲，克敌制胜的原因之一吧。

6.揭露反动派的丑恶嘴脸

正面揭露敌人的丑恶嘴脸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斗争方式，也是常用的斗争方式，“红色歌谣”中，这一类山歌是占了很大比重的。有些是参杂在其他各类的歌谣中进行的，例如在讲述革命道理、宣传革命成果、发表我党主张、抒发革命情怀的时候，同样可以在其间揭露反动派的虚伪、残忍、黑暗、反动等。当然，还可以在歌谣中直接了当地剥开画皮，露出他们的真面目。

例如，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指导意义的，但孙先生逝世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原旨，只是利用“三民主义”为大旗，大行贩卖反“三民主义”的反革命私货。为了揭穿其反革命的阴谋，红七军政治部就编了一首《国民党四字经》来教育战士和告知民众。

三民主义，糊涂到底;

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

提高党权，罪恶滔天;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军阀得意;

训政时期，官僚运气;

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

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这首民谣，语多讽刺、诙谐，而且一一揭露，剥丝抽茧;两两相对，是非分明;逐层递进，由大到小;随句换韵，俏皮活泼。最末用“恭读遗嘱，阿弥陀佛”作结，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他们早已背叛了总理的遗训，谬之大矣！确实是一首较为精彩的政治讽刺诗。当然，今天回过头来看，还是可以指出其中一些不足，但在那个时代，那种斗争环境下，面对那样的民众群体，这样的创作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7.与敌正面斗争

我们可能很熟悉歌剧电影《刘三姐》中“对歌”那一场的情节，财主莫老爷为了禁止乡民唱那些讽刺挖苦他的山歌，请来了自称“天下名士”的陶、李、罗三个秀才，与刘三姐对歌，以定输赢。结果是刘三姐唱赢了，使全体乡民们获得了继续唱山歌的权利。不少观众都觉得“对歌”是整个影片中最有艺术价值和最有欣赏趣味的一段，人们并不在乎是否丑化了知识分子，而是喜欢剧情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试想整日舞文弄墨的小知识分子，如何能在草根文化的山歌中占得先机呢？这岂不是中了刘三姐的“圈套”，山歌本是乡民生活的描述，不忌鄙言俗语，讲究的是开口便唱，这实在不是秀才们的强项，因此对歌时笑料百出，场面意趣盎然。想起上个世纪60年代竟将这一段指斥为“宣传阶级调和论”而进行批判——这简直是荒谬绝伦，从何谈起？

不想这类似的“对歌”情节，我们在《巴马瑶族自治县民间歌谣集》中也读到了，那就是革命领袖韦拔群与当地土豪杜瑶甫的对歌，杜瑶甫曾劝韦拔群放弃革命，遭到拔哥的严辞拒绝后，居然想到要用山歌来奚落、嘲讽、劝谕拔哥;拔哥当然不能示弱，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与顽敌斗一斗，顺便宣传一下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于是就有了两个不同階级阵营的对手运用山歌作为武器进行一番攻伐，你来我往，书中录了其中的七首。这里以两人的一问一答为例，进行导读：

杜瑶甫唱：

拔群野仔笨不通，深山岩洞难藏龙;

盲肠蛔虫无处走，蜉蝣寄世一天终。

家产田园千富贵，孽造不遂自来穷;

拔群野仔笨不通，深山岩洞难藏龙。

倾家荡产散瓦解，世上烂仔无地容;

盲肠蛔虫无处走，蜉蝣寄世一天终。

韦拔群答

小小蛇儿居石山，未曾游过九重关;

劝君莫笑蛇儿小，要变成龙也不难。

鸟无翅羽不能飞，人有志气定非凡;

小小蛇儿居石山，未曾游过九重关。

等到来年时运转，鲲龙自会上青天;

劝君莫笑蛇儿小，要变成龙也不难。

两相比较，杜瑶甫是在讥讽韦拔群不识时务，“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能像蛔虫、蜉蝣那样瞬间灭亡;他还在歌中宣扬了反动的血统论，嘲笑拔哥散尽家财，到时落得一场空。而韦拔群的歌谣充满着革命的理想，驳斥了杜瑶甫的谬论，反唇相讥，就以小蛇自比，决心经过革命战火的洗礼，最终将蜕变成鲲龙，一飞冲天;歌中表达了对杜瑶甫这些反动派的蔑视，和对于革命成功的自信。从歌谣的风格看，拔哥显得从容、含蓄，且语句雅致、生动，颇有大将风范;而杜瑶甫的歌谣则显得有些气急败坏、语句唐突、错杂，早已失去绅士派头。

类似的红色歌谣不仅在巴马，同时也在河池市的东兰、凤山、都安、大化等县流传，这些优秀的民间文艺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宣传教益作用，对于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文化建设，仍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罗庆云、戴红贤译注.尚书·虞夏书·尧典[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9，P17.

[2]巴马瑶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巴马瑶族自治县民间歌谣集[M].南宁市开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2011.01.

[3]鲁迅.坟·灯下漫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05.P206＼207.

[4]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10.P644.

[5]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M].长沙：岳麓书社.1988.10.P90.

作者简介：

谭为宜，湖南茶陵藉，河池学院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西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河池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化。

[基金项目] 广西文联“广西文艺评论基地”课题《从大石山区走出的作家群持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