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贝格爾作为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宗教社会伦理之要素，探讨了宗教对于人类“建造世界”和“维系世界”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基础，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反论宗教双重化，即世俗化与反世俗化，并浅谈宗教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宗教双重化;世俗化;反世俗化;未来趋势

宗教在面临着现代化的过程中，世俗化表现得尤为显著，表现出一种祛魅趋势，宗教神圣的帷幕变得不再神秘，另一方面，新型工业的兴起，宗教也在不断适应的过程中发生了诸多的改变，但这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消失吗？本文就当代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的《神圣的帷幕》[1]世俗化的基础上探讨宗教的双重化。

一、宗教世俗化

“世俗化”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一词的拉丁语词根saeculum本身就有一种含糊的意思。它既表示一段长距离的时间跨度，又可用指魔鬼撒旦统治下的此世。有学者认为《威斯特代利亚的条约》中最先出现了“世俗化”，用来表示教会财产被国家没收。而在《神圣的帷幕》一书中，贝格尔也表示世俗化意味着宗教的祛魅。宗教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之产生是客观，社会的运转有其规律。宗教作为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它连通着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始终，并随这种文明变化而变化。正如马克思在分析人在劳动中的四重异化问题时所分析的一样，在这种劳动之中，人通过“自我”的外化与客观化，最终构成了一个外在于人的意义体系，反过来将人的行为秩序化，法则化，把人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在这种追寻意义的过程中，作为意义体系的典型载体——宗教诞生了。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宗教乃非理性的产物，在不确定性与未知性之中，人们确立它存在的意义，而宗教正是通过这种外在方式赋予社会制度秩序以终极有效的本体论地位的手段，把经验社会不稳定的实在与终极实在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了它们的合理性。正如贝格尔说到，人类在其社会形成的辩证过程中，形成了人类产物的两大特征：非固性和非稳定性。并认为宗教是因为人类本有的这两种特征，而依靠宗教的功能建立起这一秩序的，这种秩序就是神圣的秩序。但事实上，这种秩序依赖于人和社会本身的发展，人们面对自身当下的非稳定性，发展的不完善，把人的产物转化为超人的或非人的客观事实。使人造的社会从非人的产品的角度得到了解释。人们因此而需要神正论，来使自己当下所遭受的痛苦合理化、良善化。同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的通过异化来加强宗教功能本质的合理性，良善性，使宗教信念不断根深蒂固。

贝格尔认为这种异化的本质在于把虚构的无情形强加于人建构的产物之上。这种本质最重要的结果，是把以经验为根据的历史和经历，将导致以超经验的必然性为基础。而宗教则证明了这种异化的合理性。由此，贝格尔从物质的角度来说明了宗教世俗化的必然前提，表明宗教世俗化乃历史的必然趋势。贝格尔也因此感叹道：“异化也是宗教仪式在探求一个对人类有意义的宇宙时所付出的代价！”

本顿·约翰逊则认为世俗化为“意义体系中超自然因素减少的变化过程。”这将世俗化定义为去神圣化过程。ⅰ

托马斯·奥蒂则认为，宗教最初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或理智的对象，而世俗化是信仰在逻辑的推理方面体系化。在他看来，宗教是非理性的概念，世俗化意味着宗教的衰落。

但事实上，也有可能并非如此，宗教在神圣与世俗之间来回穿梭，神圣与世俗正如宗教之两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多元主义”的现象是意识世俗化社会结构上的关联物，它正在架构宗教之有理性结构，肢解着宗教神的圣性。以及千百年来宗教所表现出来的神圣性以及教义的纯洁性说明了宗教的至上性，福音书里所倡导的真理，对意义的追寻，又激励着人们不断去超越自我，在现代化的发展下，世俗化实乃必然的趋势。

帕森斯认为，现代人的工作中渗透着基督教观念，托马斯·奥蒂认为虽然世俗化使信仰在逻辑的推理方面体系化，但起初的立场却不是理性的，因此也谈不上进步。这些宗教社会学家所言都表现了宗教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张力。

世俗化意味着宗教的某种退步的同时，它也意味着宗教自身某种的进步。基督教神学的家庭制，在文化传承与道德的方方面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宗教本身发展除了他内部的官僚机制，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表现为更自由，一方面，宗教经济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宗教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2015年7月，据CNN报道，教皇方济各在梵蒂冈宣布，堕胎女性将得到上帝的宽恕。并于2016年11月21日宣布，将“慈悲禧年”赋予给所有神父宽恕赦免堕胎行为的权利无限期延长。堕胎一直以来是基督教所反对的，并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堕胎讲受谴责。更有《圣经》（出埃及记21：22）言“人若彼此角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基督教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宽恕了这些活着的女性，就基督教而言，这不失是一种进步，逼迫着基督教不断改变一些教义以适应现代化发展。又例如，在以基督教为传统文化背景的欧洲，相信上帝存在、天堂地狱存在的人越来越少，上教堂的人数在锐减，甚至声称自己为信徒的人也在减少。1967年，联邦德国有68%的人相信上帝存在，18%的人每月至少去教堂一次，94%的人仍在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而声称自己无信仰的人只有3%;到了1982年，这一数字一次下降或上升到50%、120%、84%和13%。1990年至1993年间，每周参加一次宗教活动的英国人只有14%，法国人只有10%，在瑞典只有4%。[2]在荷兰，全国有22%的无神论者。在挪威，教堂几乎门可罗雀……尽管这些事实对总交易在现代社会衰退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论据，然而，反对世俗化理论的呼声也相应高涨。

二、宗教反世俗化

宗教反世俗性（De-secularization）

当宇航员打开了曾经那片只属于神的天空时，当人们正为经济的蓬勃发展而欢呼时，人们也不得不面对着一些列的尴尬局面。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的繁荣昌盛，却始终弥补不了人们内心的恐慌，社会道德败坏的同时，人们内心的幸福指数下降，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比以往表现得更为突出，宗教极端恐怖事件，让人们不知所措，生态的破坏，纵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难以阻止灾难的发生。资源的掠夺，人们对于智力层面的过度开发，社会的高速运转，反过来都加深人们对生存的恐惧加剧。也许医疗的进步是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可在无形之中也延长了人们的痛苦。人类在生与死的极端中，渴望得到精神的丰盈，而犹太教则至今还在盼望着弥撒亚的出现。

与此同时，近2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一股宗教复兴的热潮，比如20世纪末基督教福音派的重新崛起、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南美和非洲的天主教扩张，甚至在有着悠久的世俗化文化的中国，也出现了一股“去世俗化”的暗流（近十年来基督教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急速扩张）。对于这个趋势，不见世俗化理论的奠基人韦伯不可能想到，就连生活在当代，对“世俗化”言之凿凿的贝格尔本人也反悔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化世界里这一设定是虚假的。当今世界除了个别的例外，宗教同过去一样兴旺发达，有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界所说的含糊不清的‘世俗化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现代化的确招致某些世俗化的结果，但是它同时也唤起了强有力的反世俗化运动”[3]。简而言之，“世俗化”只是一个个别的事件而不是连续的历史运动，而这些个别的事件多招致的“反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力量又修缮了世俗化造成的破壞，因此，世俗化作为一个历史运动根本是不曾存在的。

而在《摩西五经》以及《圣经》中，族长们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出走，就表明了宗教背后不可言喻 “精神追求”。起源于苏美尔的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家族最先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1900B.C-1500B.C年间由美索不达米亚迁入叙利亚，随后迁入埃及，在迁入的300年间，希伯来人受到了种种奴役。以及摩西领导下的从埃及出走，贝格尔认为，这是以以色列为原型的两次的出走，都意味着和原先充满灾难，伤害的那个世界的完整的决裂。也是出于对痛苦的回应，选择出走。从而也有了摩西领导下从埃及的出走，这说明人们不管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渴望得到上帝的恩典。这看似是理性的出走，但其背后，也无法否定出走本身就是具有神性意义的，如果不是奴役，饥饿，唤醒了人们对神圣性的认识，也许迦南人并不会认为上帝应许了“牛奶和蜜”。以色列人也无法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这个神秘性是什么，人们很难给出明确的解释来对之定义，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代表着人们对无限未知的渴望，对超越本身的探索与思考。因此，缪勒认为是对无限的追求。3这也许也是千百年，基督宗教所言的源自基督的“爱”与人类本身的“原罪”，其本身除了预言意之外，更被赋予了伦理和哲学意义。由此宗教渗透在不同领域之中，包括文化、语言、艺术、经济领域，但如果没有这一层“神秘性”，就如段德智教授在其《宗教学》里所说的一样，宗教将沦为一种文化。[4]

三、宗教反思性

宗教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寄寓在我们每个人之中的人类精神不得不为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宇宙寻求一种解释并坚信我们的世界观将赋予宇宙以意义，而不必使自我成为宇宙的中心。在逻辑上调和这;两种要求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是在逻辑上怎样，人类精神不会放弃寻求对这种奥秘的解释;诸种高级宗教启示的新福音的确在下述直觉方面达成了和解，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和实在的意义乃是爱。”[5]

保罗·蒂里希认为信仰“信仰是终极关切的存在状态。”我们终极关切的对象，是那决定我们的存在或非存在的东西—存在的意思，不是我们有形生存，而是“…生存的实在性、结构、意义和目的。”ⅲ他认为宗教关切是无条件的，它独立于任何个性，欲望或环境之条件。

我们姑且可以把宗教信仰划定是一种强烈的愿望的完成，它超越现实的或给定的东西，是一种终极关切的存在的状态。人们也无法否认宗教信仰为人生提供慰藉。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宗教信仰具有追求为生活寻找支撑和意义的显著特征。表征着人对终极关怀的渴望，它给人注入神圣的目标，引导人去反省自我，超越自我，塑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从而为人的生活提供情感，意欲，愿望，行动等的根基。宗教在现代社会也难以消亡，直至今日，它始终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除了生存，和人格这些外在的或物质的需要外，人还有一种对意义追求的需要，即理解生之意义的需要，还有希望超越自我的需要，这些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外在世界无法提供的，你无法想象，在现代化的今天，不丹作为一个佛教国家，那里人民仍然过着清苦的生活，却依然快乐。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内在需要，外在的物质需要满足与否，相对地降到次要地位。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4一书中提到政治的冲突可以依靠文明之间的对话来协调，这确实为冲突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式。12这意味着政治与文明之间的冲突，正在找寻一种新的突破口。在政治上也不失为一种新的途径。当然，想要真正的调解宗教纷争，人们仍需回到人类命运对内心成长的问题上来，关心当下的饥饿疾苦。几千年来，宗教对这类问题上探索，内在需要的追求上而言倒是似乎从未变化过。

参考文献

[1]贝格尔：《神圣的帷幕》，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1991.

[2]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交流[J].2000，（1）

[3]陈春富：《宗教与文化》[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4]段德智：《宗教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

[5]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注释：

[1]罗伯茨：《从社会学角度看宗教》;多尔西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

[2]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3]保罗·蒂里希：《信仰之动力》，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第42页

[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8-35页。

作者简介：

王静，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宗教学专业，研究方向：基督教。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