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时期，经学衰微，玄学兴起。葛洪生活在两晋之交，汤用彤先生称其“非玄学中人”，但从葛洪的一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玄风盛行的大背景下，葛洪对魏晋玄学既有批判又有接受。本文试图从玄学的本末、有无主题，得意忘言和辩名析理的哲学方法等方面来探讨葛洪对魏晋玄学的接受。

关键词：葛洪；魏晋玄学；接受

葛洪（283-363）字稚川，丹阳句容（今江苏）人，博涉群书，好神仙方术。其思想兼及儒道。汤用彤先生称其“非玄学中人”，但从葛洪的一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玄风盛行的大背景下，葛洪对魏晋玄学既有批判又有接受。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产生的一种哲学，玄学家通过对“三玄”（《周易》、《老子》、《庄子》）等的注解，阐发自己对宇宙本体的认识。“玄”这一概念来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比较抽象。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称玄学为“新道家”，可见玄学与道家的密切关系。汉魏之际，经学衰微，一批名士敢于突破传统礼教，崇尚清谈，在《老》、《庄》中寻求新的精神寄托。葛洪生活在玄风盛行的两晋，一方面他批判了玄谈引起的任诞之风，另一方面在他的著作中也有对玄学的接受和融合。

葛洪《抱朴子内篇》的首篇便是《畅玄》：“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故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1]玄是自然万物存在的根源和依据，这与《老子》中的“道”是万物之宗的意义是一致的。王明在校释中指出这里的“玄”，不同与魏晋玄学之玄，源自于汉代扬雄的《太玄》。汤用彤先生对此有专门的论述：“然谈玄者，东汉之与魏晋，固有根本之不同。”扬雄《太玄》的天道观“仍不免本天人感应之义”，“魏晋之玄学则不然，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偏重天地运行之物理，魏晋贵谈有无之玄致。”。也就是说葛洪谈“玄”不仅吸收了汉代扬雄谈玄的观点，也接受了魏晉玄学的一些观点。

（一）对魏晋玄学主题的接受——本末、有无

“有”“无”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基本问题，最早见于《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发展到魏晋时期，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更加集中和清楚，重在探求宇宙人生的根据。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以“无”为本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何劭的《王弼传》曾引述王弼见裴徽的一段话：“（裴徽）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己者何？”。王弼则回答：“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与之相反，裴頠则提出“崇有”。

魏晋玄学主要从本末体用的关系来讨论有无问题，葛洪在阐发自己的学术理论中，吸收了玄学关于本末、有无的探讨，从本末体用的关系来探讨有无。《抱朴子外篇·循本》：“玄寂虚静者，神明之本也。阴阳柔刚者，二仪之本也。巍峨岩岫者，山岳之本也。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莫或无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丰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抱朴子外篇·尚博》：“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葛洪在这两篇中以“本”、“末”来论述相关问题，在四科中，德行为本，文章为末，可见吸收了魏晋玄学家们对本末的认识。

（二）对魏晋玄学方法的接受——得意忘言、辨名析理

汤用彤先生曾提出魏晋玄学的方法是得意忘言的方法。玄学家们反对拘泥于言语文字，而主张求取言外之意，以此主张用“得意忘言”的方法来解释儒家经典，以实现他们以道解儒，以老解孔的目的。言、象是用来表达意的，离开言象，意就无从表达；但不能被言象束缚，忘掉言、象才能真正体会到意。“王弼为玄宗之始，深于体用之辨，故上采言不尽意之义，加以变通，而主得意忘言。”[2]葛洪在很多方面接受了得意忘言的说法，《抱朴子内篇序》中，葛洪就指出“至妙者”是不能用笔墨文字表达出来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葛洪在他的文章中化用了“得意忘言”的方法，他同样主张言不尽意，得意忘言。

“辩名析理”就是从“名”中析出“理”来，魏晋士人在辩论时就常用这一方法，与汉代经学相比，魏晋玄学多了学理思辨的色彩。“辩名析理”开始运用于“名分之理”，后来逐渐运用到对人物品评，刘劭的《人物志》就是才性名理的代表作。《晋书·葛洪传》就指出葛洪的文章“精辩玄赜，析理入微。”抱朴子内外篇的论事析理带有清谈名士的论辩之风。葛洪继承汉末士人的清议之风，喜好人物品评。如《抱朴子外篇·自叙》：“与学士有所辨识，每举纲领，若值惜短，难解心义，但粗说意之与向，使足以发寤而已”，《抱朴子外篇·清鉴》对张飞、关羽以及孔融、邓禹等进行了评价。《行品》篇则对圣人、贤人、孝人、仁人、忠人、名人等各色人进行了定义。另外《正郭》、《弹弥》也属于人物品评篇。“葛洪并不反对以人物批评为主的清谈，甚至喜好品评人物。”[3]葛洪不仅喜欢品评人物，而且对品评人物的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葛洪对魏晋玄学的理论主题以及一些方法有所接受和借鉴，但对玄学所引起的蔑弃礼法，空谈任诞之风深恶痛绝。《抱朴子外篇·疾谬》：“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在字里行间中流露出对魏晋士人这种放浪行为的厌恶和不满。《刺骄》篇则讽刺了世人无戴、阮籍的才学，徒仿二人的放荡行为，无异于东施效颦。在人人谈玄析理的魏晋，葛洪无疑是一个清醒的智者。他对玄学不沉溺，不彻底反驳，而是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使自己的哲学能够被世人接受。虽然葛洪对玄学的接受范围较小，但我们不能忽视在玄学背景下葛洪对玄学的接受。

参考文献：

[1]王明. 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9.

[3]丁宏武.葛洪论稿——以文学文献学考察为中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作者简介：

杨维娜（1991.2-），女，汉族，陕西商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单位：商南县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