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子惠

摘 要：民国期间各国教育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我国试图通过参与世界教育大会，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成果，以谋求国际文化地位。自1923至1937年期间，我国各个教育团体通过参加世界教育会议将中国文化传播至世界。我国参与世界教育大会的历史过程大致呈三角形，可划分为探索、上升、衰退三个时期。参与世界教育会议的活动不仅是民国时期教育外交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笔，而且也加速了我国近代化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世界教育会议;中华教育改进社;国际地位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9-0113-03

民国时期，中国高度重视世界教育会议的召开。教育界人士积极筹备，与他国在会议中博弈并取得巨大的成就，促进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对我国参与世界教育会议进行深入分析，对于当今日益活跃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我国参与世界教育会议的原因及动力

我国参与世界教育会议是多重力量的耦合，这些力量不仅有来自外力的压迫，还有内部自身发展的需求。参与世界教育会议既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使命，也是中国融入世界谋求自身国际地位的重要需求。

（一）提高中国文化地位之使命

自晚清以来，中国不断受其他国家侵略，教育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深刻变革。部分中国教育界知名人士开始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试图通过教育方式来重建中国形象。尤其20世纪20年代左右，教育界人士不断汲取外国教育理论的精华，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模仿，使新教育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新教育运动取得的成果使一部分教育界人士认识到：“近几年来，中国教育确有些不可埋没的地方，那可以告诉人而无愧的，也不少数……中国教育还是有可以向世界宣传的东西的”[1]。郭秉文也对中国当时教育现状有所评价，“现在中国虽处于政治纷扰，社会不满之状态下，而教育状况实无时不在进步发展之中”[2]。

恰逢1922年由美国全国教育联合会组织的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对中国发出邀请，教育界人士对参与此届世界教育会议高度重视，欲抓住此次机会宣传中华文化。由于我国准备不足，错失1921年在檀香山召开的联太平洋教育会议和1922年的菲律宾运动会议。陶行知指出：“这是世界上教育界第一次的大结合，以后这种会议，怕是免不了要陆续发现的。这种会议如果办理得好从小的地方看，可使到会各国交换知识;从大的方面看或可解决些国际教育的问题，以谋世界文化的改造。我们若不想在世界文化占一地位也就罢了，如果是想占地位的，那对于这种会议也免不了要参与的”[1]。

（二）适应和平主义之需要

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饱受战争之苦，有些国家注意到希冀教育使世界相互协助，实现世界和平。于是美国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欲集合我友邦各教育会各大学校各团体于一堂，共商教育理想之新建设，以促成世界之和平而让人类于幸福之域”[3]。同时还规定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唯一宗旨为：“提倡世界教育事业期有以造成更明■之了解、更近一致之努力”[3]，并规定了七项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目标。且不论美国教育联合会发出的《万国教育宣言》真实意图是什么，但是其内容与我国爱好和平的情怀不谋而合。教育家胡适在留美期间与不同种族的人士亲密接触使他深知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信仰，使得他从一个新的高度观察世界”[4]。不仅如此，相关记者在报道中国赴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后深有所感，特发表于《申报》，其评价到“自欧战终了各国，尤时之士莫不致叹于偏狭的国家主义之流毒，又鉴于战后列强情况。虑夫战祸之方兴未艾，急欲从根本上培养和平元气，发挥大同精神”[5]。

中华教育改进社作为此次参与会议的主力军，极力赞成世界教育会议的召开，认为此次教育会议倡议之正大，并积极派选代表参加，筹备赴会资料，希望借此次机会不仅要向世界宣传中国在动荡政局中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并且“借此把我们爱好和平的精神发扬出去”[6]。

（三）中国参会代表之优势

“一战”以后，大批留学生留学归国，成为参与世界教育大会、传播中华文化的中流砥柱。参与世界教育会议的中国代表绝大多数有留学背景。例如作为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代表人物郭秉文、汤茂如、程其保、谢冰等11人，全部都曾留学于美国。留学生成为搭建中国与世界教育会议沟通的桥梁，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坚力量。

留学生作为参会代表的主要优势在于语言方面。通常而言，教育会议所用的语言应是其组织国家的民族语言。因为教育会议主办方多为欧美国家，这就要求会议语言应以英语为主。在1927年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二次世界教育联合会上，对语言做出规定：“英语作为交换意见之媒介，颇多不便之感。此次会议及拟杜除此弊，多聘各国之翻译，故各国教育家不谙英文者，亦可参与讨论”[7]。由于语言是参会必要条件，外语流利成为留学生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留学生成为参会达标的首要人选。

除了语言优势是中国留学生参与世教会的有利因素之外，参会代表与会议组织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是推动中国参会的重要条件。美国全国教育联合会会长威廉姆与胡适关系甚好，两人时常写信往来，1923年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的召开，威廉姆就曾写信邀请胡适参加。

中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不仅来自西方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外在压力，还来自中国教育深刻变革的内在动力，并且留学生也对其起到了推动作用。总之，提高我国文化地位的使命正朝着光明一步步前进。

二、中国参与世界教育大会的历史考察

自1923年我国参加第一届世界教育大会并取得成就以来，我國开始备受各国关注。我国在历届世界教育会议无一缺席，为了使中国在教育会议这个舞台上更好地施展才华，教育界人士在参会前积极筹备，在会中临危不惧。1937年第七届世界教育联合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但因为日方正式邀请伪满派代表参加，故我国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决定不派代表前往，并决定退出世界教育会议”[8]。由于“二战”的开始，各国忙于战争无暇顾及教育，世界教育会议也走向衰落。

（一）中国参与世界教育大会之探索期（1922-1923）

世界教育大会自创立后，在1922年至1923年间，我国充分利用国际舞台、积极宣传中华文化。在世界教育会议中，我国取得重大的成就足以证明我国教育成就得到了世界的初步认可。

1922年，世界教育会议由美国全国教育会发起，决定于1923年6月28日至7月6日在旧金山奥克兰举行，邀各国教育机关派代表出席。从1922年得知美国要举办世界教育会议之后，我国教育界人士就充分肯定参加世界教育会议的意见，并着手开始筹备，“若想解决国际的教育问题，也怕跑不出这个范围，总体来说国际的教育运动是一天多似一天的，我们是一定要参与的，我们以前参与这种活动是无准备的，以后的准备一是要靠自己有的成绩、二是要靠彻底的自明”。中国在收到邀请之后，北洋政府当即决定中华教育改进社为参会主要代表。改进社“得此消息后，即开始筹备，如着手教育调查、编制全国教育统计等事”[9]，为了参会代表回国后能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上报告世教会经过事宜，改进社特将会期由6月改到8月。改进社原本派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郭秉文、张伯苓等8人赴会，然而因范源濂出国考察教育、陶行知身体不适等原因，最终决定郭秉文、汤茂如、高芴之、谢冰、李建勋、陈时、林卓然、陈继荣8位代表赴会。此次会议共有三百余位教育代表参会，除美国外，中国代表人数最多，并携带70余幅反映中国教育现状的印刷品以及18种教育报告，于1923年6月4日乘船启程。会上，我国代表提交的七项议案中有两项议案通过，一为成立一永久教育组织世界教育会联合会;二为设立世界亲善日。“郭秉文为是夜致答词之第一人，亦为外国代表在此会议发言之第一人。讲演时不但声语动听，并且意思又甚颇合此次会议……故闻者莫不鼓掌不绝，并且我国教育界之代表团领袖郭秉文被举为世界教育会亚洲部副部长”[10]。

（二）中国参与世界教育大会之上升期（1925-1927）

1925年至1927年间，我国参与世界教育会议迎来了一段短暂的春天。这三年期间举办的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在世界教育会议中的表现颇为活跃，成为中国外交史中灿烂的一笔。

由于1923年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实为推动世界教育会联合会之主要力量，故得知1925年第一届世界教育会联合会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的消息，“中华教育改进社推蔡元培、郭秉文、凌冰、黄建中等人为赴会代表。中国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托郭秉文代表约王志莘同行赴会。蔡元培在欧洲因事情不能赴会。7月17日，五名代表会于伦敦，翌日携带中华教育改进社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所印刷之《中国教育概况》《中国平民教育》等印刷品多种，同车赴爱丁堡出席会议。中国赴会者除代表外尚有中国代理驻英公使朱兆萃及留英中国学生数人”[11]。此次会议上中国代表仍受各国关注，“第一日全体大会主席报告已入会之国名及中国时全场鼓掌，中国代表在全体会议与分组会议所发言论，曾受特别欢迎”[12]，会前苏格兰筹备委员会对蔡元培的到来特表欢迎，会上决定会长属于美国，副会长仍然属于我国代表，并决定下一届会议召开地点为亚洲。

1927年第二届世界教育会联合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城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全国教育联合会两团体派八名代表赴会，如广州培正中学校长黄启明、世界教育会副会长沈有乾、中美协会书记王卓然、三名纽约哥伦比亚师范大学学生。在会中，“我代表于参加时提出主张，每得大会重视”[13]。在议事会中，我国有三名代表成为会议委员。

我国受到各国关注度越来越高，并对世界教育产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与我国教育界人士的努力分不开。

（三）中国参与世界教育大会之衰落期（1929-1937）

1929年第三届、1931年第四届世教会分别在瑞士日内瓦和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召开，我国均派代表参加。第三次大会中，我国代表郭秉文博士又被选为该会副会长，张伯苓博士也被选为该会中国方面的董事。1933年第五届世教会在英国爱尔兰召开，难见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中有所作为。1935年第六届世教会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我国派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邓植仪、中国教育学社及社会教育学会代表罗廷光、一名留英学生、福州某中学校长陈君及教育部督学唐惜芬五人参会。在会议上，唐惜芬致词略述中国教育之和平精神，获到会人员之认可。

在中国参与前五次世界教育会议中，我国虽积极筹备派代表出席，成为该组织的委员，但从1929年瑞士日内瓦会议之后，难见中国代表的提案。主要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对教育社团的限制，与世界教育会议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解散。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解散影响了中国参会的效果。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恶化。但得知世界教育会议第七次大会定于1937年8月在东京举行，又因该会议第一次在亚洲召开，故中国格外重视此次会议。中国教育学会为筹备参加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联合会，召集各教育学术团体开会。经筹备会决议，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国社教社、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教社、中华健教社、教电协会担任各个教育问题，希望借此会议“以中国本位教育倡导世界和平，冀达国际真正平等之域”[14]。1937年3月7日，大岛正德来函申明不邀请伪满代表参加。3月28日，世界教育会长孟禄博士来华反复申诉前几届会议，苏俄及德国教育界由于不符合本会章程而未能参加，故“伪国既非本会员，故本会从未有请由伪国代表出席之表示，今日为止，日本政府及伪国亦从未有此项要求，故预料在此次会议中，绝无伪国代表之踪迹。将来伪国教育界定欲参加，亦仅可以学术团体名义”[15]。同年6月30日，全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接到世教会七次事务会议局事务总长大岛正德的来函，得知英决定允许伪满代表参加，全国教育学术团体当即致电世教会，坚决反对允许伪满代表参加大會。7月1日，我国代表团团长胡适发表主张：“日果允伪满参加世教会，我决不出席”[16]。7月16日，我国教育学术团体致电孟禄，诉说因日本邀请伪满我国决不参加的事实，并热烈邀请各国参会代表访华。7月31日，孟禄博士回复对日本邀请伪满参会事实不知情，并再次邀请我国前往参加世教会。中国坚决不参加世教会，但是中国信守承诺，热情招待来华的参会代表，并说明不参加第七届世教会之原因。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界忙于战争，无暇顾及教育，教育活动成分减少，又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联合会召开之后再无召开世教会之举，中国逐渐退出世界教育会组织的舞台。

三、中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的特点及评价

1923年中国参与第一届世界教育联合会既是中国教育史也是外交史上的一项重要活动，其主要作用在于打破了中国与外国之间封闭的状态，冀参与世界教育会议把中国教育成果向外传播，使中国教育开始受到其他国家的关注，改变了以往中国全盘吸收外国教育理论的局面，打破了中国不与世界沟通的局面。

我国对世教会予以厚望，想要借会议的召开提高我国的文化地位。在教育学者谢冰看来，“将来我国于世界教育界中力争上游，或即发动于是。此则可为我国欣慰者也”[17]。我国参与世界教育会议的过程，表现为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参会人员范围扩大。历届参与世界教育会议的人员选派范围不同，不仅有国家性质的团体，也有省市地区性质的，还有一校的。在1923年世界教育会议联合会成立大会和1925年第一届世界教育会联合会上，我国只有中华教育改进社代表筹备并出席会议。在后五届世教会中，我国参会代表加入了全国教育联合會、中华教育学社、社会教育学会等教育机构的参与。除此之外，会前筹备也逐渐使教育团体各有分工。比如在1937年第七届世教会前的筹备中，“于地理、师资、家庭与学校、中等教育、大学教育、社会科学与科学教育等问题，推由中国教育学会担任预备;关于成人、播音、乡村、社会适应等问题，推由中国社教社担任;关于学前、幼稚、初等教育等问题推由中华儿童教育社担任;关于工艺商业等问题，推由中华职教社担任;关于视觉教育问题推由教电协会担任;其他关于卫生方面，推由中国卫生社中华健教社担任”[14]。

二是我国参会目标、信念一直没变。世教会成立大会的宗旨在以教育增进世界和平。自1923年至1937年期间，共召开八次会议，我国无论是参会目标，还是提交论文和议案，都契合世教会主旨，希望以中国的本位教育倡导世界和平，“冀达国际真正平等之域”[14]。

中国参与世界教育会议，使其教育团体获得了极高的荣誉，增强在国内的号召力，利于社团招收社员、开展教育事业。为传播中国文化，使中国教育走出去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国教育团体高度重视，选派教育界知名人士编辑展示中国教育成果的材料，参会代表在会中积极展示中国风采，树立了中国在世界教育界的形象。

参考文献：

[1]为万国教育会议事敬告全国教育界同人[J].教育杂志，1923（15）：1.

[2]郭秉文赴万国教育会前之谈话[J].爱国报，1923（9）.

[3]陈明.万国教育会议宣言书[J].中华教育界，1923（12）：8.

[4]欧阳哲生.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338.

[5]送诸代表赴万国教育会议[N].申报，1923-06-04.

[6]全体学术会议纪录[J]新教育，1923（7）：2-3.

[7]世界教育联合会举行之消息[J].教育杂志，1927（19）：3.

[8]我国退出世界教育会议[J].陕西教育月刊，1937（3）：4.

[9]陶行知.信条[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100.

[10]殷芝龄.世界教育会议之经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48.

[11]第一届世界教育会联合会大会记[J].教育杂志，1925（17）：10.

[12]世界教育会议经过之概略[J].环球中国学生会周刊，1925（214）.

[13]第三届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纪略[J].教育杂志，1927（19）：10.

[14]剑新.关于世界教育会[J].黄胄周刊，1937（1）.

[15]世界教育会无伪国代表参加[N].公教学校，1937（3）：14.

[16]伪满参加世教会，我国决不出席[N].申报，1937-07-01.

[17]万国教育会议之经过及感想[J].教育与人生，19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