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常见

摘 要：先秦至秦汉时期，华夏族的民族观和民族思想经过长期酝酿基本形成。西周初年的政策基调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民族思想的形成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太史公司马迁肯定并继承这一思想，《史记·匈奴列传》就是在这一成熟的民族思想指导下写成的。而民族政策则是在两汉处理汉匈关系的实践中、在与民族思想的互动中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汉书·匈奴传》的记载显示，西汉中后期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已经相当完备。

关键词：民族关系;汉匈关系;《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9-0105-02

从远古时起，在各民族繁衍、生存的过程中，华夏族逐渐占据了主体族群的地位，“华夏在春秋之后的稳定性说明它在春秋末年已最终形成。”[1]华夏族主体化的过程，也是与其他族群的争夺、战争、交流、融合的过程。因此，为了争取和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这种情况在先秦至秦汉时期尤其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华夏族民族意识逐渐萌发，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不同地区经济模式和发展水平不同，不同民族的物质和精神发展程度出现落差，生产发展较先进的民族优越感凸显，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自信上，其维护和扩大本民族发展空间的意识也逐渐增强，生产发展较落后的民族更倾向于武力掠夺前者的物资和人口。经济文化发展先进的农耕民族与骁勇善战的半农耕、游牧民族之间对生存资源的争夺，无论是夏朝时的东夷，商朝时的鬼方、土方，西周时的四夷（东夷、南蛮、北狄、西戎），还是秦汉时的匈奴、南越，双方之间不断地战与和。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族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民族思想和处理民族关系的策略。

现如今关于先秦及秦汉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关系的相关研究颇有成果，尤其在先秦华夏民族观相关概念的整体研究、孔子以前时代民族观的研究、儒家时代民族观的研究、先秦民族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研究、秦汉民族政策的研究、司马迁班固民族观对比研究等方面，学者已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先秦至秦汉民族思想和政策进行了多方位诠释，很多论题已经得到了相当深入的论述，但是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鲜有从先秦至秦汉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演变路径及这段时期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两者互动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的成果。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试对秦汉时期民族思想发展流变及民族政策的演变特色进行梳理和探析。

一

先秦到两汉，华夏民族思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范式，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民族认同经历了两次转变。“华夏族的形成体现了我国古代民族构成对原始氏族组织的突破。然而，史籍对当时的民族都是按氏族的名称来称呼的，‘氏是‘姓的分支组织形式，是血缘家庭分衍发展而形成的同姓群体，它反映的是一种血缘联系，这就体现了夏朝民族思想中血缘观念仍占有主導地位。”[2]商朝建立以后，商民族以东夷身份融入并站到了华夏族的权力顶端。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夏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民族认同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商时的华夏族群发展需要，于是民族认同的纽带出现了第一次转变——由血缘认同转变到地域认同，“卜辞中，商朝对异民族主要使用了‘方的称呼，‘方是一个地理方位名词，反映了该时期地缘关系在民族识别中的地位已得到提升。”[2]随着族群繁殖和融合，人口增多，原来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单位趋于崩溃，在一个广袤的统治疆域内，以地域作为认同纽带显然比以血缘作为纽带更为适用。随着生产的发展，各个地域的生产模式不同，物质生产水平产生了差距，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礼仪，原先以地域为纽带的民族认同感出现了分离倾向，文化礼仪因素在日常生活中的认同作用开始逐渐凸显。周代商后，华夏族的民族认同纽带出现了第二次转变——由地域认同转变到文化认同。需要指出的是，血缘、地域、文化这三个因素在民族认同中的作用并不是严格地后者登场前者退场，而是按照影响力此消彼长。

二

西周统治者有意识地强化了文化对华夏民族的纽带作用，周公“制礼作乐”，为周政权控制下的整个民族制定了成套的礼仪规范，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凸显礼仪的作用，可谓后世华夏礼仪之邦的圭臬。武王以一个不同于商民族的外族身份灭商后，“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3]甚至“立武庚”[3]，以敌国的贤人为贤，刻意延续敌国的宗祀，这都是站在统治一个以文化为纽带的民族高度的行为，如果单纯依靠血缘和地域的民族认同作用来对形势加以巩固，显然不够稳定。再如在《多方》中歌颂周王承天之命克商的功绩的时候，强调的“用德”[3]：“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3]总之，其为政思想中体现出的“孝”“和”“德”等概念都是后来华夏文化的核心理念。可见，《尚书》作为以西周“文化治国”理念为指导思想写就的经典文献，对华夏族早期民族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阐释作用。

孔子强调华夷之分的标准是文化，“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4]，主张用文化去教化他们。承接孔子的思想，孟子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主张，“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孟子·滕文公上》），以鸟儿迁往高大乔木为喻，比喻历来都是中原先进文化影响改变边远落后的民族，而没有边远落后的民族影响改变中原文化的。此后公羊家的“大一统”思想进一步补充了孔孟的民族思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这里的“大一统”应用到民族关系上，就是要以先进的华夏文明礼仪教化、同化文化相对落后的四方蛮夷，即通过“以夏变夷”的方式，实现孟子所说的“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因此，经过了几代儒家先哲的总结，先秦民族思想范式逐渐成型。

三

秦汉时期，匈奴势力崛起，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成为华夏族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先秦形成的民族思想范式在这一复杂的民族形势下，与民族政策逐渐融合互动，这一过程在《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的记载中有着充分体现。西汉建立后，面对匈奴对边境无休止的劫掠、甚至大军威逼长安，陆续采取了“和亲”“战争”“长居者以备塞”“羁縻”[5]等政策，汉政权的对匈策略逐渐走向成熟。司马迁和班固作为东西汉最具代表性的史学家，两人前后相距一个半世纪以上，这段时间，汉匈之间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华夏族逐渐占据了战略主动地位，但匈奴的威胁一直存在，在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中，在谈到匈奴的起源时，司马迁认为其可追溯到夏侯氏，“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5]。从现代民族学角度考察，这或是一种历史的逆向构建，但显示出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基调，即淡化血缘认同，强调文化认同。既然汉匈两族在血缘上都与夏侯氏有联系，匈奴具有同华夏族共同的“人性”，“苟利所在，不知礼义”[5]。司马迁以相对平等的眼光对匈奴进行评述，在当时无疑具有先进性。在对待匈奴的策略方面，文中既表达了对匈奴无休止侵扰汉王朝边疆的痛心，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作者感情的字眼，但充斥着大量的关于匈奴侵掠汉民的这些记载，“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所杀略甚众而去”“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馀人”“侵扰朔方，杀略吏民其众”[5]，这些记载无不透露着作者对匈奴威胁的担忧，同时作者对汉武帝发动的持续的对匈战争却又颇有微词，“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5]，侧面显示出对武帝用将失当的不满。班固的《汉书·匈奴传》[6]分为上下两部分，对西汉中前期汉匈关系的叙述与《史记·匈奴列传》相同，除增加了太始元年到王莽末年汉匈关系的史实，内容更为翔实，末尾以“赞”的形式，论述了作者对匈奴的态度以及处理两族关系的建议，相对于《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中显现的对匈奴的民族策略更趋于成熟。

《汉书·匈奴传》载，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欲使汉王朝撤兵到至谷以西至敦煌边防，熟谙边塞之事的郎中令侯应上书汉元帝，请求驳回这一要求。侯应认为匈奴“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6]。并指出边防要塞的设施是经过长期经营，投入了无数人力物力才得以修成，倘若他日汉匈关系再起波澜，“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6]。若“罢边塞事”[6]，则“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6]，系统总结了汉政权控制边塞，设置边防力量的必要性。侯应之谏书显示出汉朝精英阶层对匈奴的前瞻性认识。汉哀帝建平四年，匈奴单于上书请求参加五年正月的大朝，黄门郎扬雄上书劝谏哀帝要慎重对待匈奴的请求，除强调匈奴历来“难化以善”[6]之外，把汉匈关系同汉宛（大宛）关系，还有同乌桓、姑缯、朝鲜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得出“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6]的结论，不要因为汉匈关系暂时处于和平时期就对其轻率处理，提醒哀帝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扬雄的这篇策论，体现出汉匈关系被置于民族关系的层面上来处理。王莽政权时期，王莽欲出击匈奴，王莽手下的大将严尤上书，建议对待匈奴不宜穷追猛打，应该视之“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巳”[6]，并从军队集结速度、军粮调配和运输、战争时间、行军速度、匈奴地区的气候和地形等方面出发，总结了对匈战争的五个难处，认为对匈战争很难取得成功。若要出击，也应速战速决，让先到防的军队出击。《汉书·匈奴传》完整地记载了上述三个针对匈奴的策论，这些内容充分展现了西汉中后期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政策基调和战略思想，从行文中可以发现，班固对这些看法表示赞同。笔者认为，在民族思想上，班固与司马迁基本持统一立场，即在儒家大一统思想下的华夷之辨、华夷之防和变夷为夏，民族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文化方面。有人根据班固《匈奴传赞》中描述匈奴“人面兽心”“圣王禽兽畜之”[6]等字样，认为班固的民族思想相对司马迁出现了倒退。笔者不赞成这种看法，或可这样理解，班固之所以这样形容匈奴，是在对匈奴民族思想基调早就奠定之后，又经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诸多对匈民族策略的实践，到他那个时期匈奴依然是华夏族的一个大威胁，“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6]，用文化教化感召匈奴的策略在他们身上好像收效甚微，“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6]，所以出现了这样的论断，因此就此怀疑班固民族思想基调的进步性略显武断。

總体来看，先秦时期形成的民族思想范式和西汉中后期成熟起来的民族政策对此后两千多年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了华夏族的命运走向。

参考文献：

[1]陈筱芳.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2）.

[2]曾文芳.夏商民族思想的变迁探析[J].西北民族论丛，2008（00）.

[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黄怀信.论语新校释（附通检）本[M].庞素琴，通检.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