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庆亮

摘 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土地革命前夕，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党内出现了一场思想交锋。面对当时出现的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放弃武装斗争和轻视农民运动等右倾偏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出发，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并探索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从而促成了党内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认识的统一，至土地革命前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初步形成。

关键词：无产阶级;武装斗争;农民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9-0028-04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已经成为党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然而，这一理论并不是天然地产生，而是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的基础上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经过党内的思想交锋，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前夕初步形成。研究这一理论初步形成的过程对于正确认识党成立初期思想和实践上的分歧意义深远。

一、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提出与远东会议对中国问题的指导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初步形成提供了理论准备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问题，并留下了诸如《关于波兰的演说》《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揭示出近代殖民地产生、发展的根源和最终归宿，但是却没有明确指出落后殖民国家走向民族解放的具体道路，他们提供的理论仍然是抽象的、原则性的。

20世纪初，俄国先后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在推翻沙皇的统治以及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集中体现于他1920年7月26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这一报告的要点是：一是认清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并要求“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1]275;二是主张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与苏维埃运动的对立和斗争将影响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和全世界的国家体系;三是由于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不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四是“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279。

以上四点，事实上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借鉴。然而，一年之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及时吸取这些经验，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旗帜鲜明地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却没有提出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策略，这表明，党的实际斗争经验还十分缺乏，党员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统一，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远东会议）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远东会议明确了中国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行动纲领，从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列宁主义的指导。会议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一是主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民族革命阶段，从而纠正了中共先前关于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实行社会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偏向;二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规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从而帮助中国克服了之前对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重要性认识的不足;三是指出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共产党必须同其他政治力量结成联合阵线，从而克服了“一大”党纲中反对与其他党派建立联系的关门主义倾向。①

1922年5月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出现了“民主革命完成之后继续进行新的意义上的革命”的表述，并将“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際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青年团在政治上的目标之一[2]73-74;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一主张将打倒列强与反对军阀并列起来，并且申明要与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以达到免于使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目的。尤其可贵的是，这一主张中提出，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之前，“无产阶级目前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还应该是联络民主派共同对付封建式的军阀革命”[2]88-98，事实上已经蕴含了二大党章中最低纲领的雏形。这一主张，相比于一大党纲中“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的表述成熟了许多。

由于之前的理论准备，中共二大宣言中革命分“两步走”的认识就水到渠成了。二大宣言中解决的问题：一是关于实现国内和平的途径，提出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前提条件，“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的”[2]129。二是关于革命可以团结的力量，指出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都是革命可以团结的力量，并认为以劳动运动为先导的革命运动是“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2]132。三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步骤与前途，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民主革命的前途是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反而会使资产阶级迅速发展，并同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2]132-133四是关于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总之，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和莫斯科远东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从中共成立到二大召开的短短一年间，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已经雏形初显，然而之后的历史将会证明，1921年至1922年一年来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仅仅只是这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随着实践的深入，更多的挑战将接踵而至。

二、党内对于革命领导权和革命动力的争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初步形成确立了正确方向

中共二大召开后，由于民主革命纲领的确立，党的革命工作有了新进展。这一时期，一批党的早期领导人积极投身于对民主革命纲领的宣传与民主革命的实践当中，由于党的早期领袖在革命的领导权和革命的动力等问题上认识的不一致，新一轮思想交锋开始。

这次争论的焦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由哪个阶级掌握，各阶级在联合阵线中分别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1922年7月以后，陈独秀等人发表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民主革命纲领的宣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革命领导权和阶级分析上，他们却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的主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下，无产阶级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3]352，进而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3]492“幼稚的无产阶级”只能跟随在资产阶级身后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来领导。“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斗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斗争”[3]268。第三，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处于幼稚阶段，“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3]499，拥有阶级觉悟的是极少数。第四，认为中国只有等到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以后，农村间才能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3]498，因此现阶段不存在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上述观点在当时的党内有一定的代表性。低估工人、农民革命作用的做法以及否认无产阶级发展壮大这一事实，显示出党内一部分人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表现出比较大的动摇，这些观点在党内引起了一场争论。

针对无产阶级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的观点，罗亦农在1924年说“现在共产党的革命主要的力量是无产阶级”[4]5-6;针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来领导，罗亦农、瞿秋白、邓中夏等人也表示异议。瞿秋白在1923年12月《新青年》季刊第2期上的《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较早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职任愈大。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5]90邓中夏在1924年11月的文章《我们的力量》中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做了如下论述：“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领袖亦是无产阶级”[6]483，并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6]485罗亦农则在1925年1月专门写了《殖民地的国民革命非无产阶级指导不可》，事实上呼吁确立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他指出“担负国民革命的只有无产阶级，故中国共产党要积极指导国民党”[4]31;针对中国工人阶级尚处于幼稚阶段的论断，邓中夏在《论工人运动》中详细叙述了中国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事实，并在稍后写就的《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中表示：“工人群众终归是中国革命运动最伟大的一种势力”[6]324，十分强调工人运动的重要性;针对忽视农民和农民运动重要性的做法，罗亦农、邓中夏等人也在《应组织工农，预备革命的基础》和《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等文章中进行了辨析。

概括地说，从中共二大结束以后至中共四大召开前，党内在革命的领导权和革命的动力等方面的不同观点基本是围绕上述四个问题展开的，这场争论的必然导向是革命的前途问题，也即革命的前途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针对当时党内已经展露的右倾机会主义萌芽，党内一些早期领导人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澄清，他们的观点在纷繁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阵地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初步形成确立了正确方向。

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真谛促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初步形成

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使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渐趋明朗，会议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以决议的形式达成一致，一是中国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东方殖民地之无产阶级都应该不迟疑地参加各本国之民族革命运动”[7]215。二是肯定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领导地位，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7]219。三是正确地指出党内虽然存在着反对加入国民党、反对参加国民革命的“左”倾危险，但是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的“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7]221，此外，党的四大还通过了《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指出“農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7]239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民族革命中忽视农民的错误局面。

然而，中共四大在中国民主革命问题上仍然存在以下缺点。一是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估计不足，二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途径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三是对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各阶级缺乏全面的认识，尤其忽视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

第一，针对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1]19这是列宁在《论两个政权》中所阐述的关于革命与政权的理论。然而这一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中国共产党认识。由“群众运动”向“夺取政权”的深化经历了一个过程，党内一部分人没有及时注意到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其结果，虽然在思想上认识到无产阶级应当掌握革命领导权，但是在行动上却停止了斗争。

1925年前后的中国的革命形势已经不容乐观，年初，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部面临派系分裂的危险;5月底，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国民党左右两派进一步分化;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国民党右派加紧活动，革命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十分不利。在这紧要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党的领导人为挽救这一局面作了不懈努力。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和毛泽东同志采取果断措施挫败了国民党右派分子方瑞麟排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并明确反对以削弱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权力为目的的所谓“比例选举制”，使得这一方案未获通过;从而为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保存了实力。同样，1925年，邓中夏发表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也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紧迫性作为重要问题来论述“假使我们不努力，听资产阶级安排取得了一切权力，那么我们将来的命运一定更要坏。”[6]539他指出，无产阶级不仅要做经济斗争，更重要的是要做政治斗争，“因为不如此，则无产阶级因无政权的原故，目前固踏践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铁蹄下，将来必箝束在新兴资产阶级的铁网里，其痛苦永不能够解除，幸福永不能够得到。”[6]539这里十分突出的进步在于，认识到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紧迫性。于是，在这里中国革命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谋而合。这样的论断，给予了党内以很好的提醒，对于党内的妥协退让情绪起到了警醒作用。

第二，针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途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批判了那种利用恩格斯“国家消亡”理论來否定暴力革命必要性的做法，他认为“自行消亡”的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残余”，而在此之前社会制度的更替则需要暴力革命才能完成“对国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理解，无疑意味着回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1]123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一部分人对于无产阶级进行“不流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幻想，而将中国的民主革命指向武装斗争这样一个必然选择。早期工人运动使中国新生的无产阶级觉察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5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其中指出党应当洞察工人群众中的革命心理，“有组织地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要组织青年工人的武装十人队、百人队等，因此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7]519。这里的表述已经具备了武装斗争的雏形。而毛泽东同志在此后不久已经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运用这一理论对党内否定武装斗争的右倾思想做了坚决斗争。这一斗争在1926年12月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前后愈发激烈。

在1926年12月召开的会议上，陈独秀做了政治报告，报告虽然认为统一战线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分离政策、国民党的右倾等威胁，有破裂的危险，但在谈到共产党时又说党内存在着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以及政治斗争不与国民党合作从而导致“党的独立”等“左”稚病，进而提出了要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改善和国民党的关系并扶助国民党内的“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形左实右”的政治报告，其结果是直接促成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关于政治报告议决案》的通过。这一议决案主张限制工农运动和反对耕地农有，即在实际上否定了武装斗争的重要作用。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对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他提醒中央：“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7]505他并借纪念巴黎公社号召党内同志要具有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革命的胜利，“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8]35

上述史实说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武装斗争、决不退让的主张已经和妥协退让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之势，毛泽东等党的领导同志已经在尝试从实践出发独立思考中国的革命问题，并且找到了武装斗争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制胜法宝。尽管当时的中央认为这“是笑话”[9]505，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无疑将在之后的革命中被证实。

第三，针对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分析，尤其是农民运动的重要性问题。针对当时的中央对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各阶级认识不清和轻视农民运动的倾向，毛泽东同志于1925年12月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而实现了对各阶级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解决了以下问题：一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分析，认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0]3这样的论述，将以往的革命失败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分析中解放出来，而提升到了概括性的理论高度，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认清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二是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动摇的阶级。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做了形象的论述，说民族资产阶级主张“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10]4，他预见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将要投奔帝国主义，但又同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决定了它在统一战线中有存在的必要。毛泽东同志的这种科学的分析，达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目的。三是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使得曾经甚嚣尘上的对于革命领导权的争论尘埃落定。

毛泽东同志对于农民运动重要性问题的认识被张国焘评价为“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11]111。毛泽东同志认识到，仅仅把农民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阶级划分并不足够，要完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将农民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和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组织并发动起来，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8]35。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同志从1925年起开始投身农民运动。他从教农民识字、算数入手，给予农民以阶级上的启蒙，而后组织农民协会，在农村建立基层党组织，领导农民打土豪，开展“平籴阻禁”斗争。毛泽东同志对于农民运动重要性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他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篇文章是针对党内忽视农民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军这一右倾倾向而写的，毛泽东同志从实践出发，认为“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10]12-13，肯定了农民“组织起来”的做法，并归纳了农民阶级内部各阶层革命性的差异，指出贫农是革命的先锋;他论述的农民运动中的“十四件大事”涉及农民革命中政治、经济、文化、武装、宣传等各方面，至此，党终于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又一关键——将武装斗争与农民革命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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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