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依托共享经济发展而大量涌现的网约送餐工群体，其社会保险制度的严重缺位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热点问题。本文基于杭州市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多项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社会保险需求偏好测算深入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网约送餐工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子女数目、年工伤与意外伤害次数、个人月收支水平、社保信任程度、政策宣传程度、城市融入感、工作满意感和工作风险性均对社会保险参保意愿构成显著影响。另外，网约送餐工社会保险需求前三位序依次是：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优化社会保险顶层设计、创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加强工会与商保的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网约送餐工 社会保险 参保意愿

1.引言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共享经济和“互联网+”行业得以蓬勃生长，其高市场规模、高市场渗透与高创新应用，正推动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消费内需的向好发展，日益丰富着十九大报告中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新内涵，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与新潜力。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大批依附于共享经济与“互联网+”的网约工群体仍被排挤在现行社保制度之外，其社会保险参保率之低、劳动权益保障力度之弱，对我国未来的社保体系改革提出了严峻挑战。深入量化分析该群体的参保意愿影响制约因素，对我国进一步提升社保制度覆盖面，优化调整社保待遇给付水平，加强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力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目前，國内学者对于网约工问题的研究较少，且多集中于以下三个方向：其一，从法律角度集中探讨网约工的本质属性及其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其二，从宏观角度梳理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关政策优化建议;其三，从工伤保险等单一社会保险险种出发，分析将网约工纳入其制度框架内的可行性。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网约工问题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不仅缺乏对单一种类网约工群体的细化研究、缺乏将其纳入社会保险制度体系框架的整体考量，也缺乏对该群体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最具代表性的网约工群体——网约送餐工出发，采用多项有序logit回归分析、社会保险需求偏好测算两种方法着手实证分析。通过分析，一方面确定能显著影响网约送餐工群体参保意愿的影响因子，另一方面了解网约送餐工的社会保险险种偏好位序。最后，基于分析结论，对当下网约送餐工群体社会保险制度缺失的现实困境提出针对性政策优化建议，弥补国内相关领域研究实证分析严重不足的短板。

2.样本选取与描述性分析

2.1 样本选取

共享经济与“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趋势，主要集中于我国东南沿海发达省份与一线城市，基于此，本文拟选取共享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互联网+”行业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省杭州市为调查地点。与此同时，笔者通过对比分析不同类型网约工群体的工作特征，从群体规模、数据可获得性、社会保障覆盖程度和工作风险程度四个角度入手，最终确定了以网约送餐工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在问卷发放上，本调查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网约送餐工集中程度，决定以杭州市6大主要城区作为调查数据来源地，并分别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各50份，共计300份，回收问卷281份，回收率93.6%，其中有效问卷273份，问卷有效率97.2%。被调查对象均为年龄分布在18周岁至60周岁的网约送餐工。

2.2 描述性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表1）所示：

从个体特征来看，网约送餐工绝大多数为青壮年男性，身体状况普遍健康，平均年龄28.6岁，均有能力承担高体力、高强度工作。但在劳动力素质方面，网约送餐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占比52.75%，且仅有1.47%的人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另外，91.21%的网约送餐工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86.81%的户籍所在地在外省，67.4%的网约送餐工已婚，且有6成育有子女。可以大致得出结论：第一，该群体的年轻化与低受教育水平，有可能带来短视行为，阻碍其社会保险参保进程;第二，绝大多数网约送餐工均为外省流动人员，过高的流动性会对实际社保参保意愿形成阻碍;第三，婚姻状况或将通过改变劳动力流动性、自身责任感和城市融入感，间接改变其社保参保意愿。

从工作特征来看，被调查的网约送餐工群体绝大多数都是全职送餐员，仅有8.42%的被调查对象还在从事其他工作。在工作强度方面，网约送餐工的每日接单数大多集中在30-50单，占比高达52.02%，还有14.65%的网约送餐工每日接单50单上。此外，约有50.18%的网约送餐工表示没有自主接单权。在工作风险方面，网约送餐工群体面临着较其他网约行业更加危险的工作环境，有54.21%的骑手曾遭遇过顾客投诉，约50.18%的骑手遭遇过一次以上的工伤事故或意外伤害。在劳动权益方面，有54.21%的网约送餐工尚未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派遣协议，用工不规范问题凸显。同时，社会保险制度严重缺位，参保率仅有26.74%，余下的七成群体均未参与社会保险，或仅在户籍所在地参与新农保，劳动权益保护问题不容小觑。总体而言，一方面，高工作强度和不规范用工行为，可能极大影响网约送餐工的工作满意度，从而间接影响其参保意愿。另一方面，顾客投诉和意外伤害频繁发生所带来的工作风险性，会使网约送餐工更倾向于获得某种保障机制。

从经济收入特征来看，被调查群体的整体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有76.93%的网约送餐工月工资在4-8千元之间，其中月薪6-8千元的群体占比高达41.03%，可见高薪是吸引年轻群体从事该行业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大部分网约送餐工月开支情况相对节俭，有59.71%的网约送餐工月平均开支集中在4千元以内。尽管网约送餐工群体的普遍工资收入相对较高，但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在缺乏有效保障措施的情况之下，任何意外的突发事故都会给其造成较大的生活压力。可见，经济收入和开支情况，也很大可能会直接影响其社会保险参保意愿。

回归四在回归三的基础上引入了3个社保制度推广特征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在P<0.01的显著水平上，政策宣传程度和社保信任程度对网约送餐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社保政策了解程度却未能影响其参保意愿。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虽然社会保险制度在覆盖范围、筹资缴费、待遇给付等方面的复杂设定制约了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网约送餐工群体对社保制度的深入了解，但政策宣传却从另一个角度让该群体意识到了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培养起了网约送餐工对社会保险制度的信任感。这或许说明，虽然对大部分体力劳动者和流动人口而言，深入了解一项政策制度绝非易事，但良好的政策宣传和制度信任感仍能有效的提升该群体对一项制度的参与意愿。

最后，回归五中引入了个体心理感知状况的三个变量，实证结果表明，不仅之前4个层面大部分变量仍具较强显著性，而且新加入变量也与参保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工作满意度越高，参保意愿越强;职业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参保意愿越强;城市归属感越高，参保意愿越强。可见，网约送餐工的心理感知情况对个体实际参保意愿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相关企业应积极承揽社会责任，切实改善网约送餐工群体的工作环境，积极保护其合法权益。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方面，也应该对该群体和其他流动人员提供更加全面的政策倾斜和福利待遇。

4.3 保险需求测算

作为依托共享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网约送餐工群体，其用工性质和社会保险需求偏好相较于传统劳动者而言存在着天然的特殊性。因此，在厘清和分析網约送餐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影响因素后，本文拟对该群体的社会保险险种需求偏好进行测算，以便更好地在相关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的背景下，进一步了解该群体的社保险种需求位序。

由于网约送餐工的参保期望难以通过数量关系加以精细测量，笔者决定通过序数效用函数来评估其社会保险需求偏好，其基本数理公式为：

其中，代表第n种保险的需求分值，代表位序数，代表该社会保险险种在位序下的分值，即：当时，;当时，;当时，。代表某险种落入第位序的频率。

通过社会保险险种需求测算的结果可知，值的排序从大到小依次是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出现这种测算结果，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三：首先，网约送餐工作本身的高风险，使该群体普遍认为工伤保险保障最为关键;其次，网约送餐工群体的高流动性和低龄特征，降低了养老保险在该群体中的重要性;最后，身体状况普遍健康和对工伤保险的强烈诉求，一定程度上冲抵了该群体对医疗保险的重视。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文的网约送餐工参保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和保险需求偏好测算结果，为更好提升该群体整体参保意愿水平，切实保障其自身合法劳动权益，本文提出下列几点建议：

第一、优化社会保障制度顶层设计，加大相关政策宣传力度。在表3的参保意愿实证分析结果中，政策宣传程度和社保信任程度均显著影响了网约送餐工的参保意愿水平，基于此，政府应着手优化现有社保制度，对该群体提供切实的制度倾斜与保障，以夯实其对社会保险制度的信任：首先，充分落实社保全覆盖思想和底线思维，改变原有的劳动者、企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过渡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将部分特殊劳动者群体直接与社保部门挂钩;其次，设计符合共享经济及网约工就业工作特征的缴费标准和参保条件，并在不同地区之间保持一定的一致性;再次，可以通过设立收入保障保险、灵活就业人员综合保险，以及网约送餐工优先纳入工伤保险等方式，多方位保障该群体劳动权益;最后，建立相关特色社会福利制度，给予该群体更多的制度关怀以提升城市归属感。另外，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宣传，通过灵活多样的宣传手段和形式切实提高网约送餐工参保积极性。

第二、创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手段，改善企业用工环境，切实提高网约送餐工工作满意度。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作满意感、工作风险性以及工资收入情况都会对网约送餐工参保意愿带来显著影响，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显得格外重要。首先，优化工作环境、完善安全保障措施，通过安全培训和装配安全护具来降低工伤与意外事故发生率;其次，制订企业特色福利制度，除专门的餐饮补助和交通补贴之外，可根据工作质量与顾客好评数等指标设立额外的资金奖励，提高员工工作满意感;最后，调整不合理的顾客投诉高额赔偿机制，分摊网约送餐工的高额赔付风险，以便在间接增加其经济收入的同时，防止网约送餐工因躲避投诉而发生意外事故的频率。

第三、加强工会组织和商业保险对网约送餐工的补充保障作用。首先，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潮流，将网约送餐工纳入工会服务体系中以更好保障其合法劳动权益;其次，基于共享经济不受地域限制的特征，可组建区域行业工会，提升集体谈判能力的同时也让更多网约送餐工有机会争取自身话语权;再次，工会组织可利用互联网技术广泛收集网约送餐工个人信息，为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学界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数据资料;最后，商业保险公司应积极寻求同平台企业、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的合作，为网约送餐工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商业保险，以更好分散行业风险。

第四、网约送餐工应主动增强自我风险防范意识。网约送餐工应努力克服自身的“短视行为”，通过各类政府社会保障政策宣传资料和企业安全培训，充分认识到自身工作的危险性，明确自身拥有的各项权利与义务，通过积极参与社会保险、购买商业保险等多种途径来切实保障自身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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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麟（1995.10—），男，苗族，贵州铜仁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浙江财经大学，研究方向：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