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召方 李佐惠 国伟 袁玲

摘    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专家访谈法等，对日本竞技体操的发展历程及夺冠经验进行梳理和分析，为中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和体操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认为：1）日本竞技体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引进与初步发展时期、崛起与鼎盛时期、衰退时期、恢复与强盛时期4个历史阶段。2）日本竞技体操夺冠经验主要包括：注重技术动作创新、重视精英运动员培养、运动员选材重视家庭竞技体育背景、重视提升竞技体操的国际话语权、完善了体操竞赛体系和体操运动员选拔机制、形成了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社会管理模式、充足的体操教练资源、以动漫作品培养和教育竞技体操后备人才。3）启示：应提升大众对体操运动的价值与功能的认识;加大对竞技体操技术动作的创新;提升中国在竞技体操国际赛事中的话语权;转变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方式;加强对退役优秀体操运动员的转型就业引导;将家庭竞技体育背景列入体操运动员选材依据。

关键词：日本竞技体操;竞技实力;发展历程;经验与启示;后备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 832          学科代码：040303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expert interview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Japan artistic gymnas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competitive strength， takes the essence and provides th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ymnastics in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Conclusions： 1） Japan artistic gymnastics has undergone four historical periods， introduction and initial development period， rise and the peak period， declining period， and recovery and the prosperity period; 2） The experience of competitive strength keeps strengthening of Japan artistic gymnastics in the new period， including：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novation of gymnastics techniques， emphasizing the cultivation of leading figure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genetic effect of excellent athletes，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artistic gymnastics voice， forming gymnastics competition system and athletes selection mechanism， forming the social management mode of training reserve talents of competitive gymnastics and adequate coach resources， and training and educating reserve talents of competitive gymnastics with animation works. 3）Main enlightenments include： rais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gymnastics of the public， increasing the innovation of gymnastic techniques， enhancing China's vo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of competitive gymnastics， transforming the training mode of reserve talents of competitive gymnastics，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employment transformation for retired elite gymnast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top athletes quality gene.

Keywords：japan artistic gymnastics; competitive strength; progress;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reserve talents training

競技体操是我国在奥运会参赛历程中的传统优势项目，在过去8届奥运会中，中国体操运动员共获金牌26枚，占我国奥运会金牌总数的13%，金牌贡献率排列第3位。中国竞技体育实力的决定性因素是以竞技体操为代表的奥运会传统优势项目，但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中国仅获得26枚金牌，与上一届伦敦奥运会获得38枚金牌数产生了不小差距。通过统计近2届奥运会中国金牌的分布情况发现，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在体操、羽毛球、射击等奥运传统优势项目所获得的金牌数比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获得的金牌数少12枚（其中体操少4枚）， 竞技实力大幅度下滑。而日本体操队却在近几届奥运会体操项目比赛中不断走强，尤其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日本在男子团体项目和男子全能项目上获得2枚金牌，日本籍体操运动员内村航平则连续8年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项目金牌。在2017年世界体操锦标赛上，日本代表队在内村航平因伤缺席的情况下，体操项目仍获得了3枚金牌和1枚铜牌，其中运动员村上茉爱获得女子自由体操项目冠军，这是日本女子体操代表队时隔63年继1954年世锦赛池田敬子获得平衡木冠军之后再次在世锦赛上夺冠，也是日本在奥运会参赛历史上女子运动员首次夺得自由体操世界冠军。时隔39年，日本籍运动员白井健三获得男子自由体操和男子跳马项目金牌，日本体操项目在跳马项目上重返国际体坛巅峰。在我国建设体育强国的新奥运周期，我国竞技体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要从自身存在的不足找对策，而且要放眼国际体坛，研究日本竞技体操夺冠的经验。但是，目前中国研究者对日本竞技体操项目的研究还相对缺乏。基于此，本研究对日本竞技体操的发展历程与夺冠经验进行梳理和研究，以期为中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和体操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日本竞技体操发展历程

1.1  引进与初步发展时期（1872—1951年）

1872年，在日本体育课程的改革与推动下，教育家伊泽修二向文省部发文，主张在日本的学校开设体操课程[1]4。1878年日本开设了“体操”传习所，这是日本体育史上第1次设立的体育教师培养机构和体育研究机构，传习所为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间接为后来的西方体操在日本的普及和发展创造了条件[2]。1900年，瑞典体操由美国传入日本，并被编写入学校体育教材，自此，瑞典体操开启了在日本普及与发展的新篇章[1]5。为了更好地推广体操，提高体操项目竞技成绩，1930年4月，“全日本体操联盟”成立，后又改名为“日本体育协会”，并加入了国际体操联合会。1931年，脱胎于瑞典体操的丹麦体操传入日本。1967年，日本丹麦体操研究会成立，开始对丹麦体操进行系统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丹麦体操的创新、发展和普及[3]。在竞赛方面：1932年，日本体操代表团在首次参加的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男子团体第五;在1936年奥运会上，日本体操代表团成绩不佳;1940年与1944年奥运会停办;在1948年的奥运会，日本被禁止参加。可以说，1936—1951年日本竞技体操处于缓慢的初步发展阶段。

1.2  崛起与鼎盛时期（1952—1978年）

20世纪50年代，日本急需通过竞技体育恢复其国际形象及彰显其综合国力，因此， 日本大力培养体操人才[1]5，终于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日本在体操项目上获得2枚银牌和2枚铜牌，并且是首次获得国际赛事的银牌;在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中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获得了1枚金牌、5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1960年的奥运会体操比赛中，日本又获得了4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在多个项目上实现了金牌突破，并首次在男子体操团体项目上超过了前苏联。这个时期，日本竞技体操项目逐渐增强，但其竞技体育整体实力仍然落后于前苏联。然而，在之后的16年中的4届奥运会中，日本的竞技体操进入了其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一方面，日本充分借鑒前苏联竞技体操标准、规范的优势[4];另一方面，对体操技术动作和编排进行了创新，这使得日本体操代表队在1964年、1948年、1972年、1976年的4届奥运会中共获得19枚金牌、15枚银牌和13枚铜牌，创造了连续5届男子体操团体项目冠军和连续3届男子体操全能项目冠军的历史，取得了连续4届男子单杠项目冠军、连续3届双杠和吊环项目冠军的成绩，同时，获得了第1枚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1枚日本竞技体操女子团体项目奥运奖牌。日本竞技体操界认为，日本竞技体操连续夺冠与其开展与体操相关的研究密不可分，其中对日本竞技体操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体操协会竞技体操研究部于1959年创办并主办的《研究部报》[5]。同时，在日本竞技体操发展的鼎盛时期，非常重视国际交流，例如，在1973年，日本体操技术交流代表团访华，就竞技体操编排和创新与中国代表进行了交流。在1975年，日本体操技术交流代表团访华，就竞技体操发展趋势和日本竞技体操训练方法与中国代表进行了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日本竞技体操的国际影响力。

1.3 曲折与低谷时期（1979—2002年）

1979年的第2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成为了日本现代竞技体操的又一大转折点[4]，结束了日本竞技体操项目长达17年的领先时期。在这期间举行的共5届（第23～27届）奥运会中，日本竞技体操项目仅获得1枚金牌、1枚银牌和7枚铜牌（且1996年和2000年未获奖牌）。在这期间举行的共15届（1979—2002年）世界体操锦标赛中，日本体操项目仅获得1枚金牌、7枚银牌和19枚铜牌（其中有4届未获得奖牌）。日本竞技体操的衰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和中国的竞技体操项目开始崛起，开始争夺奥运会金牌，在1984—2000年共5届奥运会中，中国共获得12枚金牌，美国获得8枚金牌，中国和美国的金牌总数都超过了日本;其次，日本竞技体操后备人才不足[6]，竞技实力削弱。有研究认为，日本当时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是其竞技体操项目竞技实力衰退的主要原因[5]。总之，这一时期各种因素交织使日本竞技体操项目发展进入了曲折与低谷时期。

1.4  恢复与强盛时期（2003年—现在）

日本竞技体操经历了23年之久的低谷时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2003年世界体操锦标赛上，日本获得1枚金牌、1枚银牌与2枚铜牌（距离上一枚世锦赛金牌22年），在2003—2012年的7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日本共获得6枚金牌、9枚银牌与14枚铜牌，并在2004年奥运会上获得1枚金牌、1枚银牌与2枚铜牌（距离上一枚奥运金牌20年），在2004—2012年3届奥运会中共获得2枚金牌、5枚银牌与2枚铜牌，标志着日本竞技体操开始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同时，日本逐渐在男子个人全能项目、男子团体项目及部分个人项目的竞技实力与中国相当，成为国际体坛男子竞技体操的一支劲旅。在2013—2016年奥运周期的3届（第44届、第45届、第46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日本获得9枚金牌、4枚银牌与4枚铜牌，其中2届位列金牌榜首位。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日本获得2枚金牌、1枚银牌，获得团体项目和个人全能项目2枚金牌，体现了日本竞技体操再度走向强盛。日本竞技体操竞技实力的恢复与增强不是偶然现象，20世纪90年代《体操复兴计划》及2000年《体育振兴计划》的实施、广大日本竞技体操运动员退役后对体操运动的坚守、日本的体育科技创新等都是促进日本竞技体操项目竞技实力恢复与增强的原因。

2   日本竞技体操夺冠经验

2.1  注重技术动作的创新

注重创新是日本竞技体操项目夺冠的重要因素，在1952—1978年崛起与鼎盛时期，日本就非常重视对竞技体操技术动作的创新，这使得日本竞技体操在这一时期一度超越前苏联。当时，日本创造的体操新技术有单杠的转体，多周空翻及“旋”下，双杠的挂臂前空翻、大回环，跳马的手翻转体、手翻空翻，自由体操的多周空翻和转体等[4]。20世纪70年代，日本竞技体操技术革新带动了匈牙利、前苏联等国家对体操技术动作的创新，这一时期的革新浪潮使竞技体操项目进入难度和创新发展的飞跃时期，极大地促进了现代体操的发展[4]。2003年以来，日本竞技体操竞技实力再度增强的一大原因仍然是重视对竞技体操技术创新和编排创新。这一时期日本竞技体操代表队创造了多个以运动员名字命名的新动作，2013—2016年共有10个日本运动员的独特动作申请命名成功。其中白井健三就创造了4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新动作。此外，2016年2月，男子体操项目规则中增添新的8个以运动员名字命名的动作中就有2个动作是以日本运动员名字命名的。2016年8月4个新的以体操运动员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中就有1个运动是以日本运动员名字命名的。对体操技术动作的创新是日本近年来在个别单项上实现突破的重要因素。如今，日本体操协会和富士通联合开发了给体操比赛打分的激光制导系统，以解决体操运动打分具有较强主观性的问题。总之，创新是日本竞技体操致胜的重要因素。

2.2  重视精英运动员的培养

在日本竞技体操项目发展的崛起与鼎盛时期（1952—1978年）、恢复与强盛时期（2003—现在）都不乏竞技体操精英运动员。崛起与鼎盛时期的主要精英运动员包括：1）加藤泽男，获12枚奥运奖牌（8枚金牌、3枚银牌与1枚铜牌），曾在1968年和1972年的奥运会上蝉联个人全能冠军;2）冢原光男，获9枚奥运奖牌（5金、1银与3铜）;3）远藤幸雄，获7枚奥运奖牌（5枚金牌、2枚银牌）。实力恢复与强盛时期的主要精英运动员包括：1）富田洋之，作为一名日本全能型精英运动员，曾为日本夺得奥运奖牌1枚金牌和2枚银牌;2）内村航平，曾连续8年在个人全能项目领先，并连续在2届奥运会上夺得个人全能项目金牌，成为时隔44年继加藤泽男后第2位蝉联奥运个人全能冠军的日本体操运动员。通过统计发现，内村航平在伦敦和里约2个奥运周期男子体操团体大赛的总出场数达34次，远高于日本团体比赛出场总次数排名第二的选手，是日本男子体操团体的重要支柱运动员。

2.3  运动员选材重视家庭竞技体育背景

日本的“体操世家”可谓是竞技体操项目精英运动员选材的重要影响因素。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日本体操男队成员为内村航平、加藤凌平、田中和仁、田中佑典、山室光史，5名运动员中有4人是来自“体操世家”;2016年里约奥运会日本体操代表队成员为内村航平、加藤凌平、田中佑典、白井健三、山室光史，5名运动员中仍有4人是来自“体操世家”;日本体操女子运动员田中理惠同样是来自于一个“体操世家”，其父母当年都是日本体操界的优秀运动员，而她的哥哥田中和仁和弟弟田中裕典也是体操运动员，曾同时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竞技体操比赛。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夺得男子体操团体项目金牌的冢原直也，其父冢原光男也是体操运动员，而且是5枚奥运金牌的得主。2017年刚入选日本竞技体操国家队的神本雄也，其哥哥神本达也，也是体操运动员。在日本有很多这样的“体操世家”，这也说明日本体操运动员的选材其家庭成员中有竞技体操运动员的背景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2.4  着力增强竞技体操国际话语权

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是以竞技体育为主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交往活动中的一种特定的权力[7]。国际体育赛事是国际竞技体育话语权的展现平台。日本竞技体操项目曾在1961—1978年超越前苏联，这段时期是日本竞技体操项目在国际体坛具有话语权的机遇期。近年来，日本竞技体操项目逐渐崛起，全能项目运动员内村航平的出现给国际体操联合会留下了深刻印象。目前，国际体操联合会有5家官方赞助商，其中就有2家为日本企业，其他3家分别来自瑞士、加拿大和俄罗斯。此外，国际体操联合会的12家官方器材合作商中，日本有2家入围。2016年10月，日本体操协会秘书长渡边守成当选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成为FIG自1881年成立以来的第9任主席。国际体操联合会男子技术委员会第二副主席富田洋之，国际体操联合会女子技术委员会成员张西芳枝皆为日本籍。此外，FIG还有3名日本籍一级裁判（后藤叶一、加藤泽男和竹内辉明）。2017年7月2日《日刊体育》的一篇文章显示，日本文部省为了增大日本在国际体育界的话语权，每年进行巨额拨款，支持本国人担任IF（国际联盟）的体育官员或者职员[8]。2012年伦敦奥运会体操男子团体项目决赛结束后，由于日本队的申诉，裁判组出现了改判事件，英国的银牌被日本体操运动员夺走[9]。为解决体操项目打分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的问题，日本体操协会和富士通联合开发了体操项目打分的激光制导系统;但是，该系统使用的模型标准可能是以日本运动员为依据，显然更利于日本籍体操运动员。由此可见，日本无论是在国际体育组织中，还是在竞技体操评分体系中都在着力增强和掌握国际话语权。

2.5  建立了竞技体操竞赛体系和体操运动员选拔机制

从整体上来看，日本竞技体操运动员培养体系是一个从下到上层层递进的严密的“金字塔”模式[10]。日本竞技体操运动员的来源主要包括4个部分，即初中及以下年级学生、高中学生、大学学生、社会。最高管理机构是日本体操协会。日本竞技体操的“三大基础赛事”，即全日本青少年锦标赛（简称全青赛）、全日本大学生锦标赛（简称全学赛）、全日本社会人锦标赛（简称全社赛）共同构成了体操运动员通往国家队的桥梁。这3大赛事分别由全日本青少年体操俱乐部联盟、大学体操联盟和社会人体操联盟主办，日本体操协会协办[10]。全青赛在每年的8月中旬举行，参赛者为高中及以下年级学生，同时，俱乐部也可以参与全青赛团体项目比赛。全学赛在每年的8月下旬举行（包括团体和个人全能冠军），参赛者为大学生。全学赛分1部和2部，团体和个人冠军只能从1部产生，且1部和2部之间实行升降制度。全社赛在每年的9月中旬举行，参赛者主要是职业运动员，全社赛也分1部和2部[10]。

更高级别的比赛是全日本体操锦标赛，包括团体项目、全能项目和单项，由日本体育协会主办[10]。全日本体操个人全能锦标赛（简称全日AA），每年4—5月举行，是日本最重要的体操比赛。参赛资格标准为：1）每年夏季全青赛1部、全学赛1～2部、全社赛1部的个人全能项目成绩前50～60名;2）日本体育协会推荐名额，主要针对由于特殊原因未能参加夏季3大赛的运动员;3）团体推荐名额，上一年全日本团体项目前8名各获得1个名额;4）男子青年强化本部推荐运动员;5）遇有大运会和青奥会的年份，会特别增加一些青少年名额。每年5—6月，举行NHK杯赛，参赛者为全日AA决赛的男子组前36名和女子组前24名。NHK杯AA成绩男子组前3名和女子组前5名将获得世锦赛参赛资格，NHK杯AA成绩前12名（有时是全日AA前12名），加上3个左右日本体育协会推荐名额，组成1个15人左右的名单，即国家队[10]。每年5—6月，举行全日本体操单项锦標赛，参赛运动员主要来自全日AA+NHK杯中各单项得分高分者，每个单项约24人参加预赛，预赛前8名晋级决赛。按照每年的选拔规则，产生以单项入选世锦赛的运动员[10]。日本竞技体操运动员培养从基层开始，强调全民参与，重视青少年培养，形成了以竞技实力晋级、层层选拔、推荐名额、升降级制度的竞赛体系和选拔机制。

2.6  形成了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社会管理模式

日本竞技体操项目采用的是一种社会管理模式，即充分调动学校、俱乐部和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操项目的管理，是一种内生型发展模式，该模式不仅为日本节约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而且充分发掘了竞技体操的市场价值。日本的体操运动员主要来自地方俱乐部和高校，例如日本体育大学和顺天堂大学，还有职业俱乐部德州会与KONAMI，被称为日本体操“四巨头”，它们占有了近10年来所有的全日团体项目冠军和99%的国家队员[10]。全日本有100多家体操俱乐部，基本能满足日本儿童、青少年的需求，学体操的儿童、青少年从3～5岁开始，每周参加1～2次课，大多是在周末进行业余训练和学习强身健体课程。如果教练认为他们有潜力，就会对他们进行专业训练。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儿童只会在周末训练，其余时间在学校上课。只有到举行全国、地方青少年体操比赛时，他们才需请假[11]。日本成立的“国家训练中心”主要用于培养全国各地的教练员，通过国家级教练员对他们进行培训，他们回到地方俱乐部能更好地培养运动员，保证了俱乐部体操运动员的训练水平。此外，“国家训练中心”还负责对每年大赛选出的后备人才进行定期的专业训练。日本竞技体操队不长期集训，只是在大赛前，会组织5次左右（每次1周）的训练营[11]。日本社会管理型的竞技体操发展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学校、社会及其他团体参与竞技体操的积极性。

2.7  有充足的体操教练资源

多数日本优秀体操运动员退役后都从事与体操相关的行业。例如：参加过3届奥运会并获得5枚金牌、2枚银牌的远藤幸雄，退役后任日本国家体操队教练，并在日本体操协会兼职;代表日本参加了第19—21届奥运会，获得了8枚金牌的加藤泽男，退役后在东京筑波大学任体育教师，从事体操教学工作;在1984年夏季奥运会上获得了2枚金牌、1枚银牌与2枚铜牌的具志坚幸司退役后任日本体操协会男子强化本部长，负责日本男子体操队的训练;中山彰规退役后，出任了日本体操协会副主席一职;在200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得1枚金牌、1枚铜牌的米田功，退役后开办了自己的体操俱乐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团体银牌和个人全能项目第4名的富田洋之，担任日本奥林匹克体操队执行教练，领衔攻关高难度动作。日本优秀体操运动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知名体操运动员大多退役后会再度从事与体操项目相关的工作，为之后几代日本体操运动员做出了表率。当然，日本竞技体操项目的社会管理模式也是吸引越来越多退役优秀竞技体操运动员从事与体操相关工作的重要原因，从而极大地减少了体育人才资源的流失，保障了其竞技体操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2.8  以动漫作品培养和教育竞技体操后备人才

20世纪90年代，日本竞技体操项目发展逐渐衰退，在国际比赛中竞赛成绩下滑。但在日本，通过漫画书和动漫影视作品对体操进行宣传和知识普及，潜移默化地对青少年、儿童进行引导，对日本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以满分夺得体操比赛男子单杠项目金牌的日本运动员森末慎二退役后，画了一本名为《奥运高手》的与体操相关的漫画书，该书主要讲述对体操一窍不通，但立志要在奥运会夺金牌的主角藤卷骏与同伴如何向理想进发。该书于1998年获得了“第43回小学馆漫画赏”。再如，日本新一代个人全能项目运动员内村航平曾在体操俱乐部中体操竞赛成绩平平，但就曾受到漫画书的影响，激励其坚持体操训练，最终成长为一名精英运动员[12]。近年来，日本更是出现了多部与体育、体操相关的影视作品，例如2010年上映的一部与体操相关的影视作品《体操男孩》就引起日本社会强烈的反响。《高尔夫小子》《足球小子》《柔道爷爷》等都是与体育运动项目有关的动漫作品。

3   日本竞技体操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3.1  提升大众对体操运动的价值与功能的认同

“体操运动在锻炼身体、促进幼儿大脑的发育和智力发育、提高幼儿本体感觉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操运动覆盖的33项身体素质指标，是很多身体运动机能的基础。而由体操派生出来的‘快乐体操除了具备体操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外，还具有独特的趣味性与娱乐性”[13]。然而，在“快乐体操”实施近4年后的今天，这一项目仍发展较为缓慢。原因在于大众对体操价值的认识不足，甚至对体操存在一些“偏见”（认为体操难度高、危险性大等）。针对这些问题，应当从宣传入手，从思想上引导，提升人们对体操价值的认识：1）尽量减少竞技体操负面新闻的发布;2）增加竞技体操正面新闻的发布，体操运动可以强身健体并培养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等意志品质;3）通过反面的事例引起对体操的重视，例如美国曾经将体操项目从学校体育规划中去除，后又将体操再次纳入到学校体育规划中，几年后，美国学生的身体素质状况出现了明显改善[14];4）日本的体操运动题材的动漫作品对培养竞技体操后备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应引起中国对体育题材影视、漫画作品的重视。

3.2  加大对竞技体操技术动作的创新

2017—2020年奥运周期体操新规则的调整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要求技术动作更多样，对同一动作连续出现的次数有了新规定;2）对动作设置和节目编排的创新度要求更高;3）对一些技术动作的难度分进行调高或者降低。新规则整体上强调“多样化、重创新”[15]。关于竞技体操技术动作的创新，在1979年第2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马燕红下”成为国际上第1个以我国运动员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16]。迄今为止，以中国运动员命名的体操动作共35个，这些动作代表了中国在体操技术动作创新方面的重要贡献，极大地推进了竞技体操的发展。可以说，这些创新为中国体操运动员在世锦赛和奥运会等大赛上争金夺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35個以中国体操运动员命名的体操动作中有33个是2008年以前的[17]，2008年以后仅有2个，而2013—2016年有10个动作是以日本籍运动员名字命名。在建设体育强国的新时期，能否把握世界竞技体操发展趋势，全面提升中国竞技体操运动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关系到中国在奥运会上竞技体操成绩的提高。

3.3  提升中国在竞技体操国际赛事中的话语权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体操代表队竞赛成绩下滑，再次凸显了中国竞技体操项目发展面临的挑战。其中，在国际体育组织中话语权欠缺就是关键问题之一。在近年来的诸多赛事中，中国体操运动员多次遭遇争议判罚，例如1996年世锦赛刘璇、1997年世锦赛奎媛媛、2012年奥运会陈一冰、2016年奥运会范忆琳与王妍、商春松等都遭遇争议判罚[18]。与此同时，在国际赛事组织和国际体操联合会中缺少中国代表，中国运动员在遭遇争议判罚后，申诉也多数遭到驳回[15]。为了提高中国竞技体操的国际话语权，首先，要加强竞技体操裁判员的培养，裁判员要加强学习，提高专业技术水平，进而争取在高级别赛事中执裁，中国体操裁判要更多地加入FIG[15]。其次，中国裁判员要在国际赛事中掌握话语权，参与规则制定。一直以来，都是欧美的裁判在提交竞技体操规则修改建议，规则怎么变，中国竞技体操队就怎么练。长期如此，中国在国际赛事中的话语权是无法掌握的，所以，中国的裁判员应加强学习研究，提出成文的、有说服力的建议[15]。目前，中国有4人任职于国际体操联合会（FIG），包括2016年10月刚任职国际体操联合会副主席的罗超毅、女子技术委员会委员周秋瑞、男子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黃力平、男子技术委员会委员董建国[18]，他们进入国际体操联合会体现了中国竞技体操国际话语权的逐步增强。最后，在中国普及体操运动，满足中国大众对体操运动的需求;组织国际体操比赛，加强对体操运动的宣传;鼓励更多有影响力的运动员、裁判员积极加入国际体操联合会，增强中国在国际体育赛事中的话语权。

3.4 逐渐转变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方式

当前，在国际上，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式大致包括3种：举国体制、社会管理型发展模式、前2种方式的混合发展方式。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式是举国体制，毫无疑问，这种发展方式使中国的竞技体育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竞技体操后备人才断层、竞技体操竞技实力下降等问题凸显，在建设体育强国的新时期，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方式急需进行新的尝试[19]。日本的体操运动员主要来自社会体育俱乐部和各级学校，目前日本有100多家体育俱乐部。近年来，日本竞技体操社会管理的内生型发展方式体现了一定的优势，这种发展方式能够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操项目，激发了企业、各级学校、体育俱乐部等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此外，这种发展模式还能为退役运动员创造就业途径。自2004年以来，中国在普及推广快乐体操运动，同时也在积极探索体操项目市场化[16]，但目前的成效还不十分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众对体操运动的价值和功能认同度和关注度不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方式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应以渐进式发展方式推动中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方式转变，即在完善的基础上转变中国竞技体操发展方式（如图1所示）。该发展方式的优势在于：遵循循序渐进规律，在完善现有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方式的基础上，逐渐向新的方式转变;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的活力，充分调动各级学校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调动体操俱乐部和各级学校参与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积极性;激活体育市场发展动力，新方式下的体操竞赛应设置为学校间、体操俱乐部间、体操俱乐部与各级学校间，以及俱乐部、各级学校与省市竞技体操代表队间的比赛;体教结合培养竞技体操后备人才，体操运动员在各级学校和体操俱乐部进行体操学习和训练，不与文化学习脱节;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退役体操运动员可从事竞技体操相关工作，例如在各级学校和体操俱乐部从事教学工作。该发展方式还需进行顶层设计，并且要进一步调动体操运动参与者和培养单位（体育组织和各级学校）的积极性。例如，可为在体操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学生创造在国内重点或知名大学优先录取的机会。同时，针对各级学校和俱乐部设置奖励机制，对向省市队、国家队输送竞技体操运动员的单位给予奖励。不断完善中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方式。

3.5  加强对退役优秀体操运动员的转型就业引导

在中国，退役后能继续在国内从事体操项目相关工作的优秀体操运动员屈指可数，中国的优秀竞技体操运动员的流失较为严重，主要流向其他国家或者转行。特别是1984年的“黄金一代”，只有黄玉斌留在国内从事体操教练工作。而近几年也只有程菲、周凯等退役后选择从事体操教师或教练工作。目前，很多中国退役运动员在国外从事着与体操项目相关的工作，例如和××担任体操教练，马××、宁××在女子体操中心任教，张××、乔×、李××、李××、国××、陆×经营体操俱乐部，等等。在中国，还有一些体操运动员退役后改行了，例如李×和李××经营体育用品公司，楼×经营文体发展公司和运营体育彩票俱乐部，童×经营文化产业公司，马××则在证券市场研究中心任职，刘×进入了演艺界。在建设体育强国的新时期，在中国部分高等院校中体操教育专业逐渐边缘化，体操教练员和体操专业师资出现一定程度的短缺，这就对优秀的退役体操运动员转型就业提出了要求。相关部门应当重视对优秀退役体操运动员的引导，加强对优秀退役体操运动员的转型就业引导和制定相关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

3.6  将家庭竞技体操背景列入体操运动员选材依据

运动员的竞技能力，一部分由先天遗传获得，一部分由后天训练获得[20]。随着科学技术在运动训练领域的应用，全面的运动营养品的充分补充，当运动训练达到极限时，运动员所具备的潜力将成为致胜的关键[19]。体操运动属于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对运动员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有严格要求[20]。有研究显示，根据遗传选材可以实现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的最优化，从而为竞技能力的获得和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21-23]。自1984年以来，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体操运动员，但是，他们的后代极少有人从事竞技体操運动，这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而在日本等国家，体操运动员的后代继续成为竞技体操运动员却较为常见，而且已经成为他们的优势。近年来，中国的竞技体操全能型运动员不断减少，竞技能力有所降低，特别是优秀体操运动员后备人才越来越少。这就要重视竞技体操运动员的选材，将家庭成员中竞技体操运动员背景作为竞技体操运动员选材的依据之一。

4 结束语

在建设体育强国的新时期，中国在奥运会参赛历程中的传统优势项目的竞技实力的提升是中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体现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竞技体育在奥运会奖牌榜上争夺领先排名的保障。在新的奥运周期，如何应对当前中国竞技体操竞技实力下滑的问题，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自1984年中国全面参加奥运会以来，竞技体操就成为中国争金夺银的主要力量，为中国争得了26枚奥运金牌。然而，近2个奥运周期，中国竞技体操实力持续下滑，并跌入历史低谷。而日本国家体操队却在近2个奥运周期崛起，并超越了中国国家体操队。对日本竞技體操的发展历史及其竞技实力不断增强的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日本竞技体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引进与初步发展、崛起与鼎盛、曲折与低谷、恢复与强盛4个阶段。注重技术动作的创新、重视精英运动员的培养、竞技体操运动员选材重视家庭竞技体育背景、重视提升竞技体操国际话语权等8个方面是日本竞技体操的增强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建设体育强国的新时期，为提升中国竞技体操的竞技实力和竞技体操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要从“提高人们对体操运动的价值与功能的认识、加大对竞技体操技术动作创新、提升中国在竞技体操国际赛事中的话语权、逐渐转变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方式、加强对退役优秀体操运动员的转型就业引导”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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