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风景》是方方较早的底层写作，在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浪潮中返观方方于80年代创作的《风景》，从一个城市里贫民家庭的粗砺生活状态折射了出方方对于人性的体察与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审视，《风景》远不只是一个作家对底层冷静客观的“新写实”之作，而渗透了作家强烈的批判意识。她批判的不是底层本身，还包括对底层权力至上意识的文化批判、对政治运动蚕食人性的政治批判以及对社会高速发展阶段随之而来的阶层固化与官僚主义等问题的社会批判，凸显出一位知识分子作家对社会的参与感与责任感。

关键词：《风景》 底层 文化批判 政治批判 社会批判

方方初涉文坛便开始了对底层的书写，从处女作《“大篷车”上》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都贯穿了方方对底层的关注，并在新世纪的创作中将“底层文学”推向了高地，影响颇大。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方方在高中畢业后在一家运输公司当了四年的装卸工人，这一段经历对方方而言完全是不同的生存体验，也奠定了方方关注底层的主题。《风景》即是方方以这四年的底层经历为灵感来源，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冷峻的叙事笔法展现了汉口贫民区“河南棚子”一家粗鄙且残酷的生存图景，成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但是《风景》绝不仅仅是这一家人的生活“风景”，它象征着底层的生存本相，这是一部具有超前尖锐性的批判小说，渗透着方方对于底层、政治权利、知识分子出路等问题的深刻思考，通过底层的一角揭示出了“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1]。在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浪潮中返观方方于1987年创作的《风景》，可以看到方方底层书写的尖锐性与前瞻性以及一位作家强烈的批判意识。

一.文化批判——权力至上的集体无意识

底层在阶层意义上指“综合人力较低的社会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结构的底层。[2]方方的《风景》展示的就是一个贫民区家庭父母相争、父子相残、兄弟殴斗的生活场景与穷困、空虚、粗鄙的底层生存状况，以亡灵小八子的视角看这一家人在困顿中的挣扎。他们不仅经济贫困，文化贫瘠，也毫无兄友弟恭、敬老爱幼的美德，甚至连基础的道德伦理也不存在，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被困窘的现实生活消磨殆尽。

在这个家庭中，七哥因为瘦弱受尽欺压，在他被哥哥姐姐嘲弄、被父亲打骂时，母亲也无动于衷，他在家中的地位甚至不如一条狗。父亲则是这个家中的权威，不只是因为在血缘关系上他是家长，更在于父亲有力量。这是一个由暴力统治的家庭，力量就决定了他们在家中的地位，所以健壮的大哥和三哥极少挨打，弱小的七哥只能是暴力的牺牲品。母亲对于父亲有着病态的崇拜之情，即便挨打数万次，母亲依旧很骄傲，甚至会为了父亲打完她后谦卑的举动故意引父亲发怒责罚自己，由此母亲能获得征服权威的快感;姐姐大香和小香通过讨好父亲来获得家中的地位，在七哥发达后仍旧希望父亲命令七哥来为自己争得利益。由此可见这个底层家庭不仅仅是物质上贫穷、精神上空虚，更让人感到颤栗的是他们对于权力结构自然而然地认同，他们背离了现代文明的教养，遵守的是适者生存的动物法则。所以当七哥拥有资本之后，他便成为了家中的权力中心，同时也拥有了话语权。按照福柯的说法“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识的人之间，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一切权力都是话语的权力，一切话语都是权力的话语。[3]七哥原先在家中是“失语”的状态，他“不敢开口”，即使被打骂被侮辱也不会出声反抗，他没有说话的权力，但是当他成了“人物”之后，回到家中就毫无节制地乱吼乱嚷，而父亲此时却只能容忍不言，文章的开头一连用了三个“七哥说”强调七哥此时拥有了话语权力，他在这个家中已经获得了地位，暗示着这个家庭的权力中心已然转移。

这是一个典型的底层家庭，贫瘠的生活条件激发了他们原始的生存欲望，与其说这份生存下去的毅力是人的生命的耐受性，不如说这是动物繁殖后代的原始本能。这个家庭里没有平等意识，他们的世界观建立在对动物法则认同的基础上，有力量（武力）的人就有权力说话，有权力支配弱小的人，七哥等人自然而然地就被赋予了等级观念，在这个文明失效的环境里，野蛮与暴力让他们对权力抱有既恐惧又向往的悖论心理，这种心理在长期的困苦生活中遗留下来，形成了具有普遍性与集体性的心理活动，在“集体无意识心理”的影响下，人们很难觉察他人对自己的暗示与影响，对权力又敬又怕的心理并非从后天所得，而是先天存在的，反映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集体经验，是长久以来底层经验的沉积物。[4]长时间的底层经验使得他们自觉地成为权力的奴隶，一方面他们敬畏权力，另一方面又把获得权力当做改变命运的目的，权力已经支配了底层人民的生活。《风景》中人们从未过问七哥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权力，他们只关注权力给人带来的光鲜，一旦七哥获得权力后，以往刻薄的姐姐来巴结他，骄傲的父亲来讨好他，邻人也惊叹羡慕他，这就是七哥不惜一切代价追逐权力的原因，七哥抛弃爱人谋求机会、大香小香利用性别优势获取利益，男性的背叛与女性的物化只不过是获得权力的途径，七哥、大香、小香都认为只有接近权力、获得权力才能够改变命运、改善生活，这是原生家庭带给他们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方方通过刻画这一家人的生活状况揭示了权力至上的意识在底层中的可怕遗传。

二.政治批判——人物悲剧的时代隐喻

方方直言：“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方方认为“生活环境与时代背景对人的影响很大”[5]，《风景》中他们生活在“河南棚子”这个空间逼仄冗乱、人情冷漠自私的环境中，文化夭折，回归蛮荒，人与生活环境的互动是显在的;时代背景在文中虽然只是一笔掠过，也不容忽视，造成这些人物精神畸变的原因不仅是集体无意识的承传，方方还揭示出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所带来的现实的悲剧。

二哥是这个家中的异质，他是这个信奉武力的家中唯一一个希望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的知识分子，当他接触到杨朗一家时，他感到了“没有人能够理解的忧伤”，这个知识分子家庭与二哥的家庭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在这里没有暴力、没有野蛮、没有粗鄙，有的是文明、平等与和谐，二哥意识到了他们生活环境之间的差距，并为此感到忧伤，正如阿德勒所说“人类自身当中存在着某种一直起作用的力量，尽管他们对其一无所知。这些机能隐藏在无意识中，影响他们的生活，有时能造成痛苦的后果”。[6]二哥的忧伤正在于他看到了原生家庭对权力无意识的认同，又无法改变家人根深蒂固的权利意识与等级观念，当他把语文老师“人穷要穷的有骨气”这一番话告诉父亲，却惹来父亲的暴怒时，他便明白了这是两个阶层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但二哥的异质性更在于他有理想，他想要上大学，想要当建筑师，这是二哥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之处，在周围所有人都承认适者生存的法则之时，二哥却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二哥的梦“和许多许多人的梦一样，叫一场‘文化大革命冲得粉碎”，看似轻描淡写，却是方方下的一记重笔，隐含了对“文革”的批判。因“文革”所致的死亡形成了对政治的隐喻，二哥的梦想破灭了，杨朗的父母投江自尽，杨朗也下了乡，为了摆脱困死在乡间的命运，杨朗选择出卖自己的身体来获得去往县城的机会，这是一个政治运动损毁人性的典型，在对生存和欲望的追求中，美好的人性逐渐溃败，被社会异化。杨朗接受平等自由的文明教养，却因为时代的动荡逐渐认同了权力至上的生存法则，杨朗的自我物化即隐喻着政治运动的残酷性。二哥在梦想与爱情双重破灭的打击下死亡，他的悲剧就在于目睹了一个生命由文明走向堕落的过程，使他意识到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无法改变，在现实社会中知识无法改变命运，只有接近权力才是底层人民翻身的最快途径，所以二哥拥有一个被家庭教育玷污了的高贵灵魂，是一个注定被时代毁灭的知识分子。

二哥、杨朗、杨朗父母这一群知识分子的命运都被“文革”摧毁了，他们是无奈的，抗争的无效、改造的蚕食使得他们只能选择迎合现实或是自戕来面对这一场动乱，选择妥协意味着人性的溃败，选择逃避则生命就此终结，方方以这些人物的命运遭际展开了她对“文革”的思考，用批判的精神发现政治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以悲剧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即使文本中没有正面揭露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残害，作家也没有对人物世事、环境背景作出任何道德裁判，但方方在《风景》中透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悲剧对政治运动的批判是十分沉痛的，她以民间视野和人性视野来钩沉一段荒谬的历史，表现出了一个作家鲜明的是非观。在方方之后书写的《劫后三家人》《乌泥湖年谱》等作品中，方方还书写了“文革”时期不堪屈辱结束生命的林普王茹莹夫妇、在绝望中自杀的吴松杰、为了离开乡村攀附男性的红云等人，在这些人物身上都折射出《风景》中杨家夫妇、二哥与杨朗的影子，可以看到方方较早就注意到时代环境对人物的作用，她对于政治历史的书写逐渐从背景转为主题，由隐含再到凸显，而政治批判意识一以贯之。

三.社会批判——底层的生存困境

《风景》书写的是20世纪50至80年代前后底层人民的生活史，“河南棚子”是城市中的贫民区，生活在其中的底层群体与上层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不啻天渊，七哥一家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满足，需要依靠捡菜、偷煤才能维持生计，十一口人挤在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苟活，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无法实现。对于这些底层人民而言，新的活法就是摆脱困苦、获得物质满足，只要能够改变自身的境遇，无所谓通向上层采取的手段的合法合理性，只在乎该方式的有效性，他们追求的“成功”仅限于物质层面，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实际上是对上层社会部分生活的复制，而缺乏代表底层利益的价值观，这是底层群体让人不寒而栗的原生之“恶”。

《风景》中七哥对婚姻的选择透视着方方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审视。七哥为了更快地获得权力，毫无犹豫地抛弃了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友，选择与一位年长自己八岁且无生育能力的高官女儿结婚，七哥直言选择她“百分之八十是因为你父亲的权力”，他将婚姻视作一笔交易，抓住机会跻身上层社会，成为了团干，并且被分配到了大房子，即便是三十年教龄的老教师也没资格拥有这样的房子。七哥进入上层社会只是为了“使自己过上极美好的日子”，他认为世界亏待了他，而他有责任使自己生活得更加富足。这一思想是非常可怕的，被害者与迫害者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底层家庭环境滋养了他的畸形价值观，七哥从家庭的底层到社会的底层最后步入上层，从一个被权势长期压制的被害者一跃成为掌权者，他在成为官员后并没有肩负起权力者的责任，真正的权力者应该是人民的庇护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七哥进入上层社会后只想将利益都归为己有，方方在此处不仅揭示了底层自私自利的本质，也讽刺了中国社会官僚体制的黑暗，在体制内，官员获得了权力就相当于获得了金钱，而这些利益又极少恩惠于民众，大部分资本还是在上层社会中流转，阶层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再看《风景》中对知识分子们生存状态的呈现，大学生田水生与一位命不久矣的清洁工结婚，欺骗对方的感情，以此谋取了好名声;杨朗用身体交易换来了离开乡村的机会;七哥抛弃女友与高官的女儿结婚。而七哥的女友即便是外语学校的高材生、其父亲是教授，家中依然无权无势;二哥、杨家夫妇不愿意苟同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以自戕的方式保留了他们完整的人性。唯利是图者平步青云，正直善良的人却结局黯淡，方方暗示着当下社会中以知识改变命运的不可能性，因为在现有的物质背景下，在日渐固化的社会结构中，凭借知识、奋斗企望主宰自己的命运是十分艰难的，文化资本稀缺的底层似乎只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才能得到权势与金钱，并且这也是取得“成功”的最快途径。方方继承了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在《风景》中透露出了对国家、社会的强烈忧患意识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使命感与责任感。

《风景》的前瞻性正在于方方在80年代就看到了中国社会发展中越来越严重的阶层固化问题、体制内的官僚主义问题，方方对于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对底层的压抑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生活环境迫使底层人性的异化，对于这样不择手段、不合理、不合法的奋斗方式方方并没有持完全批评的态度，方方的批判落脚在生长七哥们的“土壤”，[7]这才是底层背后的“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新世纪之后，方方的创作进入开拓阶段，《出门寻思》《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是对底层书写的意义的深入开掘，不仅是客观呈现底层的生存图景，也试图寻找底层的出路，十几年后的涂自强与《风景》里二哥的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抱有个人奋斗能改变命运的夢想，最终也都被现实击垮。纵观这些文本，可以看到方方始终在以知识分子立场体察人性，她的批判不在底层本身，而在长期在底层社会里生根发芽的权力意识以致于他们与生俱来的扭曲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在残酷的政治运动对于生命活力的蚕食与压抑，在社会迅疾发展时伴随而来的阶层固化与官僚主义。《风景》远不只是一个作家对底层社会细致客观地“新写实”，它折射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忧虑、对国家发展的承担。

参考文献

[1]方方.方方文集·风景[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1.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7.

[3]包亚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76.

[4]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三联书店，1987：94.

[5]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J].小说评论，1991（03）：12-18.

[6]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M].国际文化出版社，2000：70.

[7]方方.中篇小说选刊·仅谈七哥[M].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05）：73.

（作者介绍：左凡，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导师王文胜教授。曾在省级刊物《文教资料》发表文章两篇，获得上海文学征文比赛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