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中国古代悲剧意识（在本文的语境中，悲剧意识的含义与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一书中第11页到第220页提到的大致相同，都是指中国古代人们面对悲剧性现实所产生的悲剧性情感，其实质是悲剧性现实的反映以及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的产生与消解谈起，以持续了最长时间、具有最强大的力量的消解因素——自然为着眼点，从不同层面思考了自然作为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的原因。并且通过对自然对悲剧意识消解作用的主要产物——山水诗的分析和体悟，提出了四种消解方式，对自然这种消解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中国古代 悲剧意识 产生与消解 自然 山水诗

一.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产生与消解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给古代士人设计的一条理想的人生道路，也是士人们一生所执着追求的理想。而“理想的执着追求和这种理想在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就会产生悲剧意识;理想的失落而失落者对理想又有着永恒的怀念和执着，也会产生悲剧意识”，可以说，儒家在創造理想的同时就预创了中国悲剧意识。学者张法在《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一书中，从客体方面将中国悲剧意识分为四大类型，这四大类型是随着士人追求人生理想的动态过程产生的：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这四个分别属于个人或家两个层面的理想步程中，人多和“礼”发生矛盾和斗争（有时是因为个人理想，有时是因为爱情伦理），日常悲剧意识就在此产生;在由家到国的过程和“治国、平天下”这个国的层面中，士人可能会在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四处奔走时因为怀才不遇、留滞他乡而陷入悲剧，也有可能在进入仕途后，作为臣子与君主发生一系列矛盾和冲突，这时就会产生“欲进不得，欲退又不甘，留滞他乡，满腹羁旅之愁”的政治悲剧意识;以“天道循环”的眼光来看这条人生理想之路，将人自身的悲剧意识投射到自然和历史之中，并“以自然和历史之悲来在一个更广的范围、更高的视点、更深的程度上咀嚼和沉思自身的悲剧意识”，自然悲剧意识和历史悲剧意识便由此产生了。

由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礼”对人们长期的束缚和教化，中国悲剧意识具有了柔性的特征。中国悲剧意识绝不会让人像西方悲剧中的主角一样一定要去寻求爆发或毁灭的刚性结果，而是让人在一系列的反抗和挣扎过后最终对“礼”臣服、妥协，让人感到“柔弱缠绵和韧忍耐久的深切悲哀”。当人处在这种悲剧意识之中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一些能使自己心情平静下来的因素，这些因素就是所谓的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中国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大致可以列出四种：仙、自然、酒、梦。（此观点受惠于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169页）而在中国文化中，为众多学者所公认的作为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持续了最长时间，具有最强大的力量的，就是自然。

二.自然能成为消解因素的原因及其消解作用的产物

自然能够成为消解悲剧意识的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处于中国文化三大思想主潮儒、释、道的结合点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路背后为士人留的一条退路。而要较好地独善其身，自然是具有物质实体性的精神寄托。因为当你仕途失意时，你也不是孤独的，你可以在自然中获得支持和陪伴，将自己的情怀寄托于自然，保持自己的气节。所以可以说“儒家的自然是象征的自然，它使人们在自然中安贫乐道。”禅宗也崇尚自然，他们主张静心观物，从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中体会到宇宙生命的最深处。“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唐代《大珠慧海禅师语录卷下》）。这句偈语就揭示了这个道理。它以气韵生动、灵性天成的自然向失意之人展现了一种全新的人生观，使人由郁闷变得豁达，所以说“释家的自然是禅意的自然，它使人们一切看破，转悲为乐”。道家与释家一样，它以在自己角度观照的自然给失意之人展示一种新的人生观，来引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转换。它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自然无为”等观点，所以有人认为“道家的自然是天然的自然，它使人们不愤激牢骚”。儒道释三家都将自然作为宽慰失意者的精神食粮，所以自然便集汇三家之精义，成为中国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第二个重要原因与自然的审美功能有关。因为自然能带人们进入一片审美化的境界，使人们获得焕然一新的审美感受。在自然所创造的审美环境中，人类的一切悲苦与不幸，都有可能被自然的美与静所消解。因为“一旦到了这样的境地，美的潜能就会充分地被释放出来，而这一潜能又唤醒艺术感受的天性，人们那种审美和爱美的最根本最普遍的情感也得以被充分地激活，自然的某些美的属性和人们的审美心理、审美情趣也就进一步走向契合”（何方形：《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经历过苍凉孤寂的士人，便往往醉心于自然、徜徉于山水之间，以审美观照者的眼光去审视人生，以平静的心来感应和品悟那自然生命于幽微处的轻微律动，从而发现了全新的人生境界。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中国文化的中心点之一“天人合一”的角度来谈的。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相应地，从某种角度讲，人与自然具有情感上的对应关系。“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就表现了人和自然的一种情感交流。而这种情感交流的存在，正是自然可能成为悲剧意识消解因素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自然悲剧意识的产生，是因为人心中的愁绪的郁结与自然景象的相撞，随之而来的整个情绪的抒发泄流。也就是说，自然悲剧意识的产生本来就是自然引发的。按照中国文化“天道观”中的“天道循环”来解释的话，既然自然悲剧意识的引发因素是自然，那么自然悲剧意识也可由或许说最好由自然来消解。

当自己痛苦的心灵终于在自然中找到了归宿，胸中积聚起种种情愫，人们的创作欲望便开始勃发，正如袁枚的“性灵说”论道“诗之为道，标举性灵，抒发怀抱”（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又当人们在自然的审美体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审美意象时，创作欲望便喷薄而出了。“山水诗于是就成了诗人内在情感的外在存在方式，体现出价值取向转换的一种全新方式。”也就是说，山水诗便是自然对悲剧意识的消解作用的主要产物。诗人们伴着诗的节奏和旋律，表达出了对自然山水的感触，对林壑山色的追寻以及从中体悟到的玄佛之道和人生哲理。

三.自然消解悲剧意识的方式

因为山水诗是自然对悲剧意识消解作用的主要产物，它承载了诗人们的情感变化，记录了诗人们以自然来消解悲剧意识的过程，所以后人研究自然对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消解作用时，往往以作者的性格和命运以及其山水诗等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查阅了相关资料之后，我认为消解方式大概可分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移情于自然。所谓移情，便是把自然之山水化为我之山水，将我眼中之自然与宇宙之自然分割开来，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变成了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我也就更易与自然情意相通、愁绪相诉。柳宗元是移情的代表之一。“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于中州，而列于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唐代柳宗元：《小石城山记》）他为此等美景被置于偏僻无人之地而惜叹、疑问，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怀才不遇而叹息，是既为景叹息，又为自己叹息。但他确在自然之景中找到了自己的知己，所以当他对着幽清萧寂之景时，“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唐代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记》）。柳宗元是将自然当作自己的同病相怜者和知音者，而辛弃疾则是将自然当作自己的好友，时常还与之互动。有时与友嬉笑，有时对友猜问，有时对友叮嘱。“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频教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宋代辛弃疾：《沁园春·再到朝思卜筑》）词中多用拟人的手法，表现出作者内心与自然的交流，显痴心几分。虽然辛弃疾的移情比之柳宗元更多几分宽慰，但移情之山水终归是随人之情而变形的，因此移情的山水对悲剧意识的消解作用是最小的。

第二种是将自然作为一种安慰物。当因仕途失意而感伤悲愤时，有人便将眼光暂时投向了自然，在自然中去寻找安慰。白居易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对自然景色认真细腻的观察欣赏而得来的深深爱恋来消愁。他的有些词中充满了一个凡人雅士对自然的爱，似乎已经将感伤之情转化为闲适之心了，哪怕是烟波、疏雨、夕阳等宋词里愁绪的点缀物也变得轻松、欢愉：“烟波淡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到岸请君回首看，蓬莱宫在水中央。”（唐代白居易：《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虽然他曾面对自然吟出了“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唐代白居易：《达哉乐天行》的诗句，但因为他的愁绪没有被完全消解，所以这样的诗句除了是一时的豁达之语也可看成是诗人对自己的一种感伤的劝言、一种难以达成的期望。也正如他所说“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唐代白居易：《池上寓兴二绝》其二）在他内心深处，始终会有一丝苦味的。不过可幸的是，他已在自然当中差不多拥有了一颗闲适之心了。由此看来，这种方式对悲剧意识的消解作用是较小的。

第三种是在自然中体悟出玄佛之理，并以这玄佛之理来消解悲剧意识。东晋名士谢灵运为了排泄、平息自己的政治悲剧意识，便主动地在山水中去体悟玄学之道和佛学之境。在虚心观物和静心体悟中，他赏历了不少的山水美景，而山水气韵的生发、变幻又给他的心灵带来禅意的愉悦，所以他的山水诗往往是在展示了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色后，来两句亦禅亦玄的总结，如他的《过白岸亭》：

拂衣遵沙垣，缓步入蓬屋。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

空翠难强名，渔钓易为曲。援萝临青崖，春心自相属。

交交止栩黄，呦呦食萍鹿。伤彼人百哀，嘉尔承筐乐。

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

面对着生机盎然的永嘉山水，一路上探幽析微的诗人虽然心情喜忧参半，但最后还是从中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天下万事，千变万幻，难以追随，自信只要抱朴守真，疏散自任，或能真切地直面穷通和荣悴。对他来说，游历、欣赏了一次山水，犹如经过一次参禅和玄谈一样，获得了宇宙人生之道。在他圆常大觉之时，悲剧意识全被消解了。由此可见，这种方式对悲剧意识的消解作用是较大的。

最后一种是“把自然作为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来对待，从而达到一种人生价值的转换”。“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就达到了这种人生价值的转换。因为世俗与政治充满了倾轧和斗争，他就在自然中寻获了一个不同于世俗与政治的人生，在自然中体察宇宙的本心。在这里，他的自我渐渐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在这里，他有了平和超然的心境，创造出恬静悠然、清丽淡雅的艺术境界;在这里，诞生了独属于他的具有天然之趣的禅意之诗。当读到其中一部分诗比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时，也许在体会禅意之外会看到诗人的脱离尘世的孤独，但能从最大的孤独中体会到一种最高的境界，正是王维超凡脱俗的高明之路。因此可以說，王维通过禅意和自然真正地消解了悲剧意识，同时他走的路对悲剧意识具有最大的消解作用。

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宋朝以来，自然山水虽然仍起作消解悲剧意识的功能，但已经有限了，它越来越不能消尽人的悲剧意识，但具有了悲剧意识的人还在沿着文化的心理定式走向山水。其实我认为，人们走向山水并不仅仅是因为文化的心理定式，还可能因为人们的那一部分天性——“本爱丘山”;虽然自然越来越不能消尽悲剧意识，但它总会带给人们心灵深处的宽慰。

参考文献

[1]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2]何方形.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3]王运熙、周峰.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马茂元（选注）.唐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作者介绍：冯熙乔，四川大学学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