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年轻时候读E·L·多克托罗，我想，自己一定会目瞪口呆，浑身颤栗。如今，我全然挣扎在无用的人生里，既无力亦多余，邂逅多克托罗，细细想来，倒也算得上是合宜。我指的是《幸福国的故事》。不能说幸福国里的故事完全没有幸福，这并非多克托罗倾心营造的反讽。幸福国里的故事是有幸福的，只是这幸福的代价太高，高到没有多少人承受得起，也就高到没有多少人理解得了，于是以反讽的名义一律抹去。但是，这不是多克托罗意义上的反讽，而是平庸正确意义上的反讽——主流的反讽，一目了然的人生，是非好坏仿佛世界的B面，清晰地立在镜中。幸福国里的幸福不是普遍的幸福，平庸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平庸渴望正确，一切都要正确，政治正确、道德正确、伦理正确、价值正确、主流正确……一切正确编织的网络便是合理的世界，因为合理所以幸福。如此正确的幸福并非只是一种私密的感受与体验，它们有着雄浑厚重的堡垒，一切文化与历史、神话与传说披坚执锐为其保驾护航，它们因此是系统的客观的公共的，也因此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多克托罗却是渎神者，他不仅置疑，而且置疑得全面而彻底，一切文化、历史、神话、传说，以及所有这一切言说拱卫的正确，都被多克托罗以文学的方式加以拆解重构，于是有了不一样的幸福。这才是多克托罗的反讽：幸福国里的幸福一点也不正确，它有着异质的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为之筑基，有着别样的历史、神话、传说、文化为之加持，它们没有一样是正确的，但这所有的不正确融铸的不正确的幸福是实实在在的幸福。这也许最本质地符合幸福国的最高原则：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享受自己认定的幸福。反讽的目的不在反讽，反讽也不指向纯然的否定与讽刺，多克托罗的反讽就是如此果断地不够正确。于是，如果正确的幸福并不那么“正确”，反讽追求的就是对幸福的还原;如果正确的幸福过于狭隘逼窄，反讽追求的就是對幸福边界的拓展延伸。多克托罗对反讽的运用宛如上帝对语言的运用，他以文学的名义创造生活;他的反讽粗鲁直接却又温情脉脉，与正确无关，一切顺应人性的随波逐流都自有其真实充盈的幸福，人性的局限在此成为漫无边际的存在视角，每一种局限都是一种存在依托，多克托罗的存在则依托于对所有这一切依托局限的存在的通感同情。多克托罗的反讽通向一个更人道也更人性的世界，一个全新的世界，前所未有地宽容多元。

抵达如此生存意义上的反讽并不容易，必得有宽容坦荡的胸怀、多元恢弘的价值网络、敏感多思的心灵，必得念念于心高举公义于罪恶之城……多克托罗具备这一切，他似乎轻而易举地抵达了这存在论意义上的反讽，他还原了也拓展了幸福国的内涵与边界。这是如何做到的？首先，多克托罗衷情于书写边缘人生与暗黑生存，他的主人公们游走于罪恶之城，身份卑微随波逐流却如鱼得水自在圆融。在他的幸福国里，这些边缘小人物获得了生存的权力，他们的暗黑人生获得了讨论与辩难的尊重，他们的罪与罚得以作为另类神话与传说散发生命的光彩。多克托罗并不否认这些小人物们的罪与恶，他从没打算为他们做无聊的翻案文章，他否认的是罪恶之城里的善恶分野与善恶等级，以及由此而生的惩罚系统。多克托罗坚执地认定幸福国即罪恶之城，无人不活在罪与苦之中，无人有权利定他人的罪，最大的罪就是人对人的善恶定义与奖惩。多克托罗也坚执地认定，善只能产生自罪恶之城的内部而非外部，上帝之城不在天国而在罪恶之城。或者说，罪恶之城必须上升为上帝之城，上升的通道就在人性里，那些挣扎在罪与苦中的人们，其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善的种子。多克托罗并不沉溺于罪与苦，他书写边缘与暗黑人生，因为他知道这罪与苦的人生里始终萌动着善的微光，从未全然磨灭消泯。挖掘罪苦中的善意，示现罪苦中善的挣扎突围，展示罪苦中人性对幸福的不懈追求，幸福国便名实相符有了神性的光辉。是的，幸福就是善，罪苦里开出这灿烂的花，罪恶之城就处在了通达上帝之城的通道里。这可谓多克托罗的全部创作内核。

其次，多克托罗对叙事视角的选择可谓苦心孤诣。公义在心的小说家深知叙事视角并非技术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劫匪盗贼强人骗子伪士恶棍倘若获得了言说的权利，他们不仅会为自身的罪恶开脱，而且还会将自己的罪恶打造成良善，把自己的无耻行径粉饰为传奇功业。那么，小说将在读者那里制造巨大的道德混乱甚至道德错位。多克托罗深知这一点，但他仍然通过叙述视角的授权赋予了他笔下的罪人们以言说的权利。《幸福国的故事》凡五篇，《平原上的屋子》《婴儿威尔逊》《沃尔特·约翰·哈蒙》都是第一人称视角，《平原上的屋子》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厄尔是骗子与杀人犯，《婴儿威尔逊》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菜斯特是小偷，《沃尔特·约翰·哈蒙》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吉姆是邪教徒。随着叙事的展开，厄尔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精心谋划的骗局与残忍的谋杀，菜斯特为我们铺陈了一个婴儿偷窃潜逃之旅，吉姆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邪教的诞生与成长。

但多克托罗并没有忘记自己心中的公义，他并不给罪苦以伪饰的机会，他怎么避免第一人称叙事不可避免的道德自淫？他选择的叙述人都不是案件的主犯，厄尔并非骗局与谋杀的策划者与施行者，他只是一个少年，在他的生存处境里协从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才是主犯。菜斯特也并非偷窃婴儿的人，他只是顺应了女朋友的偷窃行为，在形格势禁中带着女朋友与偷来的孩子一起潜逃。吉姆在邪教里只是一个首鼠两端心怀疑虑的小人物，并非邪教魁首教宗。这真是精心绝妙的选择，这些叙述者相对于他们叙述参与的罪恶事件，隔着一段距离;相对于所谓正确世界的中心地带，也隔着一段距离——他们是双重边缘人，他们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把本来层级分明的罪恶世界与正确世界联系在一起，从而以双重张力把两个世界联成一体。于是，罪还是罪，罪可以为自己辩护，却不可以为自己涂脂抹粉;正确不绝对完全“正确”，正确的边界与内涵自然而然得到重新阐述与延展。多克托罗以此将宽容与多元视角注入固化的正确世界，使得道德没有遭遇混乱与错位，却遭遇了重组与升华。

《乔伦的人生》与《玫瑰园中的死孩子》都是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乔伦的人生》的女主角乔伦在自己的美貌中飘若浮萍，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嫁过三任丈夫，跟过五个男人，从少女到成年，她听任美貌的支配，随遇而安。但是，多克托罗在乔伦的人生叙述里采取的并非全然客观冷静的态度，作为隐含的叙述作者，他的确立场超然，但他在进行第三人称叙事时，却又尽量贴着人物写，仿佛他是口述史的整理者，虽然力求历史的真实，却又无法完全抹去口述者本人的主观立场。如此，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空间，我们由此得以脑补乔伦人生里那些没有叙述出来的罪与苦、那些痛与哭、那些天真的轻浮、那些纯洁的迎合、那些本能的执着、那些不假思索的追求、那些轻易的满足与碎片似的快乐……这样的人生，如果没有多元的视角与宽容的体贴，对她下道德判断是难的，因为她并不判断自己，她只是坚韧地生活。

《玫瑰园中的死孩子》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也很特殊，多克托罗采用了侦探小说模式，小说本身写的也的确是一桩在正确的世界里会被视为惊世骇俗的案子。在一场大型公共活动之后，白宫玫瑰园里高朋散尽，佳宾远引，却留下了一个陌生孩子的尸骸。白宫是什么地方，那是正确世界的心脏。想想看克里姆林宫里出现了一具陌生尸骸，会发生什么事？倘若金先生的宫殿里出现了一具陌生尸骸，不知有多少人会被炮决犬刑，他的幸福国不知要戒严多久。好在以白宫为心脏的幸福国的确有着相对合理的幸福，所以，沒有戒严，没有全国搜查交待，没有炮决犬刑，但案子仍然以正确世界的逻辑发酵，先是总统及其班底为安全计撤出白宫，然后是对清空的白宫进行地毯式的大搜索，接着，退休特工莫罗伊受命秘密调查。随着莫罗伊调查的深入，案件真相浮出水面：这是一起作案手段非常业余的案子，与恐怖主义无关，与政治抗议无关，与种族主义冲突无关，与党派政治攻击无关，与左派或右派知识分子立场无关……与一切正确的逻辑结论都没有任何关系。

莫罗伊的调查并非一帆风顺，在短暂的惊慌失态后，白宫为案子定了性——这是一起政治性恶搞，其目的是为了打击总统及其党派，是知识分子忘恩负义的反美示威，因此，为了让对手的攻击目的落空，案子的调查成了例行公事的政治行为，一切调查资料与结果最终都将被无声无息地秘密存档，一切知情者都将被封口，而对公众而言，白宫从未发生过这件事，玫瑰园里从来就不曾出现过一具陌生孩子的尸骸，白宫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正常的事件。莫罗伊对白宫针对案子的政治形势论没有兴趣，对白宫对整个事件的抹杀不以为然，他固执地要查出真相。他也查出了真相：这个孩子不是被谋杀的，他在自然死亡之后，被一位当时的受邀佳宾克里斯蒂娜带进了白宫。克里斯蒂娜的父亲斯蒂文斯先生乃幸福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动力公司的董事长，总统的朋友与兄弟，他对女儿的所作所为伤心之至。克里斯蒂娜背叛了她的父亲，背叛了他父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价值。她的超越性在于，她的作为与党派政治斗争没有任何关系，她也不受任何流行的思潮与主义的影响，同时也游离于习惯站队的任何知识分子立场之外，她这么做是对幸福国的价值系统的全面置疑，她只是站在人的立场，站在被侮辱被损害者的位置，站在弱者的痛苦中心，站在人所固有的尊严与平等的诉求里，站在人性深处善与通感同情的悸动里。一如小说中的那位心理学家所言，这个孩子的尸骸是一个象征，抗议的或恶心的象征，但不是象征种族抗议，而是象征人的抗议。幸福国的内涵过于封闭，幸福国的边界过于狭隘，许多人被排除在外，被取消了幸福的权利。这个死去的底层移民的孩子，代表了这些沉默的被排除在外的人们。他被克里斯蒂娜带进白宫，他以死亡之身无言地向这个伊甸园里的大人物们索要属于自己的幸福。

毫无疑问，《玫瑰园的死孩子》非同凡响，其以侦探小说的模式破获的是幸福国的“幸福”真相，在莫罗伊的侦探之眼烛照下，幸福国的幽暗与罪恶，幸福国价值系统的荒谬与不义无所遁形。在这篇小说里，多克托罗不再刻意冷静，而是热血澎湃，尽管幸福国的正确逻辑强大无匹，死孩子事件为之不存在，克里斯蒂娜为之被精神病，但莫多伊却利用知情人的身份干了这样一件事：他告诉白宫联络官，如果那个死去的孩子父母不被移民局释放和允许回家，那么，他们将会发现，这个事件将人尽皆知。随后，他给孩子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他说，孩子的坟墓可能没有标志，但是他安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中那些为国捐躯的人当中。这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可谓激情洋溢公义璀璨，孩子得以进入幸福国的叙事系统——当死人开始说话，世界就开始重置，这再一次证明，多克托罗坚信，幸福国的幸福是可以正当正义的。

《幸福国的故事》在多克托罗的全部创作里既典型又不典型。多克托罗向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幸福国的故事》就题材而言，是典型的后现代作家衷情的题材：边缘暗黑、破碎邪异的人生故事。但作为后现代文学大师的多克托罗在其长篇小说中频繁采用的多线头立体叙事，蒙太奇碎片叙事在这里却是不存在的。《幸福国的故事》尽管每篇的叙事视角都出人意料匠心独具，但是就叙事的过程而言，却规规矩矩，是完完全全的整体顺序叙事。多克托罗如此选择，事实上给了笔下这些边缘暗黑的人物以正史作传的地位，这真是煞费苦心，其言外之意就在于，这些人的幸福非常重要，幸福国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否则，幸福国就只能是个正确意义上的反讽。

事实上，不论多克托罗采用什么样的叙述策略，他的创作焦点始终在于把地上的城罪里的城建成上帝之城，他关心罪，探讨罪的成因与社会心理机制，不是因为对罪有特别的兴趣，而是唯有弄清了罪，才能弄清何谓真正的幸福，才能建立上帝之城。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叙事只是多克托罗的文学工具，他本质上其实是现实主义的。一切文学形式无论如何奇巧淫技，无论如何花样翻新，无论如何惊彩绝艳……如果最终不是现实主义的，那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水中花月，最终归于虚无。多克托罗的后现代主义只是丰富了繁荣了也深化了他的现实主义，不明白这一点，就理解不了他的温情与冷峻是多么现实主义。

《平原上的屋子》在杀人骗局外，还有另一条线，厄尔与泽温斯卡的爱情，只有最本质的现实主义者才会给予一个残酷的杀人犯以爱情的渴望，而且这爱情还如此正常与温暖;《婴儿威尔逊》里凯伦有偷盗癖，但她偷孩子却是基于过分外溢突然暴发的母爱与对男友菜斯特的狂热爱情，而菜斯特正是在保护凯伦不得不潜逃的过程中才重新发现并确证了自己对凯伦的爱，罪与爱是如此深刻地纠缠在一起，这是只有现实主义者的整体思维才能认识到的。如果说这两篇小说以及《乔伦的人生》充满了这种现实主义者的温情，那么，《沃尔特·约翰·哈蒙》则入骨三分地展现了多克托罗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深刻冷峻。该小说中，吉姆本来对他所置身的邪教与教宗沃尔特是心怀疑虑的，但在沃尔特诱拐他的妻子携款潜逃后，他的心理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他不是确证沃尔特骗子淫棍的真相，而是完全认同了沃尔特的邪恶教义，坚定了他邪恶的信仰：作为该教的圣人，沃尔特是要入地狱的，他不净化所有人的罪而是承担所有人的罪，他为他们入地狱。

这真是奇特的逻辑：因为要承担人们的罪，所以圣人就要集所有人的罪于一身，怎么集呢？你们的钱我来花，你们的妻子女儿我来淫，你们的一切欲望我来欲望，你们的一切罪行我来实施，你们将因此而干净，而我将因此而入地狱，我心甘情愿，我如此成为圣人。不仅吉姆如此心理畸变，其他教徒大部分亦如此，吉姆甚至因此而成为下一代教主，本该分崩离析的邪教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延续下去。这种心理探讨可谓透骨吸髓，深刻到了令人不敢正视难以接受的程度，但这不正是人的潜隐心理吗？顺势而为，补偿，自我欺骗……如此深刻真实的心理展示罕见之至，世界文学里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达到。

如此操持着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技艺，多克托罗把自己送进了现实主义大师的圣殿，他对上帝之城的梦想与建筑，会永远丰富着人类关于未来的想象。

梁卫星，作家、学者，现居湖北仙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