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山青

摘 要：中国古代史传文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出现，但是没有实际的语录记载，直到司马迁创作了《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史传文记事才开始成熟。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战国诸子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无论是在人物的刻画、叙事结构的安排、还有叙事精神，这些都对汉代司马迁《史记》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战国诸子；叙事；中国古代；史传文；《史记》

在先秦典籍《尚书》《礼记》等书中就有对中国古代史传文的记载，但是直到司马迁创作了《史记》之后才进入了中国古代史传文记载的成熟阶段。在中国古代史传文记载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有许多因素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我们在寻找这些因素时，可能重点都会放在司马迁的家世与个人才能上面，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战国诸子叙事所带来的重要作用。

一、以特定人物为核心的叙事结构

《史记》从编撰结构看，是以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个部分组成的，其中列传的比例是最大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后人的影响深远。后面出现的家传、祭文、碑文等的叙事手法都源自《史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列传是作为成熟的史传文的代表。这种史传文的写作是取材于特定的历史人物，依照时间的秩序来组成一个整体，并且展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物性格。但是这种叙事手法在战国诸子的著作里的运用是非常普遍的。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已经熟读战国诸子的各类著作，且他的生活年代相距战国时期并不久远，因此，《史记》的创作必然是受到了诸子百家叙事实践的影响。

自孔子逝世到秦统一以及中间历经的韩非子时代，都是战国时代，而在战国前后期诸子在叙事的手法上存在很大的区别，《论语》《孟子》以记录师门言行为主，《晏子春秋》《管子》以记录贤人事迹为主，《韩非子》《荀子》以个人独创为主等这些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诸子著作。其中师门言行记录对司马迁列传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大多数篇章都是以特定的历史人物进行叙事的，叙写手法很类似，以核心人物作为写作中心，例如《论语》以孔子作为核心，《晏子春秋》以晏子为核心。不过，由于作者对于叙事材料的选取不同，叙事者和叙述对象之间的身份差异，导致这两种史传文的著作的影响是不相同的。

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夫子卒后，由孔门弟子所记载的，这与当时的授问教学有关，因为在当时弟子们都是把夫子作为学习的榜样，然后对夫子所教导的内容进行重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迁对孔子及其弟子作传时，都是以《论语》中所记载的内容作为依据的，与《论语》是孔门弟子编纂所处的角度和位置都是不相同的。这类师门记，在战国诸子学派中出现过很多，但是在发展中又存在着变化。以《孟子》为例，《史记》上记载这本书是由孟子在晚年与其弟子共同编纂而成的。但是以现在的考究对于孟子是否真正地参与了《孟子》的编纂存在争议。《庄子》《韩非子》大多数的篇章是庄、韩两人的独创，而孟子处在诸子自著风气之初，难免会受孔子述而不作思想的影响，但是孟子的生存年代略同庄周，因此，孟子亲自参加《孟子》一书的编纂也是有可能的。通过弟子来对自己生平进行词，从《论语》到《孟子》的演变可以看到，诸子越来越偏向于自著新书从而使师门记开始慢慢走向衰落。如《庄子》一书除庄周独作之外，还有一些庄周后学所写，所记录的并不是庄周的言行，而是以论文的形式来发扬庄周的思想，这与之前孔子弟子注重对孔子言行的记录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以《论语》作为开创先锋的师门记虽然受到战国诸子自行著书立说的风气的影响，但是也并未因此而完全没落。如《晏子春秋》并丰晏子的弟子所作，而是晏子去世百年之后由晏子的仰慕者广泛搜集材料编纂而成的，与《论语》《孟子》相比这类著作相对于师门记更加自由。

当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师门记转变到以《晏子春秋》为代表的记古类诸子叙事时，在叙事方式上无疑是一种突破。《晏子春秋》单独进行争辩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把《晏子春秋》与战国诸子叙事联系到一起来看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发展演变，才能对其有本质的认识。当《晏子春秋》在战国时期的大量出现，无疑促使司马迁将特定的历史人物来作为自己的写作核心，以核心人物的成长次序来进行编排，从而使列传体史传文开始诞生。

二、多元化的叙事人物

战国诸子在叙事时有很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诸子叙事所表现出来的侧重点不同，如《论语》《孟子》是以学派宗师以及其优秀弟子为表现对象，而《晏子春秋》《管子》则是以历史人物作为主要表现对象。每类诸子在叙事时都会因为学派的不同所写作出来的多元化因素也是不同的，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局面。师门记中各学者所属的学派不同，叙写的对象也是不相同的，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主张以及所处的背景都是不相同的，而这些都是叙述的核心。在战国时期，有许多的诸子学派，而诸子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则成为了叙述的重点。战国时期不稳定的局面，每个诸子所代表的社会群体以及思想报复都是相当复杂的，因此在客观上，诸子叙事延及到当时社会中的各阶级的人物，如《论语》中童子、荷蓧老人等，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存在于诸子叙事的实践中。这就代表着上层人物并不是唯一的叙事对象，各社会阶层的代表的人物才能在整体上体现一个时代的特征。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战国诸子在叙事时将人物的范围扩大，将人物的特征和事迹变得多元化，叙述者与叙写对象的差异使其在进行人物特征的描述时手法细腻。如《论语》，基本上采用的是实录，重在记录夫子与弟子之间授学的情景，与周王朝记录上层人士存在很大的不同，将严肃和厚重的气息褪去了，用亲切、随和的氛围代替。如《晏子春秋》中多次叙述了晏子具有戏剧性的言谈举止，有些甚至是在非常庄重的场合也出现过这样的行为。因此，以战国诸子叙事的整体看，在叙事手法上向生动细腻的方向靠近，这一点代表着中国古代史传文走向成熟。战国出现的《左传》《国语》《战国策》这三部史传为例，它们在对人物进行刻画时，以小见大，能够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种写作手法很明显地受到了战国诸子的影响，按照传统的说法，《左传》《国语》与孔子的弟子之间有莫大的关联。

战国诸子叙事人物范围的扩大，以及以细腻的写作手法来表现，这样的两个特点对于中国古代史传文有着积极的影响。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战国诸子叙事的演变为中国古代史传文走向成熟起到了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主要表现在：其一，战国诸子以特定的人物作为核心直接启发了司马迁在对《史记》创作是以单篇传记来记录历史人物；其二，战国诸子后期所形成的生动细腻手法的叙事特征对于《史记》中人物的刻画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三，战国诸子重义理的精神对后世史家所带来的深刻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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