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杰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必然要求现实文化建设能够向着满足绝大多数人民文化需求的方向努力，也必然要求具有大众性的文艺形式能够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这种形势下，民族民间曲艺作为扎根基层民众生活的大众文艺，理应重新进入大众文化消费的核心体系，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职能。而少数民族曲艺作为推动我国多民族国家认同、彰显多民族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新时代语境中，少数民族曲艺要更好地发挥自己作为一般文化消费和民族文化统战、民族国家认同的职能，就必须与新时代融媒体发展的趋势实现无缝对接，借助新媒体提升自己的传播力，在跨媒介传播中激活自身艺术场域，全面介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

一、媒介变迁与少数民族曲艺的传播危机

少数民族曲艺的衰落是当代文化生态中不争的事实，不仅活跃在媒体上的曲艺形式以汉族的相声为主，即便在少数民族群体内部，传统的民族曲艺也在萎缩。探析少数民族曲艺衰落的原因，流行文艺的冲击、经济社会的转型等固然是值得注意的方面，但归根结底，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媒介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影响。换句话说，少数民族曲艺的传承发展面临危机，而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媒介环境的变革。

整体而言，人类文化经历了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数字传播四大阶段。伴随互联网数字体系的不断完备与铺展，当代人无疑进入了“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数字传播的最根本变革，就是从“人制造信息”变为“信息制造人”。由于传播的便捷性和门槛低，数字传播时代直接带来的是信息的爆炸乃至拥堵。尤其是随着移动终端的大面积普及，人无时无刻不处于信息的围堵之中，以至于出现“你认为你想看到的真的是自己想看到的”的错觉。在这样一个时代，一组信息是否能为人所知，端赖信息是否进入了数字传播的序列，是否能成为算法推荐的对象。而这两点，恰恰是少数民族曲艺所欠缺的。

在“两微一抖”以及各大主流视频网站搜索曲艺资源，涉及少数民族曲艺的资源不仅数量极少，仅有的一些视频资源播放量和评论量也低得惊人。而且，存在于数字平台的少数民族曲艺资源，绝大部分又都是少数民族所在地举行文艺节目的视频录制片段，质量粗糙，形式也较为老旧，完全不符合数字传播时代对传播内容的基本要求，被边缘化也是自然的结果。

从少数民族内部来看，民族曲艺的传承危机一直存在，不仅传承人队伍逐渐缩小，本民族的受众群体也有所流失。从外部社会层面来看，由于表演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再加上缺乏现代性技术支持——如短视频拍摄、字幕、特效等，致使少数民族曲艺无法对外有效传播，失去了拓展受众的机能。在内外交困的境地里，少数民族曲艺几乎成为了传播孤岛，在内卷化的拉坠下生存状态慢慢恶化。

因此，少数民族曲艺的发展困境，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在媒介变迁中实现内容迁移。要真正解决少数民族曲艺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必须从传播力重振的角度入手，将少数民族曲艺重新纳入当代文化传播的大体系，助力其实现跨媒介传播。

二、融媒时代少数民族曲艺的跨媒介传播策略

在数字技术的强力重塑下，融媒时代的信息接受呈现碎片化、话题性的特点。一方面，为了契合当代信息受众高强度的工作生活，融媒时代的信息实现了全覆盖，受众随时随地可以接收移动终端发送的信息。为了不影响受众工作生活，抢占受众的闲暇时间，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必然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信息爆炸所带来的信息拥堵，使得信息脱颖而出的难度不断提高，没有话题性或“爆點”的信息难以通过大数据算法的遴选推送到用户面前。所以，短小精悍的话题信息，成为当下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和形式。要介入今天的融媒传播，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播理念、传播内容和传播手段上都必须进行取舍性的调整，才能实现有效的跨媒介传播。

首先，在传播理念上，需要实现从大众传播向“表达共同体”传播的转变，以适应分众社会受众分层的现实。

作为发端于民间的艺术形式，曲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极具“大众性”①的。尤其是少数民族曲艺，一般与民族创世神话述说、民族历史文化知识传递等功能息息相关，历来是面向民族群体的绝大部分人群进行说唱的。如壮族蜂鼓的传统曲目《莫一大王》、瑶族盘王大歌的传统曲目《唱盘王》《唱鲁班》、毛南族排见的传统曲目《创世歌》等，都是典型代表。少数民族曲艺衰落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其大众性正在收缩，受众群体在流失。但是，若因此将重回之前层面的“大众性”作为振兴少数民族曲艺的目标，则无异于强人所难。

随着移动终端的大面积普及和大数据算法的日益完备，一个审美消费的分众社会已然成型。分众社会的审美特点，就是审美取向的细分化。原本受到市场经济冲击的一体化审美体系，在数字传播时代进一步土崩瓦解。在移动终端和算法技术的宰治下，受众的审美日益窄化、固化，大众性的审美向“表达共同体”的审美迁移。所谓“表达共同体”，是“以新媒体作为一种平台和载体”，在“价值取向上趋同”“话语体系上”相似的群体②，“粉丝”文化便是其最直接的表征。在表达共同体时代，受众的偏好集中在某一领域，愿意为自己喜爱的对象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对自己不喜欢的对象则熟视无睹。在这样一个时代，少数民族曲艺的传承与发展也必须充分认知“表达共同体”理念的确立对大众审美接受的影响，在传播受众的遴定、传播内容的生产、传播平台的选取、传播手段的整合、传播效果的评估等方面进行合理的考量。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我们曾经一直习惯以年龄段划分人群，如八〇后、九〇后，但到了〇〇后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不同。社会越来越多元，圈子的划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此时人群的划分已从纵向转为横向，综合了兴趣、出身、地域等多种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里会有更加广阔的消费市场，当整个蛋糕越来越大时，每一个小众的人群也将拥有越来越大的消费能力。”③对少数民族曲艺感兴趣的受众，除了少数民族成员外，还有对传统文化保有热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有警觉性的民众和研究人员。这些人是少数民族曲艺传播的核心受众群体，总结这一“表达共同体”的审美需求，从而在传播内容和手段上进行精准调整，其实就能解决眼下少数民族曲艺的传承与发展困境。若仍一味强调曲艺的大众性，要求少数民族曲艺重新成为民族群体文化生活的核心，则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少数民族曲艺的生境。

其次，在传播内容上，要继承少数民族曲艺的优秀历史资源，同时面向新时代的社会生活进行创作，不断扩充少数民族曲艺的作品储备，为少数民族曲艺的跨媒介传播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撑。

一方面，要固本培元，加强对少数民族曲艺资源的搜集与整理，不断扩充少数民族曲艺的内容矩阵，让传播受众深切感知经过历史沉淀的少数民族曲艺的魅力。少数民族曲艺与少数民族文化关系密切，其经典曲目承载着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艺术上有恒久的感人魅力，是新时代曲艺跨媒介传播的重要内容。融媒时代的受众以八〇后、九〇后、〇〇后为主，这些群体虽然极度张扬个性，在审美上求新求变，但对经典的传统文化也保持着强大的热情。《经典咏流传》《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综艺节目、影视节目的热播，就是典型的例证。抖音上一些传统曲艺的自媒体号经常发布传统曲艺节目的片段，从视频下的留言评论不难发现，大量的年轻人群体被曲艺这一看似“老旧”的艺术形式吸引，深受触动。目前，少数民族曲艺面临的一大传播难题就是传播内容的匮乏。相较于相声、数来宝、大鼓等汉民族曲艺，少数民族曲艺的传统曲目保存与传承状况不容乐观，大量经典曲目已经或濒临失传。少数民族曲艺传统曲目蕴含着丰厚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先民对世界、人生的审美认知汇总，在艺术形式上也较为成熟，更能引起社会受众的好奇心与关注度。只有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与整理少数民族曲艺传统曲目，才能为少数民族曲艺在新时代的跨媒介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要枝繁叶茂，除了搜集与整理传统曲目，还应该充分利用少数民族曲艺的艺术形式，面向新时代的社会生活，创编出与当代生活密切相关的新作品，拉近与传播受众的接受和审美距离。上文曾提到，融媒时代的信息接受具有话题性的特点，制造话题是推动传播速度和效率的重要手段。而在话题制造方面，内容与形式的反差性恰恰是最便捷有效的途径。少数民族曲艺一般都是用较为古老的民族乐器进行伴奏、以陌生化的民族语言和唱腔进行表演，这样的艺术形式配上当代生活的内容，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很容易成为跨媒介传播的“爆点”。更何况，“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艺”“文章合为时而著”，文艺的发展只有与社会历史的当代进展密切相关，才能附着在经济社会变革的体系之上，不至于被时代抛弃。

回顾我国少数民族曲艺的发展，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繁盛蓬勃的重要原因，就是创作了一大批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新曲艺。如壮族的末伦新编创了《怀念周总理》《挥泪举旗又长征》等作品，瑶族的盘王大歌新编创了《计划生育好》，苗族的果哈新编创了《赤脚医生斗鬼师》等。这些新作品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与党和国家、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成为了“表达共同体”的重要载体，以曲艺的形式唱出了人民的心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艺术形式。“无论哪一种民族民间艺术，如果只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墨守成规，没有变化，不能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发展，那么，它就会在传承中失去生机与活力，甚至遭到淘汰。”④时移世易，今天的少数民族曲艺也必须打破题材狭窄的桎梏，贴近生活，拥抱生活，在与伟大的现实生活的亲密互动中催生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作品。

最后，在传播手段上，要高度重视跨媒介传播的“跨”媒介性，积极向当下占据强势话语权的各大众媒体平台渗透，尽可能提高少数民族曲艺的的曝光率和“可见度”。

消费社会是“注意力”经济的社会，一件商品是否进入消费者的视野并被消费者注意到，关系商品销售的成败。在信息拥堵的数字媒介时代，同样存在这样的注意力定律。当少数民族曲艺未能以相当的频次出现在各大传播媒介和平台之上时，就无法被目标受众和潜在受众注意到，自然也无从谈起传播效果。在曲艺的跨媒介传播方面，相声是较为成功的典范。综艺节目《相声有新人》在电视和网络上的热播，直接带动了小剧场相声市场的走红。⑤而网络、短视频APP在推动某些相声偶像的发展方面，也扮演着居功至伟的角色。但是，直到如今，少数民族曲艺尚没有一个主题性的节目品牌，在电视、电影、网络、“两微一抖”APP等平台和媒介上的出现频次也极为有限，不仅未能介入流行文艺的传播机制，更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媒介生存。

其实，包括少数民族曲艺在内的传统曲艺，本身就具有短小精悍、即兴互动等特征，与数字媒介时代信息传播、接受的特征正相匹配，是跨媒介传播的绝佳内容。少数民族曲艺的经典曲目，都有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片段，长者三五分钟，短者一两分钟，正适合当下短视频APP的时间容量。少数民族曲艺若能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规律，将经典曲目以传统或创新的手段迁移至新媒体平台，就必定能在目标受众群体中产生有“爆点”的传播效果，并借助流行文艺和跨媒介传播的传播特性，不断延展受众群体，从而实现“生活化保护”的目标。

三、融媒时代少数民族曲艺跨媒介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从来不仅仅是一项文化工作，更是与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统战工作紧密相关的。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除了经济上的表征外，政治上的一大表征就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文化上的一大表征就是文化自信的不断凸显。少数民族曲艺的跨媒介传播，正可以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和文化自信彰显的層面助力新时代的发展。

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层面上说，少数民族曲艺的跨媒介传播从内部激活了少数民族曲艺的场域体系，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从文艺层面推动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少数民族曲艺纳入跨媒介传播的数字传播体系，从根本上提振少数民族曲艺的场域自立能力，对彰显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处理民族文化艺术问题的决心和魄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都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对包括少数民族曲艺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只有上升到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层面进行审视，才能真正意识到其价值和重要性，也才能制定更具切实性和针对性的方针政策。

从文化自信彰显的层面上说，少数民族曲艺的跨媒介传播践行着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使命，弘扬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传播了中华文艺的动人魅力。系统而全面地加强对少数民族曲艺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并将经典曲目纳入跨媒介的数字化传播体系之中，让更多的中华儿女领略少数民族曲艺的风采与神韵，无疑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力弘扬;而在跨媒介传播的数字化时代，借助少数民族曲艺的传统艺术形式，讴歌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新成绩和在这一过程中涌现的新人新事，对在后现代语境中面向全球讲述当代中国、建构美丽中国的国际形象，同样有着不容小觑的重要意义。

新时代是文化自信的时代，是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时代，也是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时代。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曲艺不仅有着宝贵的文化、艺术价值，更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确立和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参与力量。少数民族曲艺要参与这一伟大进程，就必须紧跟新时代媒体融合的趋势，通过深挖经典与编创新作，借助跨媒介传播的强大辐射力，重振自身艺术场域，在新时代的文艺繁荣中实现活态的保护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