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琳

各民族曲艺作为一种口头传统，既古老又常新。它是民间喜闻乐见的民风习俗，也成为各民族观念传承和知识传递的呈现，关系到各民族群众认识世界和阐释世界的方式，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听书唱曲作为各民族口头传统，其功能、价值和意义，在中国曲艺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探讨少数民族曲艺（说唱）①，具有认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2019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内蒙古自治区考察，在赤峰博物馆了解红山文化等史前文化发掘保护情况和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等历史沿革。同时观看了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说唱展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习总书记为我们指明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发展方向。

我国少数民族曲艺（说唱）作为口头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形式各异，自诞生起一直伴随着本民族的生存、繁衍、迁徙和发展，传承着本民族的历史、宗教、生产、生活等知识，并陶冶着本民族的情操，记录和阐释着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承。

一、口头传统是各民族表达历史文化的根脉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56个民族的大家庭中，大多数民族没有通用文字，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主要靠本民族口头传统，进行口耳相传，说唱便成为少数民族重要的口头传统。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曲种400余种，其中少数民族说唱约占我国曲种的60%，有200余种，充分反映出少数民族说唱资源丰富多彩，反映出我国各民族口头文学遗产的存量、影响和普及程度都远远高于书面文学。从“中国民间文学艺术集成志书”到正在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工程”，便可知留存在民间口头传承中的篇章数量十分惊人，各民族的口头传统中蕴藏了海量有关各民族文明进步的各种信息。

我们说在人类文明的长期进化过程中，口头传统是人类最重要的、在不少情况下是唯一的信息传递方式。在没有通用文字的少数民族中，在书写普及但在不需要文字交流的情境中，口头传统被广泛地使用，即使在文字发明后的今天仍然广泛地存在于民间。据研究，人类说话的历史大约有10万年到20万年之久，文字的历史相比较说话传统而言，较为短暂。例如：中国的甲骨文距今虽有几千年历史，从比较意义上讲，10万年到20万年的说话历史才是人类表达文化的根。口头传统从古至今从未被替代，将来还会长期使用下去。少数民族说唱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累留存的口头传统。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是各民族社会生存和进化的工具与武器。因此，识别、认定、重视、研究少数民族说唱，是中国曲艺文化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对外强调民族文化身份的区别，对内强调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应成为少数民族说唱的文化身份和个性定位。

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各民族说唱演述所操的语言在语言学上均各自隶属于不同的语言谱系，其分类法可依次划分出由共同历史來源的语言组成的不同语系、语族和语支。语言是人类进行社会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标志不同民族的重要特征。我国各民族说唱所操语言，分别归属于五大语系、十个语族、十六个语支。另外还有一部分未定语族与语支的少数民族语言。五大语系即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亦称“澳亚语系”）、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和印欧语系。对各民族说唱研究来说，需要我们从他们赖以生存的语言及各民族民间说唱传统上入手。

用少数民族说唱所属语言文化来为少数民族说唱定性与分类，从中亦可感受到民族称谓与语言学对各民族说唱属性的影响与规范。少数民族说唱作为中国曲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说唱语言艺术是语言文化的重要分支，它不断地随着所依附的民族文化变迁和发展，更多地集中于大量遗存的少数民族说唱演述之中。

二、中国曲艺文化研究离不开对少数民族说唱传统的考察

中国曲艺文化的研究，离不开对少数民族说唱传统的考察。中国少数民族说唱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与文化演进，具有特殊的功能作用。

第一，少数民族说唱，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例如：承载着少数民族创造智慧和文化积淀的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就是以这些民族相应的口头传统的说唱及其曲本形式，通过民间说唱艺人们千百年来的丰富创造和说唱传诵，得以传承和保留至今。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这些民族的历史记忆依靠口头传统传承历史文化，也主要依靠本民族说唱艺人的演述方式来呈现。而这些史诗说唱形式本身，由于比较鲜明地保留了本民族审美形式发展演进的历史年轮，被誉为我们今天研究说唱发生发展以及诸多少数民族文化事象的“活化石”。

第二，少数民族说唱，不仅是滋育各少数民族民众的重要精神食粮，在传统的农业和渔牧业社会，客观上又是各少数民族进行文化知识传播和道德信仰教育的重要实施手段。在没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的普通民众那里，听书唱曲形式历来是广大的少数民族同胞获取知识、提高自身的重要实现途径。少数民族说唱的这种功能价值，使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被一再扩大，甚至成为宗教宣传的借重手段。

第三，少数民族说唱，不仅以其自身特殊的审美创造方式，在丰富着少数民族同胞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充盈着中华艺术文化的宝库，而且还同汉族的曲艺形式一样，孕育催生出了众多的其他艺术形式，从而为少数民族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发展提供着可能，具有“本体艺术”“母体艺术”乃至“母题艺术”的多重功能与价值。比如中外闻名的云南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就是这个民族的传统说唱形式撒尼月琴弹唱。20世纪50年代之后被记录整理，陆续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流传的叙事长诗《阿诗玛》，即是彝族传统说唱撒尼月琴弹唱的艺人集体创作并世代传唱的口头文学经典。而《格萨尔王传》《江格尔》和《玛纳斯》这三个少数民族英雄史诗，也同样是分别由藏族说唱“岭仲”、蒙古族说唱“陶力”和柯尔克孜族说唱“柯尔克孜达斯坦”孕育形成的。换言之，是这些民族的说唱形式，孕育了这些民族的叙事长诗和英雄史诗体裁，并使这些叙事长诗和英雄史诗成为各自民族的文学经典。同时，这些民族的此类文学经典，又成为其他艺术形式据以创作的经典“母题”，正是口传方式的民间说唱及其艺人的艰苦创造与长期积累，成就着类似民族英雄史诗式的诸多文化形态，辉耀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星空。

第四，少数民族说唱，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考察、研究和认识、发掘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依据。特别是作为精神创造和审美活动的属性，为我们认识和研究这些民族的精神与心理，考察这些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提供着研究价值和学术可能。而口头“说唱”和“口耳相传”的创演与传承方式，使得少数民族说唱成为这些民族口承历史与文化的承载体。许多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些民族的典籍文献相对薄弱的情况下，以口头“说唱”和“口耳相传”为基本存在方式的少数民族说唱演述传统节目，便历史地成为或者说必然地上升为比较“正面”的学术资料。比如，藏族说唱“岭仲”——《格萨尔王传》，事实上就是藏族历史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不仅对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藏族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传统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而且由于又流传于蒙古族、土族和裕固族等民族中间，形成了如蒙古族的《格斯尔》等不同的流传版本，从而构成了我们研究这些民族交往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在不同民族中间的流传所形成的不同版本情况，对于我们研究蕴涵于其间的不同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包括各自独特的民族审美习惯和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些特殊的少数民族说唱的自身历史，又为我们考察这些民族的文化形态提供着特殊的“文本”。许多少数民族说唱传承本身，就是一种民族记忆的演化象征。20世纪末期以来，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即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的研究，由过去的只重视文本研究，到后来的转向传承与说唱艺人的全面考察，同样也为我们全面认识这些英雄史诗及其创造传承的艺术文化载体，为我们提供着明确文化身份和达成学术共识的可能。其间的意义是十分巨大且深远的。这些蕴涵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少数民族说唱，是我们于艺术文化和审美文化的视野之外，认识、了解和考察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传统的重要文化标本和丰厚学术资源。

各民族说唱作为人类文明历史的重要成果，一定随着其文明历程孕育、诞生、萌芽、生长、发展、成熟，乃至终结、消解、灭失或由以别的形式复兴。说唱有根，又有源，并有流，需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攻坚探寻。特别是文化考古、历史地理、文字文献、田野调查、纵横比较、数据分析、图文影像等，全景观、全方位、立体时空地研究探索，以显现的说唱遗产来做历史逆向研究，方可逐步揭示中国少数民族说唱的学术奥秘。

三、少数民族说唱研究方法探讨

对于少数民族口头传统——说唱的研究方法，综合相关学科的学理经验，可以依照下述八种有效方法：文献考证分析法、历史文化分析法、逆向历史研究法、资料数据库、田野考察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综合研究法，特别是历史文化分析法、田野作业法和综合比较研究法。在研究理论上达到具有思辨性的深度，在研究方法上达到多样化的统一，在研究方向上达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在研究功能上达到重大史学应用，在研究的文风上达到生动、畅晓、严谨、情趣的结合。研究中在总课题下面将科学设计数量可观的子课题，使之层层相辖、丝丝相扣，纵横交错、泾渭分明。

一、文献考证分析法：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治史撰志的国家，“六经皆史”“诸子亦史”，不論数量甚巨的正史、还是诸史中都有大批可供参考的关于说唱的文献资料，对此应该仔细甄别，详加考证与分析。治史首先是正史，即中国史部群书中的二十四史;但是其中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内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以来发生的一种狭义的种族思想。二十四史中，《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等，皆系记录少数民族或以少数民族为中心之史书。正史以外的诸史有编年史、纪事本末，以及通典、通考等。史部之外还有群书——经、子、集，诸如《十三经》《易经》《尚书》《诗经》等中文字可利用。补充和订正正史，还必须求之于史流之杂著，如《山海经》《世本》《国语》《国策》《楚汉春秋》《三国志》之类的古史。以及各民族各种文字记录，如碑铭墓志、宗教经典、家谱账簿等，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至于少数民族古籍如《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蒙鞑备录》《满洲实录》《西域图志》《西夏书事》《红史》《青史》《贤者喜宴》《卫藏通志》《勐泐古事》《白古通纪》《台湾生熟番纪事》等更是我们引证的宝贵参考史料。

二、历史文化分析法：因我国学术界长年受“汉族历史中心论”与“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忽略和缺乏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即便进行中国曲艺史学的研究，也局限于孤立、古板的文字资料沿袭考证上，缺乏全局、系统、动态的历史分析法。而这种方法正为钩沉、澄清过去发生的事情提供了观察的对象和经验。通过历史证明过去和未来的说唱发展能够证明理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历史需要多层次研究，此为新史学方法论的探讨，因历史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构成是多层次的，要一层层地发掘、概括、归纳，故需树立整体观念进行历史全面的考察。要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相互联系的过程中进行分析，要一段段地去挖掘、考察、整理各朝各代各族时空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全面地辩证地考证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牢牢把握“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原则，此为治学的关键。对待中国少数民族说唱应采取“以史带论”“剧从史来”的正确方法客观、正确地去认识。

三、借鉴逆向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是近年新史学方法论问题。此为采用与历史时间顺序相反的方向进行考察，是从该事物以后的历史考察该事物，亦即从事物的未来、事物的流向、事物的结果，对事物进行考察。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证实这种“倒过来”的考察，在历史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科学方法论价值。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说唱缺乏文字记载，可从大量历史背景资料与深藏地下的墓葬砖刻、壁画、实物，以及散落民间与山野的图文、岩画等中寻觅先民的说唱活动的足迹。此方法其根据在于历史本身是在延续中发展的，后代历史保留着前代历史的遗产，发展了前代历史中的胚芽。

四、利用资料数据库：历史是已发生的事，自然有孕育、发生、萌芽、产生、发展、兴旺、终结，再依次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按照自己客观规律螺旋式延伸与上升。在各个历史时期存有大量有价值的曲艺信息资料，我们拟从国内现存的古文典籍、史志类书中尽可能全面、系统、详细地识别、考证、梳理有关中华民族曲艺文化产生、发展、流变的蛛丝马迹。通过陆续挖掘、整理、翻译的不同民族的说唱作品，进行富有哲理与思辨性的学术分析和研究，并将每个历史时期的说唱合成的种类，详细地做成学术坐标图与网络数据，从中方可分析中国少数民族说唱的发生、流变、走向，以及荣枯兴衰的历史进程和预测未来发展的形势。

五、坚持田野考察法：“礼失求其诸野”，中国传统的民间采风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为少数民族说唱研究注入新的活力。通过分析文献资料进行理论研究，让科研工作者抓住重点与关键问题，前去民族民间主要完成包括资料的搜集、整理、加工、归纳、比较等具体环节。在考察研究中，需要全面、系统地搜集、发掘、整理中国各民族历史与现实的传统说唱遗产，并对其发生、演变、异化、整合的艺术客观规律進行科学地考据、分析、解读与研究。全国版图广大、民族众多，需要从民间采制和从文献古籍翻译大量有关说唱的语言文字信息。通过深入实地考察，直接采集不同地域的各民族历史与现实的传统说唱资料的方法，并通过具体案例来补充文献的不足与纠正史学著述的缺漏，才能客观地阐释中国少数民族说唱的交流影响的历史事实。

六、比较研究法：中国少数民族说唱具有深厚的土壤或坚实的基础，其产生需有相应的条件，往往两种以上文化相遇必定会有接触、对抗、接纳、融合的阶段性曲折的路线与过程。在研究过程中，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说唱事项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各类事项之间的纵与横的联系，探讨某一说唱形态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方法。说唱作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在各民族中间一代一代的传承，有其地理、生产、民俗等原因，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同时，各民族文化交流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又是一个整体，通过相互比较，能更好地把握各民族说唱的客观发展规律。

七、跨学科研究法：中华民族曲艺文化历史的编撰是一项规模宏大、结构复杂、联系紧密的巨大系统工程。故此在总体构架设计方面努力体现历时性与共时性、宏观与微观、描述性与阐释性相结合的理念。从建构跨地点、跨区域、跨学科的视野，重整不同枢纽点的特点，将现有的相对还显得零碎但充满生命力的各民族说唱进行比较研究。利用其他学科研究和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说唱，以求最大限度地完善和加强中华特色的曲艺理论。自20世纪以来，中外专家学者以高涨的热情与严肃的治学态度，陆续编撰了成百上千的与中国少数民族说唱密切相关的中国文明、文化、文学、音乐、舞蹈、杂技、服饰、建筑等史学著作，以及大量相关通史、专门史、断代史、史料汇编，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跨学科研究所得宝贵资料，并高水平、高质量地甄别、更正其中的错讹。

八、运用综合研究法：即借鉴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学科手段，又沿用考据学、训诂学、文献学、版本学、图书学、统计学、阐释学，以及制作文艺理论数据库等传统学科研究方法，对中国少数民族说唱的发展史、关系史与存在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使之形成一个有历史地理容纳量的文化时空，从历史纵线与现实横线来最大限量地展示中华民族自古迄今的曲艺文化圈，即中原汉族、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圈，对其遗存的丰厚口头传统财富，梳理其间的文化、文学、艺术交融的深层逻辑关系。并在广大民族、民间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从案头与口碑中补充大量有价值的说唱史料，尽快填补中国曲艺文化体系中的诸多少数民族说唱学术，恢复古今少数民族说唱原貌，促使中华民族曲艺学建设和发展。

少数民族说唱是传承性极强的口头传统，它维系着各民族的思想根基和精神内涵。研究各民族说唱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目前少数民族说唱一方面停留在本民族历史传统中，另一方面却已迈进了现代社会和艺术的大门，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和研究价值。我们研究少数民族说唱应该注重其资源的考察，进而寻找其文化的支撑点及传统特质，并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才能够保存根本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