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永桃

[摘 要] 16世纪至17世纪基督教在欧洲进行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包括马丁·路德的改革、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英国亨利八世的改革等。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社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经济上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精神文化上，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会精神垄断的局面，发展了人文主义，为西欧各国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宗教改革尤其对大学形成冲击，推动其改革，并对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和国家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宗教改革;高等教育;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9） 08-0013-03

宗教改革在直接导致罗马天主教会分裂为旧教与新教以及新教教义产生的同时，还引发了西方社会思想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表现在教育思想领域。本文试图以宗教改革背景、改革内容为基础，重点探讨宗教改革对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的深远影响。

一 宗教改革的历史演进

宗教改革可以追溯到14世纪英国主教兼皇家神学顾问、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威克里夫所代表的市民阶级的宗教改革，以及15世纪的约翰·胡斯所领导的捷克的宗教改革，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领导的两场宗教改革运动。这两场运动作为新兴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市民阶级反封建、反正統天主教神学的一种斗争形式。这一时期的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近现代文明产生了很大影响，被恩格斯称为“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这场来势凶猛，规模巨大的宗教改革运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第一，文艺复兴的推动作用。在思想文化领域，文艺复兴为宗教改革做了充分准备。文艺复兴确定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人的尊严、人的高贵、人的伟大，颂扬人的价值。人文主义者一方面批判禁欲主义，赞美渴望幸福的人生观。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主张人权，反对神权，批判中世纪教会的无知蒙昧和封建等级制度，倡导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欲望与科学求知的理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对天主教神权产生极大影响。改革者马丁·路德那里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的自由观和批判精神，而且在人的解放和自由方面付诸实践。因此说，人文主义为路德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石，没有人文主义，就没有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

第二，民族主义观念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在政治领域，由于民族观念崛起，民族国家要求打破中世纪“一统天下”的局面，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新的生产关系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新兴资产阶级作为一股新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提出了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初步要求：结束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当时德国十分严重的封建割据状况导致王权衰落，无力抵制罗马教会，任由教皇剥削。

第三，天主教会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势力很大。在宗教领域，罗马天主教会一方面提倡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特权榨取钱财。随着教会财富与权势的不断增强，其腐败程度也不断增强，教会想方设法在欧洲各国横征暴敛，在德意志更是兜售赎罪劵，宣称只要购买了赎罪劵，犯罪的人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这一举动遭到维腾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的强烈反对，在大学教堂大门上张贴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名为《关于赎罪券的功效》，痛斥罗马教廷“特使”特策尔之流在德国贩卖赎罪券的卑劣行为，要求就赎罪券的功效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这是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当时欧洲各地的政治人物对教士生活奢侈、罗马教皇的专权以及罗马教会的横征暴敛有所不满，他们对宗教改革推波助澜。这样，一场全国性的宗教改革之火就在大学点燃了。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兴起后，接着在瑞士、英国、法国以及北欧诸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

二 宗教改革的基本内容

在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中，各教派提出了不同于正统天主教教义的宗教信条。概括说来，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各新教教派主要提出了如下主张，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及后来欧洲教育的发展。

（一）“因信称义”说

路德在《新教·罗马书》中领悟了“义人必因信得生”的道理，提出了“因信称义”神学理论。按照因信称义理论，个人灵魂能否得救，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努力，不决定于是否斋戒、朝圣、施舍或购买赎罪劵等善功圣事，不取决于教会，而主要靠个人的虔诚信仰，即通过阅读和理解《圣经》就可直接与上帝沟通。在接近上帝的过程中，信徒凭借真诚的信仰接受上帝恩典，不需要教会和教士等媒介，也不需要履行种种圣礼，即教会规定的一套繁缛的礼拜仪式，朝拜圣地以及向教会输赠等善行，来实现自己的信仰。因此，新教各派主张简化圣事，反对天主教的繁琐的、挥霍浪费的宗教仪式和赎罪等消极活动。路德也极力主张简化宗教仪式，他宣布除礼拜日外所有的节日都应废除，这样既缩短了圣礼所占用的时间，又节省了开支，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教会所规定的种种思想禁锢。加尔文则更加明确提出：“称义”唯在“信仰”，“信仰”是一种确信上帝向人类普施恩典的知识，信仰借助于圣灵启迪信徒的心灵，信仰是个人得救的必要条件，有无信仰是表征个人是否获得上帝拣选而成为上帝“选民”的标志之一。

（二）“预定”说

加尔文信奉“因信称义”的思想，进一步提出“预定论”，上帝在创世之初就把所有的人分为“选民”和“弃民”两类，“选民”永生，“弃民”永罚。“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的，不以任何善行，也不以人将来行善，或知道人会好好利用他的恩典为预定的条件。”加尔文“预定说”的提出有力地批判了罗马教会将“善功”量化鬻卖的丑行。在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上，人应该坚信是上帝的选民，处于被动的地位，一旦被上帝拣选，他的内心必定充满对上帝的信仰，他在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必定积极努力，他的一切活动的成功就是实现了上帝先赋的使命，为了荣耀上帝。此外，加尔文还提出上帝选民的标志：即拥有严谨的生活和虔诚的宗教信仰，崇尚理性和科学。这样人在上帝面前就拥有了主动性，个人的命运可以通过勤劳工作，追求洁白无瑕，在现实职业中取得成功等现实生活信条中实现。这种新的信仰为普及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应关注社会实际需要的思想，提供了保障。

（三）“廉洁、民族教会”说

改革者主张建立一个廉洁的和民族的教会。在教会组织上，新教反对罗马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反对教廷的欺世敛财与僧侣的贪婪腐化，主张建立廉洁教会，采用多种组织制度如主教制、长老制、会众制等实现教会生活的多样化。新教对罗马教会的权威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教会不是上帝的总代理者，更不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教会不可以垄断上帝的教导，也不能够承包信徒的信仰。宗教改革者主张教会要回归到原始的宗教经典中去，信徒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有权和上帝直接对话。德意志也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就是各诸侯国有权决定自己臣民的信仰，世俗权力严重地挑战了教会的权利。”

（四）“信徒皆为祭司”说

从“因信称义”出发，路德进一步主张对上帝的信仰使得人人在上帝面前均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否定了教皇和教会作为上帝代言人的特权地位。在宗教教义上，新教视《圣经》为唯一最高权威，强调教徒应以个人阅读和信仰《圣经》为基础，直接与上帝沟通。在中世纪时，欧洲大部分民众不能自主阅读《圣经》，只能依靠教士们。教士充当了上帝“代言人”的身份，垄断了人们对宗教信仰的权利。路德希望普通民众都能通过主动阅读《圣经》直接实现与神交流，他认为每个教徒都有责任研读和理解经文，用自己的理解获取上帝的福音。他将《圣经》译为德语，人人都有阅读的能力，每位信徒都需要接受神学教育，从而促进教育事业的普及与发展。这一举动解放了被教会禁锢了的思想——发现了人，并鼓励用人自身的方式来赎罪，通过改造自身来推动世界的进步。

（五）新教教育理论

从教育目的讲，路德提出教育应该具有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目的，而首要目的在于使人虔信上帝以达到灵魂救赎。从教育从属角度讲，他强调教育应从教会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国家应该掌握教育事业，实施义务教育是国家的职责。开办学校、提供经费和任命教师应该由国家负责，教会应该从属于政权。从教育内容上讲，学校应以宗教和古典科目为主，其目的是培养教会的神甫、国家官员及学校教师。此外，加尔文在路德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也提出高等教育旨在培养神学家、教士以及教会和国家的领导人，指出教学内容除宗教课程外，还包括广泛的人文学科内容，其中有古典文学、诗歌、古典语言、物理学等。教育改革中关于国家掌握教育权，推行义务教育的思想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得到广泛传播，不仅对德国教育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为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 宗教改革与高等教育

与文艺复兴起源于大学之外不同，宗教改革起源于大学。以路德为代表的新教势力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全新的摸索。宗教改革促进了学术和教育在推行范围方面的不断扩大，推进了教育的世俗化与国家化进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破坏了高等教育的学术自由和自治。此外，宗教改革在促进高等教育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宗教改革推进了大学的发展。在中世纪，大学主要集中在地中海地区。受宗教改革影响，16世纪后，大学由原来主要集中分布在地中海地区扩展到东欧、北欧等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北欧和中欧，由天主教以外的其他教派创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大量出现，而且数量增长较快。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增长主要归功于非传统大学机构的发展，其中特别是路德教派建立的各种非传统大学机构，这直接导致这一时期欧洲高等教育数量的发展。马丁·路德在梅兰斯顿的影响下，认识到大学可以成为宗教改革特殊的工具，极力建议世俗政府建立高等教育机构，马堡大学、哥尼斯堡大学、耶拿大学等大学建立起来。德意志的其他大学如莱比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等都按路德教义进行了改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教派把教育作为传播信仰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人文主义的选择性，从而限制了其自身的丰富和发展，导致教育的片面、狭隘与单向度。

第二，宗教改革对大学入学人数和学生数量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地方当局撤销对大学神职人员的资助，以及神职人员职位名声败坏等原因，总体而言，入学人数基本呈下降的态势。例如，在英国，从1580到1640年牛津和剑桥年均入学人数为450人。1680到1699年，分别为303和238人。18世纪，牛津注册人数低于300人。在德国，16世纪初大学生有4200人。1526到1530年学生总数下降到650人。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1520到1550年学生注册数从1500增长到1750人。宗教改革后，学生数在20年中下降了一半，到16世纪末，学生数持续减少，大概只有世纪初的1/5。然而，由于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教会神职人员和政府官员的使命，宗教改革各派别重新认识到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最终大批学生回归校园。

第三，宗教改革使高等教育机构成为政府的工具。随着宗教改革的兴起，新旧教派和政府对现有大学产生争夺，在争夺的过程中，王权和政府显示出强大的意志和力量。这种控制，在英国和法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英国，1553年，所有申请大学学位的候选人必须签署《英国教会信仰契约》;16世纪7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政府更是颁布了包括控制授课时间、学位、辩论等的强硬大学条例。在法国，1600年法国政府全面控制了大学的学术生活，包括直接监管巴黎大学。此外，不少国家还常常以各種理由，派驻国家官吏对大学进行视察，根据发现的问题，制订相应的大学管理条例或法规。在种种干预下，欧洲有80所大学从国际性变成了国内大学。有学者说：“随着欧洲逐渐被划分成一些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位和宗教单位，大学丧失了它们一贯具有的国际性。它们变成了地区性的中心，为它们坐落在其版图内的国家服务。”

第四，宗教改革破坏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自治。宗教改革期间，新旧宗教势力、王权和国家等不断地争夺大学的管理权，大学遭到政府和王权的肆意践踏，大学的各项权利被不断剥夺，逐步成为国家的工具。在德意志，自1592年起，新教的维腾堡大学的所有教授必须签名支持路德教义。在意大利，所有的教授必须宣誓效忠罗马天主教，教学重心放在圣经教学和天主教神学，人文学科日渐衰落。在西班牙，更是颁布了禁书目录，所有的教科书必须接受检查，教师受到监控，影响了大学的学术自由气氛。在法国，政府于1600年宣布对学术生活的全面永久控制，巴黎大学由国家直接掌管，并对巴黎大学的课程和学术程序详加规范。总体来讲，16世纪后期的大学完全是不同的世界，宗教改革使得大学越来越成为民族国家的机构，为国家所控制，成为迎合民族国家利益，培养国家官僚的国家机构。

第五，宗教改革为大学发展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提供了保障。尽管宗教改革期间政治干预和宗教迫害事件屡见不鲜，但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还是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宗教改革期间，虽然主要强调神学的地位，但是希腊文、修辞学、历史等人文主义学科被保留并得到发展，为自然科学和实验方法开辟了道路。在宗教改革期间，大学中已经产生科学和教授科学。我们熟知的许多伟大科学家如第谷、布鲁诺、伽利略、牛顿等都在大学任教。大学也为科学家提供了生活保障和开展科学研究的有力保障。在改革期间，科学家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在谈到欧洲学术和高等教育受宗教改革的影响时，德国学者鲍尔生说到：“从中世纪末到现代历史时期的开始，这一百五十年间，文化与科学在广度方面的迅速发展，学术与教育在推行的范围方面的不断扩大，都应毫无意义地归功于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引发了大学内部的改革和对大学管辖权的竞争。至此，大学不再仅仅是单纯地传播知识，而逐渐倾向于为国家和教会培养人才。这一转变使大学在国家的支持与庇护下逐渐发展壮大，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的学术自由。总体来讲，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影响下的高等教育为欧洲，甚至是全世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典范。这个时期高等教育的世俗化、政治化趋势对我们研究现代高等教育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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