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灼

摘 要：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即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和规律。如秦以篆为主，汉以隶为要，待魏晋时期书体发展完备之后，唐、宋等各个朝代书法基于自己的时代背景，展现着不同的书法风格，有着自己的书法特色。宋四家的出现不仅在宋代有重要的影响，在整个书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些书法大家的书法作品直到今天都是广大书法爱好者学习的范本。后人有学苏、学米、学黄，但是同样作为宋四家的蔡襄的书法却很少被提及。文章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分析，找出原因，从而引发大家的思考。

关键词：蔡襄;书风;宋四家

蔡襄（1012—1067）字君谟，进士出身，兴化军仙游人。在宋代蔡襄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人们对其评价也很高，宋徽宗曾经评论说：“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也。”[1]鲁公是继大王之后书法的另一座高峰，在宋朝时期也备受推崇，而宋徽宗把蔡襄和鲁公放在同一高度，可见蔡襄的地位之高。欧阳修和苏轼在当时也对蔡襄很是推崇，苏轼曾说：“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2]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书法大家都对蔡襄的书法赞许有加，可见蔡襄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可以说是备受推崇。既然在当时大家对蔡襄评价如此之高，那么为什么后人提及宋代书法多以“苏、黄、米”为主，对蔡襄的书法很少提及，并且对蔡襄的书法理论研究也不及其他三家呢？对此情况笔者分几点进行论述，具体分析如下：

一、缺少个性的书风

宋代对颜真卿的书法多有推崇，因其有廊庙之气。蔡襄书法多学颜书，整体精神面貌多靠近颜体。而唐代书家李邕对书法的评价曾提到“似我者俗，学我者死”，齐白石老先生有“学我者生，死我者死”都是主张在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独特的书法语言是一位书法家的自身标志，也是在众多书者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而蔡襄作为在当时备受推崇的书家，在今天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书风不够明显。清代梁巘《评书帖》中总结前代的书法特征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每个时代的书法有着自己的最明显特征。任何文化艺术的发展都不能离开社会背景的依托，从大背景来看，就蔡襄所处的时代而言，其书法发展处在低迷的时期，这是宋朝大的社会环境导致的。唐末的战乱使得相对稳固的书法传承模式遭到了破坏，传统的书法发展出现了断层，师徒教授的教学方式渐渐淡化，所以，书法发展到宋朝不可能很快恢复发展到唐的盛况。且宋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对书法的重视程度也发生了变化。唐代的皇帝多重视书法，身体力行地倡导书法，唐朝的选官考核时以“身言书判”为标准，其中“书”就是指楷法遒美，而宋代实行誊录制，对参试人员的书法重视程度大不如前。欧阳修曾感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3]宋代初期出现了“趋时贵书”的现象，造成了书坛的混乱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蔡襄的书法出现了。而对于蔡襄的研究首先是针对其书学思想。唐代是书法鼎盛时期，距离宋代也最近，因此在书法的学习上宋人免不了要追逐唐人的步伐，蔡襄也不例外。蔡襄“尚古”，直追唐人。他的书法先学周越和宋绶，后学颜真卿。周越的书法被后人批评“软”“俗”，宋绶的书法学习颜真卿和徐浩，笔者认为这些经历都或多或少地对蔡襄日后的书法学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蔡襄转益多师，追求唐人书风，对颜真卿最为推崇。历史上有记载：

钱泳《书学》道：“学鲁公者，惟君谟一人而已，盖君谟人品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鲁公《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直是鲁公家庙碑。”[4]

蔡襄书法学习颜体，且蔡襄为人正直，他的书法作品与颜体贴近。颜书在历史评价中地位很高，而蔡书其风格更贴近颜体，少了些许己意。

蔡襄对楷书的用功颇多，前文提到蔡襄有着“尚古”的书学思想。古人评书先评人，蔡襄对颜鲁公人品肯定使得蔡向颜靠近，取法于颜，对古法的崇尚使得蔡襄的书法继承大于创新。蔡襄所处的历史时期属于书法的复兴修复阶段，在修复的过程中追寻前期的书法风格，继承大于创新也是对书法复兴更有利的。蔡襄书法思想不过分重视革新，恪守晋唐时期法度。

此外，今天人们对宋代书法认知最明显的是“意”，“尚意”是宋代书法发展的主流，并且以“苏、黄、米”三家最为显著，而蔡襄作为宋前期的书法家，书法中的“意”相对于其他三家而言是更加含蓄的，书法更加端正规矩。

蔡襄书法风格在继承唐法的同时又追求魏晋的萧散简远，既严谨又有洒脱，体现中和之美。

蔡襄的作品传世不多，且多为木刻，有些我们看到的作品因为年代跨度时间比较长，加之保存不善，失去了原本的面目，这也使得书法爱好者在字帖的选择上受到了限制。笔者下面选取几件作品进行简单的分析：

《门屏贴》为蔡襄早期的书法作品，据考证是其在出任西京留守推官时所作，字体为楷书，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从这本字帖可以看出蔡襄用笔圆润，结体较为宽博，笔画厚重，有唐人法度，书法风格与颜体更为接近。

《海隅帖》楷书，纸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可以从中看出蔡襄的书法逐渐摆脱周越和宋绶影响，取法多元化，风格也是更靠近颜真卿，笔画厚重，用笔精确得当。清吴其贞曾经道：“《海隅帖》楷书也，精俊妍媚，似虞永兴”。[5]在吴其贞看来其书法作品在整体的气势上有虞永兴的影子。其书法兼容各家化为一体，整体风格不明显。

晚年的蔡襄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发生巨变，这样的经历也对他的书法风格产生了影响，其晚年书风更多追求平淡。

总的说来，蔡襄是一位各体兼善的书家，书法风格也是多元化的，让人难以揣测和对其书风进行一个准确的把握，这也是蔡襄书法没能被今天书法爱好者广泛接受的一个原因。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在书法上蔡襄更多的是“尚法”。

宋代对书法的重视不如唐代，加之禅宗思想影响，注重自我思想情感的宣泄，这种思想转移到了书法上，则更多的是自我性情的流露，如苏轼的《黄州寒食帖》、米芾的“八面出锋”。蔡襄书法的流行在宋代是短暫的，是书法在宋复兴前期的序章。到了南宋时期，苏、黄、米的书法盛行，蔡襄的书法就不被看重了。大浪淘沙，在蔡襄之后也出现了很多的书法家，他们也各具特色，这不免会使远停留在北宋的蔡襄书法受到埋没。

二、其他三家的崛起

除了蔡襄以外，宋代还有其他三家，他们个性明显，有自己的书法语言，并且整体造诣很深，影响深远，即苏、黄、米。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创造的书体被称之为“苏体”，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的探索精神开启了宋代“尚意”书风，使得宋代的书法在唐代这座书法高峰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开启了有别于唐“尚法”的新书风。黄庭坚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他的老师，而是有自己的书法面貌，可以用“石压蛤蟆”和“树梢挂蛇”来形容两者书法面貌的不同，可见黄庭坚在苏轼之后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書法道路。再说米芾，米芾字元章，号火正后人，可谓是宋代书法史上的一位怪才，有“米颠”之称，《海岳名言》中曾提及他“集古字”，米取各家之长，而能化为己用，从而自成一家，可以看出他是一位集古出新的大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黄、米不仅有书法作品流传于世，也提出了一些书法理论，例如：苏轼书法重视精神，讲求书法应该神、气、骨、肉、血俱全，对读书强调“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庭坚强调“韵”;米芾的“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等等。这些都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就理论方面而言，蔡襄相对于其他三家就稍逊色了些。且黄、米对蔡襄的书法都有不好的评论，把蔡的书法比作女子，这显然是指出蔡书法偏柔弱的毛病，他们的这种“名人效应”不免会影响到人们对蔡襄书法的印象。

此外，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就是宋四家中的蔡究竟指的是蔡襄还是蔡京，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一直存在争论，人们都认为蔡襄之所以位列宋四家是因为原本宋四家之一的蔡京人品不好，而古代讲求德艺双馨，这也间接地说明了人们把蔡襄称为宋四家之一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表达了大家对于蔡襄的书法价值不如前三家肯定，导致其影响也就比不上其他三家。在宋代整个大环境下，苏、黄、米三家的崛起，加之对于苏、黄、米、蔡四家中对蔡的指代不确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今天我们对蔡襄的认识和评价，也就影响了我们对蔡襄书法的学习和研究。

三、结语

虽然今天的我们可能很少去学习蔡襄的书法作品，对于蔡襄的研究也不算多，但是这也不能否定蔡襄在当时的重要价值。

首先在宋代初期书坛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蔡襄的出现打破了宋代书坛混乱的局面，为宋代书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次作为宋代刚正不阿的谏臣，他敢说敢做，在做人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后，蔡襄可以做到各体兼善，可见其学习的用功和努力。宋代书法如果抛开蔡襄，便不是完整的宋代书法史。今天我们应该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去对待蔡襄的书法，随着书法热潮的不断掀起，笔者相信对于蔡襄的关注也会越来越多，属于他的书法价值也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和认可。曹宝麟先生评价道：“在他之前，北宋没有哪个人能对传统书体作过如此全面和深入的继承，完全可以这样说，蔡襄的努力，结束了赵宋百年以来书法浑沌无序的混乱局面，因而他无疑是个‘继绝世式的人物。但蔡襄有来自时代和本身两方面的局限，这就决定了他继往有余而开来不足。”[6]这是对蔡襄的一个很理性的评价。

参考文献：

[1]郑杓.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409-410.

[2]苏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06.

[3]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47.

[4]钱泳.宋四家书[M]//崔尔平.明清书论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029.

[5]吴其贞.书画记：卷三[M]//水赉佑.蔡襄书法史料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42.

[6]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78.

作者单位：

沈阳师范大学书法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