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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与潘玉良女性绘画形象比较

2019-09-17田甜

美与时代·美术学刊 2019年6期
关键词:常玉潘玉良女性形象

田甜

摘 要:常玉与潘玉良身处同一时代,并且都是20世纪初的旅法画家,两人最终都在异国他乡法国巴黎孤独去世。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性别差异,使这两者在女性绘画形象上存在着一些相通之處和差异。潘玉良和常玉都通过女性形象将内化的孤独外化,呈现出具有风格特色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常玉;潘玉良;女性形象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期,也是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中国与西方、新社会与旧思想、各种复杂因素交替,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洪流中徘徊、革命性创新中延续。20世纪是民族艺术觉醒于世界的特殊历史文化时期,在民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新旧交融及历史文化的激烈碰撞,封建压迫很久的思想开始觉醒。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尤其是20世纪初的巴黎,是当时的世界艺术中心。一大批中国留学生选择国外留学,常玉和潘玉良都选择留学在艺术思想活跃的法国,在法国长时间的生活受到现代艺术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思想精神的影响,潘玉良和常玉的绘画游离于现代艺术的边缘。常玉和潘玉良绘画作品不约而同地选择女性形象作为表现题材,以女性形象隐喻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时期的变迁,女性形象也和时代环境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常玉和潘玉良自身成长经历和社会大变革,奠定了其画中女性形象孤独与忧愁的基调。他们都保持着自己对绘画追求,探寻自由的艺术表现方式,将自己内心的写照淋漓尽致地寄托到画面。忧郁女性形象是常玉和潘玉良孤独灵魂的寄托之处,是20世纪艺术思想活跃的巴黎和中国画坛的立脚点。

一、常玉与潘玉良绘画风格的成因

常玉少年时家境殷实,父亲是画师,其常在家中与父亲切磋画画,母亲是商家之女并且知书达理,对常玉也是言传身教。常玉排行第六,大哥经商同时也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二哥早年留学日本。大哥二哥的见识都对常玉日后的早期艺术探索之路创造了必然条件,衣食无忧的生活为常玉提供了安心自由的追求艺术的机会和保障。1937年常玉大哥经营的工厂受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家道中落,生活非常拮据。远在法国巴黎的常玉无人赞助并且常玉个性孤傲不屑与画廊合作,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宁愿不吃饭也要存钱请模特画画,为了省钱只能在廉价的木板上用油漆代替颜料作画。生活从富有到贫瘠给常玉带来了打击,加上对故土的思念和孤独,常玉后来只能在画面上追求艺术的自由,最终忧郁而终。

潘玉良相对来说没有常玉出身那么幸运,潘玉良自幼父亲、姐姐、母亲相继去世。母亲将小玉良托付给潘玉良的舅舅,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是很轻松,最终潘玉良舅舅将她卖入青楼,后来在遇到改变她命运的男人潘赞化之后走向艺术的道路。潘玉良从孤儿、青楼雏妓、潘赞化小妾、艺术追求者最终成为艺术画坛有影响力的艺术家。民国初期处于社会转型期,封建传统尤其是女性各方面的禁锢还没有完全解除。女性不平等的地位、别人异样的眼光、背后的指手画脚、闲言碎语的重伤一步步将内心不断重建起来的潘玉良最终逼上前往异国的道路,这种痛苦伴随其一生,临终前还心心念念中国的家乡。在她的艺术道路上,社会与时代对她的绘画产生了影响,使她的绘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传达出一种忧郁美。

二、常玉和潘玉良女性绘画形象中澄净缄默的孤独美

常玉和潘玉良在艺术的道路上追求自由,做到了真正的中西结合,都选择了女性形象的表现题材。在20世纪初绘画探索阶段以林风眠传统和徐悲鸿的全盘西化为代表,常玉和潘玉良在绘画的表现上坚持中西结合,客居异国生活艰辛的状态下依然坚持绘画,表现的女性形象都不知不觉地呈现出一种孤独美。

吴冠中曾说:“翻阅常玉的作品,使人立即想到八大山人,孤独的形象,那些出人意料的线的伸缩,淡淡的乡愁浓缩成巴黎游子的图画,人们因此感受到他作品的魅力。”常玉身在异国他乡,选取女性形象作为描绘的对象,是自身孤独的、哀怜又追求自由的符号化的象征。忧而静默,郁而大自在。这是常玉作品中忧郁美的深刻内涵。常玉虽然留法以后只回国两次,骨子里的原乡情结是非常浓郁的。常玉在粉色造梦时期女性形象刻画得非常简洁,降低饱和度的色彩分外澄净,与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量点缀着中国民间图案的中国图示融入到女性人体的背景中。常玉一边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照相机般夸张的透视,一边默默地安排在一种充斥着孤独的画面中。常玉画面中女性形象线条的律动性很强,简约的画面不仅是东方美学的追求,也展现了西方现代美的精神诉求。二战前后,巴黎画坛出现纷乱的景象。常玉始终静静保持着艺术自我的清醒,这份孤独都在画面中毫无保留地倾诉。女性形象中忧郁孤独寂寞感的张力影响着画外之人。粉色时期,常玉画面中的女性形象肉体和背景颜色差异很小,要用细线隔开,画面的女性形象像幽灵一样孤独地飘荡,身下的中国传统符号却静静地诉说着无限的孤独、漂泊、凄凉之感。女性面部形象也带着哀愁,在自由与孤独之间游离。

潘玉良创作的女性形象都像是“自画像”,自身命运经历的写照,看潘玉良的作品能感受到画家从妾到女性艺术家身份,在层层封建旧社会的重压下努力走出困境却依然无能为力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是时代与社会赋予女性的。潘玉良家属收藏的潘玉良在法国写给中国家人的信:“亲爱的牟尼、德秀,您们同大长孙的信都收到,知道在春节过得很快乐!令我亦为您们感到高兴!但精神方面相当时常的通(痛)苦!老是想回祖国。”(1976年3月1日)潘玉良最终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回国,她将这份孤独融入女性形象的“自画像”中。1960年创作了一系列“梳妆”的作品,在文学和古代戏剧中,女子独自一人凝视着镜中梳妆的自己时,画面是定格的,女子有心事不知能与谁人诉说,揽镜自照。潘玉良绘画中的女性形象总是穿着传统服饰,浴袍系列也有中国的传统符号,坐在绣有中国纹样的垫子上,一只手拿着镜子凝视镜中的自己。眼眉低垂沉浸在画家自己营造的孤独氛围中,使观者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哀伤。画面是沉郁的深色背景,变化多端的背景侵蚀着女子,更加衬托孤独的气氛。欣赏画面时,在孤独美的影响下,这样的情感表达多出一份对民国时期女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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