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婷

摘 要：美术作为整体文化中一部分，直接承载着国家利益。在由国家直接发起的系列宣传活动中，美术被视为主要载体，这些美术创作不仅是艺术家陶冶情操、传达本身思想的有效方式，也可以成为执政者宣传自己、达到本身执政意图和理念的有效工具。这些美术创作由于受到执政者的干预，成为了最能体现当时社会走向的主流文化。

关键词：主流文化;美术创作;战争题材;油画创作;“英雄塑造”

一、主流文化

文化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19世纪的人类学家泰勒对于文化作出了如下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或习惯”。① 这一定义意在说明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性，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主流文化则是由执政者领导的、在总文化中占统治地位、能代表时代思想并决定文化走向的一种主要文化。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执政者主导，并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为核心;第二，是总文化中绝对重要的部分，直接承载国家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脉相承;第三，以是否符合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来判断正确与否。文化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美术作便是文化的一种典型的代表。

美术作为整体文化中一部分，承载着国家利益。在由国家直接发起的系列宣传活动中，美术被视为主要载体，这些美术创作不仅是艺术家陶冶情操、传达本身思想的有效方式，也可以成为执政者宣传自己、达到本身执政意图和理念的有效工具。由于执政者对美术领域的干预，美术成为了最能代表当时社会走向的“主流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期起着巩固政权作用，发挥着政治功效。

二、苏联美术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窘迫境地：一方面在国际中处境尴尬，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企图通过国际力量来扼杀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另一方面国内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尚未完全肃清，尤其美国对朝鲜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迫使刚刚结束了解放战争的中国人民陷入了长达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危机四伏。迫于解决国际、国内种种威胁的中国人民政府，实行了“一边倒”政策，多领域学习苏联。作为巩固国家政权、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社会的主流文化，美术创作领域的战争题材油画也不例外。

这一方面，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美术主流的本质是现实主义，充满生气和现实理想，与中国政府期待通过“再现历史、歌颂英雄”的美术创作来巩固政权的要求相吻合;另一方面，为了美术事业自身的发展，中国政府实行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方针政策，在派遣了大量优秀画家往苏联学习绘画技艺的同时，也引进苏联优秀的绘画专家来华授课并开办了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美术展览。苏联战争题材油画创作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勇敢牺牲精神、宏大叙事的构图、英勇阳刚的英雄塑造美学原则，对中国美术的战争题材油画创作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促使后者塑造出了战争中无数经典的“英雄”形象。

曾在苏联在华举办的马克西莫夫油画班训练过的中国油画家冯法祀于1957年完成的作品《刘胡兰就义》就是借鉴了苏联画家库克雷尼克塞的战争题材油画作品《丹娘》。《丹娘》是库克雷尼克塞历经五年创作完成，于1954年北京举办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展览作品之一，画面上精心布置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一边是满膛愤懑、仇视敌人的苏维埃村民，另一边是恶贯满盈、灭绝人性的希特勒匪军，人物的外形和表情的刻画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冯法祀的《刘胡兰就义》无论在场面安排、取景设置还是人物刻画方面，都借鉴了库克雷尼克塞的《丹娘》，两幅作品都以正反两派人物的对比来塑造就义前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女英雄形象。

三、“纪念碑”式的崇高形象

（一）革命的理想人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部分的美术工作者被国家有计划地组织起来，按照国家分派下来的任务进行“统一”创作。国家博物馆先后组织了几次征收战争题材油画创作的美术展览，“展览”的形式也是由国家组织并统一进行。这些由国家政府直接发起的系列美术创作活动，其作品被用来宣扬共产党功绩、巩固政权、鼓励人民建设祖国。战争中壮烈牺牲的英雄更是被创造成一种“纪念碑”式的崇高形象。这些“纪念碑”式的崇高形象的英雄塑造，主要有两个功用：一是用以昭彰我党在战争中的历史功绩，着重展示革命的理想人格;二是用以巩固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道德样式的榜样，提供“见贤思齐”的标准。由此两点作为主流美术中战争题材油画创作的出发点，借助绘画语言来表现我党及人民群众在战争中保家卫国、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以此鼓舞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热情。“为了在统治时带有一定程度的赞同基础，一个宪政国家的政府必须在被统治者的心目中建立它的合法性。文化在保证统治的合法性上面是一个关键因素。”②由此，这个时期主流文化之一的主流美术中的战争题材油画作品不仅彰显了共产党卓越的功绩，树立起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望，还鼓舞和激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热情。

1957年董希文所作《百万雄师下江南》（图1）的大型战争题材油画，就是为了歌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画家在创作过程中与不少亲身参加过此次战役的同志们做了详细研究，采用宏大的叙事构图，将我军不畏牺牲、英勇作战的英雄形象描绘得极为生动，主要是用以歌颂我党带领百万雄师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胡一川的《开镣》主要描绘最初的共产党被国民党关押、被钉镣四十天的真实历史。画面人物造型朴实概括而鲜明，特别是画面上对光的处理，使主要人物十分鲜明、突出。画面上巨大的铁镣代表着残酷的反动势力，预示着我党在狱中所受到的磨难，使观者油然而生一种沉重、肃然起敬的感觉。这无疑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对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无限崇敬之情、仰望之心，树立起我党在人们心中伫立不倒“纪念碑”般的崇高英雄形象。李宗津的《强夺泸定桥》、任梦璋和杨为铭的《平型关大捷》、赵以雄的《长征路上的宣传员》、吴作人的《过雪山》、任梦璋的《攻克锦州》、张漾兮的《巧渡金沙江》、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鲍加和张法根的《淮海大捷》等诸多战争题材油画作品都使得我党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树起立起伫立不倒的“纪念碑”式崇高英雄形象。

（二）道德的规范形象

1959年詹建俊所作的战争题材油画作品《狼牙山五壮士》（图2）采用“纪念碑”式构图，描绘我军战士将日本侵略者引入狼牙山，最后跳崖也决不投降的英雄事跡，表现了战士们宁死不屈、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这无疑给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中的中国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与不竭动力。罗工柳的《地道战》、闻立鹏的《国际歌》、全山石的《英勇不屈》、王德威的《英雄小姐妹》等都是以人民在战争中保家卫国、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来鼓舞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热情的战争题材油画作品。1957年冯法祀创作的《刘胡兰就义》，虽以精湛的表现技巧受到美术界的一致认可，但由于当时正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时期，画面上寥寥几个敌人就可以使大片群众“妥协”，被认为“暗含着人民群众的懦弱、愚昧，打击人民群众建国热情”，在当时受到美术批评家的批判。可见这些作为主流文化的美术作品在承载国家利益的同时，不但要表达艺术家本身的思想，更要体现国家政治所要求的发展走向，不能脱离、违背国家的意愿。

四、结语

作为被国家直接控制的主流文化对美术创作领域的影响，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战争题材油画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塑造体现出来。其英雄形象作为新中国为巩固政权、歌颂英雄为不朽“纪念碑”的政治工具，是国家主流文化对美术创作的影响的有力证明。由于主流文化由执政者主导，主流文化必定与国家利益紧密关联。与此同时，在文化中存在的领导权不会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消失，而是会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

注释：

①②陶东风.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6，228.

参考文献：

[1]陶东风.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赵笺.主流文化与美术创作的思考[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1（2）.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