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雪梅

摘要：本文旨在揭示《第一哲学沉思录》的推理脉络与加尔文神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并以此为线索分析个人理性如何与信仰取得平衡，探讨其对现阶段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理性、和谐社会、第一哲学沉思录、笛卡尔、加尔文

笛卡尔的论证是以对可疑见解（opinions）的普遍怀疑开始的，这与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16世纪的欧洲既疯狂追求着个人自由、平等和欲望，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却也陷入了普遍怀疑和迷茫的状态，过于寻求自我的主体性，相信自我的价值，反而找不到自己的确定性，普遍怀疑就意味着迷茫，找不到真实。如何确立自我的确实性成为笛卡尔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第一哲学沉思录》的推理脉络

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是其推理过程的核心部分，笛卡尔从怀疑出发，通过“我”运用自己理智直观的能力，从“我思”中找到上帝，而“我思”也是源于上帝。笛卡尔通过抬高“自我”的地位，拉近个人与上帝的距离，以应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一系列个人试图摆脱上帝观念束缚而导致的信仰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意义丧失。

1、从普遍怀疑中寻找真理（truth）

“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幼年时期起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falsehoods）当做真实的（true）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opinions）通通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

这是笛卡尔论证的开始，很久以前他就对他认识的事物产生怀疑，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些错误的见解被当做真实的接受过来，为了给对事物具有普遍怀疑的人们找到确实性，首先就要把自己当成其中的一员。在笛卡尔看来，人们之所以找不到确实性，是因为平常获得的都是可疑的见解（opinions），所以找不到真理（truth）。因此，作为一个获得许多可疑见解的人，首先第一步是要使自己的精神脱离外界的干扰，把旧的意见（opinion）进行一次总的清算，找出里面对的东西，清除错误的东西。这是寻找真理（truth）的第一步。

笛卡尔通过对自己见解的普遍怀疑，认识到外界事物通过感官获得认识是不准确的。有时候感官会欺骗我们，比如看错、听错等。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认为通过感官认识的东西是没有理由怀疑的，比如“我坐在这里，坐在炉火旁边，穿着室内长袍，两只手上拿着这报纸，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怎么能否认这两只手和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呢”

那么，如果我们是没有感官的，那我们就没有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知觉，我们就要抛掉根据这些感官得来的所有东西，现在我看不到颜色，听不到声音，感觉不到冷暖，只要是通过感官得来的一切我都没有。那我还剩下什么？我发现，至少我是存在的，因为我在寻找某种真实性，如果我不存在，我不可能去寻找真理（truth），我也不可能抛掉所有从感官得来的所有东西。于是我知道，那就是我，即使把一切都看成是假的，至少“我”是存在的。

2、我思故我在，凸显自我的价值

因为通过我们的感官获得的认识都是不可信的，所以从我之外找到的答案也是靠不住的，因此我要从我的心里中去寻找答案。于是我发现，至少思维是属于我的一个属性的，因为正是由于我在想，所以我知道我是存在的，也正是思维，我才能去假装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才能发现我的存在。

笛卡尔通过对“我思”的解释，认为除了可以相信“我”是真实存在以外，还没有发现在我之外别的可以相信为真的东西。而“我”考察“我”心里存在的对于世界认识的观念时，还体会（understanding）到一个上帝的观念，是一个无限的、完满的观念。但我却是不完满的，有时候我甚至在最简单的事情上弄错，而我心里这个上帝的观念是完满而没有缺陷的。对于一个完满观念的存在也可以从我知道我有本性（nature）的缺陷这点证明出来，如果没有一个完满的概念和“我”对比我怎么会知道自己的不完满？也就是说，关于上帝的这个观念是完满而不会弄错任何东西，是全能的。

笛卡尔的上帝是完满的，至高无上的。这里不仅仅指他的品德是完满的，是人永远不能完全达到的至善境界，更是指他作为人们获得知识（knowledge）的中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笛卡尔的推理看似抬高了上帝的地位，但我们从推论过程看，笛卡尔实际上抬高的是“自我”。笛卡尔通过对“我思”的解释，证明了上帝完满的存在，但上帝完满存在的前提是通过“我思”获得的，这实际上是拉近了个人与上帝的距离。人们只有通过上帝才能得到知识（knowledge），发现真理（truth）。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那么一切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人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没有确实性的，一切都可能是自我欺骗，没有意义。但我们认识的过程是通过自己获得的，既不是来自权威书籍，也不是来自权威解释，至此笛卡尔找到其解决理性和信仰难题的一条路径。

二、加尔文教——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平衡点

基督教最早是一种关于个人灵魂拯救的独特学说，它把人的精神生活从整体主义的世俗社会中剥离出来。492—496年，教皇杰拉斯一世提出“双剑论”，即上帝把象征最高世俗权力的剑交给皇帝执掌，其目的是在面对诸多蛮族国家时寻求教俗两方的平衡。而到了16世纪，教会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教会在其权力范围内对信徒实行了最严密和最严厉的控制，教会成了提供步入永生的唯一可靠途径[]，教徒还需要购买赎罪券来赎清自己在世俗所犯下的罪，教会作为个人连接上帝的中介，本身权力却还超过上帝本身对教徒的影响，导致个人和上帝之间关系的失衡。

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为了恢复基督徒的自由，寻求个人和上帝之间的再平衡。路德的“因信称义”学说从根本上瓦解了教会主张其精神权力的神学理论基础，“平信徒皆为祭司”的原则又进而颠覆了教会内部的教阶等级体制。路德主张，在精神事务上，信徒只对上帝负责。而加尔文早期的神学基本上是对路德的重复，后来将路德的“因信称义”推到极致，提出预定论——神的旨意是绝对的，也是无条件的。而上帝的选民从选民一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如果你不是选民，那你做任何事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但上帝的选民必定是在世俗获得成功的，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不能只顾享乐，要过一种符合上帝意志的理性的现世生活方式。

宗教改革运动的重点特色是“人类的无能与上帝的全能”。对于加尔文来说，上帝不能被想成是按照惯例而做了什么事：他在其行动中是主动与掌权的。故此，上帝主动地愿意将那些将会得到拯救的人获得拯救，而那些不会得到拯救的人遭到灭亡。预定论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借此来决定他对每个人的命运。因着他没有把所有人创造成同一情况，却命定了某些人得永生，另一些人要灭亡”。

加尔文的预定论重点在于强调上帝的恩慈和人类罪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新教教义，尤其是加尔文教教义，推动了欧洲的理性化发展，而理性化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韦伯将拜金主义称为“贱民的资本主义”，他认为无序和混乱并非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因为它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尔文教徒不仅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并且还有禁欲的思想。他们通过理性的功利主义去挣钱，却也用上帝的禁欲思想克制自己享乐。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

实际上，加尔文的神学思想高度认可了个人的自由和价值，这似乎与强调上帝的全能和人的无能相互矛盾，却又微妙地形成了平衡。个人虽然不能确信自己似乎是选民，但可以通过身体力行来确证自己的选民身份。加尔文的天职观虽然在理论上突出上帝的自由与全能，但在实践中又凸显了人的自主性。预定论在获得人的确定性上，本身的稳定性是较弱的，虽然人可以通过在现世获得成功来增加自己是选民的信心，但这永远不是确信，“因信称义”不仅是对上帝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相信”。在个人与上帝之间，加尔文神学思想虽然强调的是上帝对人的恩慈，他拯救罪人而不问功德，但导致的结果却是教徒开始更加注重个人的现世生活，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获得成为选民的信心，名义上上帝所“拣选”的人从出生起就决定了，而实际上是通过个人来“获得”。

三、殊途同归的道路的神学思想

信仰之法有两种：演绎和解释。演绎的方法是指先承认神的不可理解性和人的无知状态，单凭信心并且在信心里面从信心出发的诠释方法。而解释学则是以理性为认知方法，并且认为神的旨意一定能够得到求解，这是从“已知”到“知道”的态度。笛卡尔所使用的类似于解释学，而加尔文则是演绎的方法。但不管是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还是加尔文的预定论，都强调了个人的理性，通过个人理性的发挥来获得信仰上的确定性。笛卡尔通过通过个人理性的推理，证明了上帝的存在，给予个人确定性。而加尔文神学思想中的个人要通过理性不断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虽然是不同的路径，却是殊途同归——都是解决当时欧洲信仰危机的有效途径。

但不论是笛卡尔的推理路径还是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变了质。笛卡尔的推理是从普遍怀疑开始的，怀疑一切就可能连上帝的存在也开始怀疑。加尔文神学思想关注个人的自由和价值，个人的功利主义和禁欲主义是相互制衡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享乐主义却成为主流，使社会陷入了物欲横流的拜金主义 状态。那么笛卡尔与加尔文关于理性和信仰的探讨对于今天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何意义？

宗教实质上就孕育在人与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都包含着某种社会性的因素。孝顺儿女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与其祖国之间的关系或满腔热情的大同主义者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等都有着一种我们必须称之为宗教的共同基调。中国虽然没有欧洲的“上帝”，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也能称之为一种宗教。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既是大势所趋，也是理性化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个人自由和价值的结果。在追求个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人们却也需要一个共同的信仰，这不仅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也是个人在生活中获得自我确定性的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获得快速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功利，注重理性的运用和个人的自由和价值，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需要一种共同的信仰。人们越来越强调个人的中心地位，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平等，这原本是大势所趋，但缺少相应的文化体系，人们有时就会过于追求个人的利益而忽视社会的利益。那么中国人的“上帝”是什么？中国的“上帝”不同于欧洲，这个上帝可以是中华传统美德，也可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齐美尔认为，人与人之间在接触过程中形成了某种密切联系的社会有机体，而这种社会有机体一旦脱离了某种基调就会发展成超越的客观存在，宗教也就随之产生了。

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它具有足够的理论性，是脱离人们实际生活的超越客观存在。那我们如何让人们通过自己的理性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我们如何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将这个超越的存在落实到人们的生活中，如何在个人理性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寻求理性和信仰的平衡？笛卡尔是通过普遍怀疑，从怀疑中反证“上帝”的超越存在，而加尔文的教义则是倡导上帝的全能和人的无能，通过预定论规范人们的行為。这条推理路从相反的出发点出发，却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过程中，我们既要从每一个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让它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社会遵循，超越的客观存在和个体的理性推理能够相互印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再只是书上的文字，广告牌上的标语，真正指导人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1】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北京.商务印刷书馆，1986年： 16页

【2】何涛. 神学个人主义的此世化[D].中国政法大学，2013.

【3】 阿利斯特.麦格拉思著.《宗教改革运动思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31-132.

【4】田德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J].领导科学论坛，2018（06）：34-44.

【5】周来顺. 齐美尔论现代性危机及其消解[J]. 重庆社会科学， 2005（7）：31-35.

【6】王笑红.一个思想侦探故事 读《笛卡尔的骨头：信仰与理性冲突简史》[J].检察风云，2013（04）：82-83.

【7】于海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研究[D].吉林大学，2014.

【8】石敏敏.章雪富.《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