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 隆滟

摘要：清代学者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是专门针对班固《汉书·西域传》而进行校补研究的一部力作，其精心补注的主要内容，包括补充原文、改正误字、订正字音、纠正误说、增删脱衍、疏通文意等几方面。徐松的相关研究成果，不论对《汉书》研究还是对西域研究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汉书》;西域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4-0056-04

清代嘉道之际的著名学者徐松（1781-1848），于嘉庆十七年（1812）因罪而被遣戍伊犁，是为“星伯学案”。“星伯学案”为徐松人生之大不幸，但却是成就其学术辉煌的天赐良机。在前后长达九个年头的遣戍期间，徐松得以驱驰万里，遍历新疆，撰成了被称为“西域三种”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对此，徐松好友张琦在《汉书西域传补注》序言中评价说：“星伯非亲历新疆南北路，悉其山川、道里、风土，亦不能考证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则星伯之谪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后世读《汉书》者之厚幸也。”

《汉书西域传补注》共二卷，为徐松校补班固《汉书·西域传》的力作，其价值极高，分量千钧。但在当今学术界，相关的研究却颇显寥落，仅有朱玉麒先生进行过初步整理。

在正史中，西域研究之发端，当为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后来，班固《汉书·西域传》继踵，采录旧文，益以城郭诸国，为后世了解和研究西域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资料。然而，也正如张琦所云：“夫读《汉书》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书。”也就是说，向来读《汉书·西域传》者，不一定能够亲至西域;而能够亲至西域的，也不一定具备著书立说的资质。也由此，造成了后人在研读《汉书·西域传》时，经常碰到重重障碍，尤其是其中的地名、人名、地理方位、道里远近等。而徐松作为学养深厚的学者，又具备了“亲历新疆南北路”的客观条件，从而在其扎实的考据学功力基础上，加以实地目验，遂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真可谓“天下后世读《汉书》者之厚幸也”！

一、《汉书西域传补注》的主要版本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的版本极其繁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出其流传之广泛、价值之重要。据笔者初步统计，并参以朱玉麒先生整理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可知大略有以下主要版本：

初稿。今已不见传本。据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云：“嘉庆丁丑岁（1817），谪戍伊犁，与旧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居，见先生所撰《伊犁總统事略》及《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叹其赅洽。”由此可知，《汉书西域传补注》的初稿，应撰成于1817年或之前。而据笔者考证，《新疆赋》初稿撰成于嘉庆二十年（1815），其间就多次引用《汉书西域传补注》。据此则又可知，《汉书西域传补注》一书，亦当撰成于嘉庆二十年，并先于《新疆赋》。

稿本。据朱玉麒先生在其整理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的介绍可知，《汉书西域传补注》的稿本见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二册，三十四页。其中间有徐松亲笔校勘字迹，当系归京后誊清之手定底稿本，有“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常熟翁同龢藏本”、“北京图书馆藏”印。该书署名作“大兴徐松学”，后来之刻本从之，是为付梓之底本。

刻本和印本。最早由张琦于道光九年（1829）序刻，后据以石印、影印、翻刻者甚夥，计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钱熙祚辑《指海》丛书本（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大东书局影印）、光绪五年（1879）王灏辑《畿辅丛书》本、光绪六年（1880）章寿康辑《式训堂丛书初集》本、光绪十九年（1893）宝善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年（1894）广雅书局《广雅书局丛书》本（民国九年番禺徐绍棨汇编重印）、光绪三十年（1904）孙谿朱氏槐庐家塾朱记荣《校经山房丛书》汇编重印本、光绪间上海鸿文书局《西域四种》石印本等。此外，还有以“大兴徐氏三种”名义印行者。而今本，又有《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本、《二十五史三编》本、《二十四史订补》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等。

二、《汉书西域传补注》的主要内容

《汉书西域传补注》分上下二卷，分别针对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九十六下的《西域传》全文及颜师古注，而逐字逐句细致展开校补。徐松的补注，包括了对地名的考证，尤其是侧重于地名来源，并随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以今证古;还有历史人物、事件和时间的考证和补充，极大地丰富了《汉书·西域传》的史料;此外还涉及西域的职官、风俗、山川、地界、城建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正是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才使得《汉书·西域传》更为丰富、精彩。其补注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补充原文。这样的情况随处可见，也是《汉书西域传补注》最细致、最繁复的内容。兹仅举一例，可概知其余。如《汉书·西域传》在介绍西域诸国时，只是笼统而言“本三十六国”;同时，《汉书·匈奴传》在介绍西域都护职能时，亦仅云“都护三十六国”。但是，西域之三十六国究竟具体指的是哪些国家，在徐松之前，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还不乏互相抵牾之处。而徐松在系统考证的基础上指出，“三十六国”分别为：婼羌国、楼兰国、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于阗国、皮山国、乌秅国、西夜国、子合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难兜国、大宛国、桃槐国、休循国、捐毒国、莎车国、疏勒国、尉头国、姑墨国、温宿国、龟兹国、尉犁国、危须国、焉耆国、姑师国、墨山国、劫国、狐胡国、渠犁国、乌垒国。

这就将《汉书·西域传》中原本极其简略的叙述，补充得十分完整和清晰。然而，徐松的这一成果，显然至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注意，比如作为“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之一的《西域通史》，就针对《汉书·匈奴传》“都护三十六国”之语武断而言：“这里的‘三十六国’泛指西域诸国，并不是说西域都护治下的西域国家共36个。” 笔者认为，《汉书》之《匈奴传》与《西域传》中，均不约而同地一致提到“三十六国”，绝不会是班固的笼统之言，而是正如徐松所云“此本其初言之”。后来，随着西域都护的设置和西域诸国的分合，遂又成为“五十余国”。可见，在《汉书·西域传》中，很多地方的叙述极为简略，造成了后世读者极大的阅读和研究障碍，而徐松的补注，则为读者补充了大量的相关信息，内容更为详细、充实，对今天研读《汉书·西域传》大有裨益。

二是改正误字。《汉书·西域传》中的误字颇多，而徐松花费大量精力，尽可能地一一予以改正。这方面的例子，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随处可见，兹举一例，以明其概。如《汉书·西域传》在记述文景之世盛况时云：“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这里，“犀布”一词令人费解，而对照“瑇瑁”，应该指的是同类东西。徐松在补注中，据时人王念孙（1744-1832）的观点，认为“布”当为“象”，因为“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且“《汉纪》、《通电》引并作‘犀象’”。这样一来，“犀象”、“瑇瑁”很自然就对应了，文意也随之豁然开朗。另外，这里的“七郡”实际上也很有问题，徐松以其博闻强记和精心细致，援引《武帝纪》、《地理志》等证明，此处“七”当为“九”：

建珠崖七郡，《汉纪》作“开犍为、朱崖七郡”。按，《武帝纪》及《地理志》：“元鼎六年，定越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元帝时，始弃珠厓、儋耳两郡，则“七郡”当作“九郡”，《汉纪》数犍为者，亦非。

可见，徐松的考据，是充分建立在其深厚的学术功力之上的，同时又能借鉴最新的研究成果，而这也正是他能够取得学术辉煌的重要因素。

三是订正字音。在《汉书·西域传》中，生僻字、多音字屡见不鲜，尤其是一些人名、地名、国名等等。因而，对字音的订正，自然也就成为历来注解和研究者的关注点之一，徐松也是如此。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兹不赘述。

四是纠正误说。班固在撰写《汉书·西域传》时，就已经是误说频出;而颜师古之注，也并不详尽，甚至不乏沿误之处。如此，遂导致后世的一再沿误，正如徐世昌在《大清畿辅先哲传》中所云：“尝以班固作《西域传》，颜师古注未能赅备，而后之考西域者，多未亲历其地，耳食相袭，讹误滋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徐松充分利用难得的实地考察机会，溯本探源，对相关误说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证和澄清。比如《大清畿辅先哲传》中所列几例，就很具有代表性：

《传》言西域三十六国，荀悦所纪与《汉书》异，松则据班氏以驳荀之误;《传》言南北火山，颜氏不加诠释，松则据《通鉴》注以正颜注之疏;《传》言河有两源，松则证以今地，知河有三源，出蔥岭者二，出于阗者一;《传》言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松则据《隋书·裴榘传》，知汉时两道皆在山南，山北为匈奴，故无道，至隋有山南两道，又增山北一道，汉之南道，隋之中道，今亦谓之南道，往回疆者由之，汉之北道，今亦谓之北道，往乌鲁木齐、伊犁者由之。

由此可见，徐松的考证，充分体现了“援古证今”的学术路径和“详为考订”的学术精神，匡正《汉书·西域传》乃至颜师古注的谬误之处，极具参考价值。

五是增删脱衍。在《汉书·西域传》乃至颜师古注中，由于当时所记及后世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衍文、脱文等现象，屡见不鲜，而非细心研读又不易发现。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进行了精心校勘，增加其脱文，删略其衍文，从而使其行文更为严密和通顺。比如《汉书·西域传》在记述蒲昌海（今罗布泊）时云“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徐松敏锐地发现这里有重要的脱文现象，认为“三”字前脱“千”字，并且进行了细致考证：

玉门、阳关在今色尔腾海之东，罗布淖尔在今吐鲁番城西南。自色尔腾海西北至罗布淖尔，相去千余里，不得云“三百余里”。按，《水经注》云：“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东去玉门、阳关千三百余里。”是《汉书》传写，夺“千”宇。王怀祖先生曰“《汉纪·孝武纪》作‘去阳关三千余里’”，即“千三百余里”之误。郭璞《西山经注》及《尔雅音义》引《汉书》，皆无“千”字，盖后人据《汉书》删之也。

再如《汉书·西域传》在叙述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前51年）迎归解忧公主时，云“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这里，极易为人所疏忽的是衍文“乌”字。因为故事发生在汉和乌孙之间，若不细心，则往往会容易忽略这一错误。然而徐松的精细是，确实是令人惊叹的：据下文言曰“孙三人”，此处衍“乌”字。原来，《汉书》后文明显记载云公主“后二岁卒，三孙因留守坟墓云”。

徐松在这方面的考证，无疑是真知灼见，且援古证今，前后参照，令人信服。而对这些随处可见的脱衍舛误，在今天中华书局版乃至其他版本的《汉书》中，仍未得到纠正，实为可惜。

六是疏通文意。《汉书·西域传》的行文，言简意赅，自有优点。但是，很多时候也存在过度简略之处，加之有些地方文意不够连贯，跳跃性极大，从而造成了文意的不通。对此，徐松也是力所能及地进行疏通。如《汉书·西域传》在介绍汉武帝征伐西域、建郡屯田时，插入“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一语。但此事，实际上是发生在汉昭帝时，所以徐松补注云：“此据昭帝时言之。”再如，《汉书·西域传》在叙述王莽篡位后云：“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这里在文意上就很容易产生紊乱，“建国二年”是说王莽建立新朝的第二年吗？实则不然。只要细心就会发现，这里的“建国”正如徐松所云，当作“始建国”，乃是王莽的第一个年号，即公元10年。如此，则文意方能通顺，读者也就不致困惑。

当然，关于《汉书西域传补注》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归纳，还只是笔者初步性的概括，而其丰富和详细的具体补注内容，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去挖掘、整理并加以参考、利用。

三、《汉书西域传补注》的特色与价值

包括《汉书西域传补注》在内的“西域三种”乃至清代西域研究的出现和兴起，有着深广的时代背景。自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后，清王朝就对包括西域在内的边疆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进行笼络、收复、统一。而其中的西域，历经康、雍、乾三朝，费时六十余载，终于平定了，从而使得“新疆”地区重归大统一的版图。 随后，对包括西域在内的边疆地区施行开发，也就成为清代边疆政策的特色。 在清政府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之下，西域的社会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自上而下也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边疆意识。同时，由于徐松等文人学者、各级官吏的遣戍經历，更使得西域研究成为一时的风气，成为学术的前沿，由此掀起了西北史地学研究的高潮。早在徐松之前，就有官修的《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大清一统志》、《新疆回部志》等，还有梁汾的《西陲今略》、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等，再如祁韵士的《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等。而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也是应运而生，为众多西域研究学者及成果之一，尤其是贯穿于其中的实地考察的治学路径，更是备受推崇和瞩目。

综观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其特色与价值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是实地考察与考据学的完美结合。徐松遍历天山南北的经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的。由于西域地处边疆，道里辽远，甚至是舟车不通，加之其独特的民族、语言，乃至文献典籍的极度匮乏，要对其进行研究，可谓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徐松好友龙万育在《西域水道记》序言中，就曾提到徐松的感叹：“志西域水道，难于中夏者三。一日穷边绝徼，舟车不通;二日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三日书缺有间，文献无征。”而徐松在其深厚的考据学基础上，加之以难得的亲历机遇，使得种种困难，迎刃而解，并将实地考察与考据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遂使《汉书西域传补注》这一巨著横空出世，无人可及。

二是充分尊重和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徐松的成就，与其深厚的学术素养自然密不可分，也与其遣戍伊犁的经历密切相关。但是，《汉书西域传补注》的成就，还离不开徐松对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借鉴。比如，补注中随处可见“怀祖先生曰”的字眼，就是充分吸收了当时著名学者王念孙（1744-1832）的《广雅疏证》、《河源纪略》等成果。此外，徐松在回京后增订的过程中，还充分吸收了在西安结识的张澍（1776-1847）所撰的《西河旧事》等重要成果。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本身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单从上述概括性的介绍中就可见一斑，只是尚未引起当今学界的重视，实为憾事。而与此同时，《汉书西域传补注》中随处征引的大量相关文献，就足以使其具有西域研究的重要文献参考价值。其征引的文献，包括正史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魏书》、《隋书》、《唐书》、《资治通鉴》，史学理论著作如《史通》，诸子典籍如《老子》、《庄子》，宗教文献如《牟子书》、东晋法显的《佛国记》、梁荀济的《论佛教表》、唐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等，字典词典如《尔雅》、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晋代吕忱的《字林》、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等，其他还有《禹贡》、《周礼》、《礼仪志》、《西京杂记》、《水经注》、《大唐西域记》、《开元占经》、《元和姓纂》、《初学记》、《文献通考》、《三辅黄图》、《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等，甚至包括《诗经》、东汉张衡的《东京赋》、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萧统的《文选》、唐代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等，还有元代欧阳圭齐的《高昌偰氏家传》，可以说无所不征。可见，徐松是何等博闻强记，在进行补注时，能够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各种参考文献，从而使得零散各处的相关文献，象一条规整的河流，汇聚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也就使其具有了重要的文献价值。

清代包括《汉书·西域传》在内的西域研究，可以说名家辈出、成果丰硕，而徐松及其《汉书西域传补注》即为其中佼佼者。

对于徐松及其《汉书西域传补注》，日本学者榎一雄曾给予精彩评价：“徐松对古文献研究极尽精审详密、博索广搜的态度，正是受到了乾嘉汉学影响的表现。最能显示徐松这种研究态度的要算是《汉书西域传补注》。这本书不仅极好地展现出徐松作为考证学者的面貌，而且也是清朝可向世界炫耀的研究成果之一。王先谦《汉书注》这样一本便利的《汉书》注释集成本的刊行，可能会使有些人冒失地认为，需要参考的《汉书》研究成果均汇集于此书中，没有必要再直接参考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在阅读《汉书西域传》时，参考徐松的补注是绝对必要的。”

注 释：

[1] “补注”的取意，是补充《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

[2] 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年。

[3]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4]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5] 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6] 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天津徐氏刻本，1917年。

[7] 谷苞：《西北通史第四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8]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9] [日]榎一雄：《关于徐松的西域调查》，《西域文史》，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