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以深

摘要：抗战时期贵州土家族地区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转型，突出体现在现代性元素的出现，即公路、航空等现代交通设施修筑，矿冶业、纺织业、卷烟业等工业经济发展，现代金融业、贸易业的兴起发展，电信、电话等现代通信手段的引进使用等。大规模抗战内迁以及为服务抗战需求而加强大后方建设，是推动贵州土家族地区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民族危机增强了民众的国家认同，出壮丁参军参战，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出人出力参加建设，广大民众以多种方式为抗战作贡献，形成为区域社会变迁的典型特征。

关键词：抗战时期;土家族;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4-0015-04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伟大反侵略战争中，为服务持久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将西南大后方建设列为国家战略并且加大了西南大后方建设的力度，加之大规模的抗战内迁，为西南大后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支持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重庆和贵州毗邻地带，是我国中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的重要连接地带。1938年国民政府正式迁都重庆以后，土家族聚居地战略地位极大提升，成为陪都重庆的天然屏障。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曾全图从多条道路进攻重庆，一是利用长江航运的便利进攻重庆，二是从湘西进攻重庆，三是从广西经贵州进攻重庆。无论从什么方向进攻重庆，土家族地区都是必经之地。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日军进攻重庆的企图未能够实现，铁蹄分别止步于长江三峡、湖南西部和贵州黔南。贵州地处西南腹地，境内民族众多，其中土家族聚居地乌江中下游地区因连接长江、毗邻重庆，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变迁加速推进。

一、现代性元素出现：社会变迁的突出体现

抗日战争既是贵州土家族地区社会变迁的背景，也是推动该地区社会变迁的重要元素。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长期以来，贵州土家族地区凭借乌江航运的便利，很早就与长江流域和巴蜀地区发生了密切的经贸往来和人员联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深受巴蜀地区和荆楚地区的综合影响。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随着长江上游航运的日益繁盛，乌江航运的重要性也就更加凸现，经过乌江进入长江连接重庆的航道，不仅形成了长江上游的水上交通运输网，而且通过水路联运，其影响还辐射到湖南西部和贵州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推动了区域社会的变迁。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现象本相的改变，即“社会现象在不同时间上所发生失其本相的变动”。自有人类以来，社会无时无刻都在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在传统农耕时代，受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制约，贵州土家族地区社会变迁的进程相对缓慢。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政府大规模建设西南的过程中，在服务抗战的需求下，强大的外力植入使贵州土家族聚居地经济社会得到了新发展，有别于传统驿道和水运的新式交通运输的使用，特别是现代公路的修筑和航空飞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了贵州土家族地区的交通运输网络，传统社会中许多现代性元素的出现，致使转型与发展成为区域社会变迁的主题。

现代交通设施的修筑是抗戰时期贵州土家族地区社会变迁的基础。凭借古代乌江航运的便利，贵州土家族聚居的乌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曾经长期处于贵州全省的前列。近代公路的修建和民用航空的兴起，乌江中下游地区逐步衰弱下来，传统的交通运输成为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大规模实施西南建设的过程中，作为大后方的贵州土家族地区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现代交通设施开始修筑，境内破天荒修筑了第一条公路和第一个飞机场。遵思公路于1942年动工，抗战时期基本修建完成并成功通车。遵思公路连接遵义和思南，在思南与乌江航运相连接，由思南经德江、凤冈、湄潭，到遵义，并经遵义与重庆、贵阳相连接。航空方面主要是调集思南、印江及邻县民工5.9万余人，集中至思南塘头修建战时飞机场，1940年8月竣工，机场长1200米，宽500米，占地72万平方米，总用工142.8万多个。乌江航道的整治对抗战时期贵州土家族地区交通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水利机构“导淮委员会”调入重庆以后，在涪陵设立“乌江水道工程局”，采取“轰滩为主，开辟纤道为辅”的治理方针。经过多年的整治，“测竣涪陵至思南两河口乌江水道全图，完成纤道94处，共长28263米，轰炸滩险73处，水上炸礁119254立方米，水下炸礁28755立方米，完成绞关19座”。整治以后，乌江中下游的航运条件极大改善，从涪陵经武隆、彭水、沿河、酉阳、德江到思南两河口的运输能力极大提升。乌江航运的整治、遵思公路的修建、塘头飞机场的修建以及航空线路的开辟等，体现出贵州土家族地区初步形成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

抗战时期贵州土家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工业经济的发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军发动了侵略上海的军事行动，东中部经济发达地区相继沦陷，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和技术人员内迁到贵州土家族聚居地，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发展的理念，或创办工厂，或开设商店，改变了区域经济的传统结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1939年成立的“贵州梵净山金矿”，设工务、冶炼、矿警各60余人，雇佣民工数百人，耗资近10万元，当年产金价值12万元。1943年，沿河县谯家乡曾家坳和王坨乡半边寨等地村民开始开采铁矿冶炼，年产量达45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棉花是战争中的重要物品，随着战时棉花需求的增加，棉花种植得到推广，从而推动了纺织业的发展。印江县朗溪的农民纷纷弃粮种棉，推动了土布生产的快速发展，几乎每户都有一两台织布机和若干架纺车，由于纺织业的普及和发展，出现了以从事纺织业为生的专业户。卷烟业是抗战时期乌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新兴产业，尤其以思南较为发达，大量外省人来此创办工厂，繁盛时卷烟厂达到二十余家。1938年江西人左志强来思南开始设厂卷烟，1942年湖北人晏绍威改卷香烟，1943年沈汉三、杨华瑞来思南办厂卷烟，“各有十多个徒工”，规模相对较大，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矿冶业、纺织业和卷烟业等的出现，为土家族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二、服务于抗战需求：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

抗战时期贵州土家族地区的社会变迁，不是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直接推动的结果，而是在战争这种特殊环境下外力植入强力推进与地方广大民众求发展的内生愿景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在民族危机背景下为服务抗战需求而加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所引发的区域性社会变迁。抗战时期的大规模内迁以及国民政府加强大后方建设所采取的系列举措，客观上推动了包括贵州土家族地区在内的整个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本相的变化，形成为区域社会变迁的强大动力。抗战时期贵州土家族地区的社会变迁，与自然经济条件的社会变迁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新经济因素的出现，从而具有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演变。

抗战内迁使贵州土家族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现代金融机构。1941年，中国银行贵州省支行派遣人员到乌江中下游地区调查工商业发展情况，工作人员经过深入细致调查，详细报告了思南县水陆交通、文化教育、土特产品、工商农业、市场贸易、军政机关、涪盐运销，以及经济、治安等情况，提出建议“建立办事分处机构”。中国银行贵州省支行根据报告，与上海银行所辖的大业盐业公司签订了“由中国银行代收大业公司在思南所收全部食盐销售价款”合同。之后，中国银行贵州省支行决定成立中国银行思南县办事分处，由遵义办事处代管。大业盐业公司承办川盐运销业务，将川盐由涪陵溯江而上，运至思南，再转运到印江、德江、石阡、铜仁等地。1943年7月，中国银行思南县办事分处正式开业，业务除代收大业盐业公司经销食盐款转汇重庆以外，还兼代国库，支付属于财政拨款和经收上解款项，以及一般银行业务。其所收代汇盐款，除解付汇入款之外，多余现金由中国银行贵州省支行派车接运贵阳，以调剂贵阳金融市场。1943年7至12月，办事分处半年吸收存款一千四百四十三万七千元（法币），汇出款四千六百零三万元（其中：盐款四千二百七十六万一千元，其它三百二十六万九千元），汇入款三千二百一十万零三千元（其中：渝汇三千一百八十万零三千元，其它三十万元），半年总收入五百二十二万六千元，又支出三百九十二万元，利润一百三十万零六千元。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内迁银行纷纷返回原地，1946年2月，中国银行思南县办事分处撤销，合并入遵义办事处。

服务抗战需要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电信行业的出现。现代经济因素的出现和发展，必然推动传统商业贸易向现代贸易转型演变，提升地方经济整体实力。思南县城为乌江下游的重要港口，因为据有乌江航运之便利，抗战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与军需有关的物品通过航运和陆运转运到陪都重庆，同时将食盐等必需品运往乌江境内。由于货物运输的频繁，思南县城得到了较大发展，成为贵州土家族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境内与外界的商业往来频繁，出口货物以棉花、黄蜡、白蜡等为主，入口货物多以鄂布和洋纱、洋油为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财政收入也有明显增加，1937年沿河县地方财政收入仅仅为1.14万元（法币），1938年各项地方税捐收入为1.65万元，1945年，各项地方税捐收入达658.6万元，是1938年收入总额的399.15倍。全面抗战以后，为适应抗战的需要，确保各县政府之间的有效联络，贵州土家族地区出现了电信、电话和电台等现代通信设置。1935年6月，架通了思南至印江的电话线路，全程17公里，杆距50公尺架成为单线，实现了思南县政府与印江县政府之间的电话连接。1940年2月架通了思南至石阡电话线路，全程40公里，实现了思南县政府与石阡县政府之间的电话联络。1942年4月架通了思南至德江电话线路，全程35公里，实现了思南县政府与德江县政府之间的电话通话。1943年12月，思南县城乡电话管理所成立，安装西门子总机1台，以及与相关职能部门联系电话多台，除县政府各科室外，县警察局、税务局、银行、医院、盐务局等县间电话通话逐步建成。1939年，贵州省第十二无线电分台在思南建立，系独立机构，划归湖南芷江空军第九总站管辖，主要承担官报办理业务，不对外经营，具体任务是拍发当地天气预报及上下级业务往来。

先进科学技术人员内迁带来了新技术的运用和推广。思南民马配种所的设置也是抗战内迁的产物。民国初年，种马牧场开设在大西北的兰州，后迁往东部的江苏，隶属军政部，命名为“句容种马牧场”。日军扩大侵略占领南京前夕，种马牧场先是转移到湖南洪江，后又搬迁至贵州清镇，改名为“军政部清镇种马牧场”，后经军政部批准，贵州境内先后建立有8个民马配种所。1939年，思南民马配种所建立，是隶属于军政部的事业机关，按军政部规定，军官、佐、属享受三等九级待遇。所主任是少校军佐，技术员是上尉军佐、事务所员是上尉，军属以及其他服役的牧兵，由配种所按服役时间长短及工作表现计发薪饷。佐属人员大都经受技术学校训练，每月除按级领薪俸外，再按级发给百分之二十的技术补贴。该所的业务，主要是給各养马户配种，不收取任何报酬，也不与当地政府、机关、群众发生经济、物资、借贷往来。业务范围不仅包括本县各地，也涉及到思南附件的石阡、沿河、印江、德江等邻县养马户。需要指出的是，在种公马数量不足的情况下，该所曾经采取人工授精的方法进行配种，这在当时是非常新的技术，为人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高度的国家认同：社会变迁的典型特征

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战争，抗战凝聚了人心，推动了各族人民的空前团结。为支援抗战，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各族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征兵征粮，出钱出力，以各种方式为争取抗战胜利作贡献。根据相关统计，1937年至1945年，仅思南县就出征壮丁共计10551人，公债献金法币39325300元，节约建国储蓄2500200元，征集军粮112587石。在各地动员民众声援抗日的影响下，成千上万的青壮年从乌江沿岸出发，奔赴全国抗战的前线，奋勇杀敌，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贡献力量。就思南县而言，1938年出征壮丁共计652人，1939年出征壮丁共计1148人，1940年出征壮丁共计1502人，1941年出征壮丁共计1131人，1942年出征壮丁共计1572人，1943年出征壮丁共计1503人，1944年出征壮丁共计1494人，1945年出征壮丁共计1548人。此外，广大群众还积极主动地捐财捐物，慰抚抗战人员军属。1941年，思南县成立献机募捐队，开展“一元献机”运动，支援抗日战争，公债献金法币280000元。1943年，思南县城举行抗日阵亡将士入“忠烈祠”典礼，成立县“一县一机”募化委员会，公债献金425900元。1944年，成立思南县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应征入伍知识青年57名。1945年，全县献金1800万元，献粮9906石，公债献金法币38819400元，全力支援各地的抗日战争。沿河、德江、印江等县也积极行动起来，从人财物等各方面大力支持前方的抗日战争和大后方建设。从乌江沿岸各地走出大山的各族抗日将士，参加了抗日战争中许多有着重要影响的战役，在上海、南京、台儿庄、武汉、长沙以及太行山、滇缅战场等战役中，顽强杀敌，守卫国土，或为国捐躯名垂青史，或累建战功凯旋归来，为维护国家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建立了不朽功勋。

尚未奔赴抗战前线的各族儿女，活跃在乌江沿岸乃至贵州各地，为宣传抗日救亡而积极呼吁。1937年，思南城区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派遣骨干人员分赴各地组织抗日宣传。1938年成立抗日动员委员会，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活动。1940年6月，中共思南地下县委书记熊大瀛，在城区小学召开会议，传达毛主席关于“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制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文件精神。受抗战宣传的影响，各地广大中小学生纷纷组织宣传队，每逢场期就分赴各地开展抗日宣传，通过讲演唱抗日歌曲来控诉日军侵略造成的种种暴行，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宣传队将“抗战救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标语贴满各地的街头巷尾，革命歌曲“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救亡的吼声，在乌江两岸土家儿女的心中久久回荡，文艺创作《悔不当初》《请缨杀敌》等节目，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根据思南文史资料记载：思南县三汇乡第二保有张姓夫妻两位老人，无儿无女，靠打草鞋勉强维持生活。他俩在街道上听了抗日宣传，回家后通宵不睡，连夜打黑打了两排草鞋，第二天一大早，老两口颤颤巍巍地走进许家坝小学，把草鞋送到老师面前，声泪俱下地說到：“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你们送给前方的军队，穿上好打日本鬼子”。两位老人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普通群众对抗战军队的支持，体现了各族群众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

投身大后方建设是各族群众声援抗日战争的生动实践。贵州土家族聚居的乌江中下游地区，历史上是人口迁徙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然而由于山高谷深，全面抗战以前，该区域没有出现现代公路交通和航空运输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日军不断向长江三峡和湘西地区进攻，为确保陪都重庆安全，国民政府在四川、湖南和贵州交界地方分别修筑多个军用机场。广大群众纷纷投身于系列军用设施的修建工作，思南县塘头飞机场的修建，凝聚了数万群众的勤劳和汗水。根据1935年3月贵州航空筹备处的报告称：“查思南为东北重镇，控制松、铜，策应镇、施，屏障桐遵，声援沿、印，亟应修筑飞机场，以利交通。着由该处选派职处机械教官吴嗣陵前往择地建筑……”。从表面上看，塘头飞机场的修建是“以利交通”，但认真分析“控制……策应……屏障……声援……”等用词的涵义，修筑飞机场出于军事需要的意图非常明显。思南塘头机场当时称为“第六十二飞行场”，属贵阳第五航空总站领导，邮政代号171号信箱，1934年开始勘测修筑，但迟迟没有进入实质性施工，1939年8月，设在湖南芷江的航空第九总战面临战争威胁，思南塘头飞机场的修筑才获得批准动工。1940年8月，机场基本修筑完成，为空军第九十四站接管，建成后划归湖南芷江空军第九总站。贵州思南塘头飞机场与湖南芷江飞机场、四川秀山飞机场，共同组成为等腰三角形，有利于统一指挥和协调作战。数万群众的支持和建设，确保了机场修筑的顺利完工，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声援抗日战争的高涨热情。

注 释：

[1] 孙本文：《社会变迁》，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29年。

[2]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土家族文化大观》，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年。

[3]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编纂委员会编：《沿河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政协思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思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86年。

[5] 政协思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思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7年。

[6] 政协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沿河文史资料（第3辑）》，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