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至今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在此期间，它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反复，既有中西传承的论争，也面临着“合法性”的质疑，这些论争和质疑对新诗“成长”都不乏或浅或深的影响，同时也从某种意义上规训着其现代化的书写进程。当然，伴随新诗自身发展的，还有新诗批评与研究，尤其是在学院派研究成为主导的当下，新诗批评也由过去的印象式评说逐渐转向了更专业化的本体研究，这是新诗研究空间得以拓展的重要体现。本期“百新新诗批评与研究”栏目的几篇文章，或从语言本体角度切入诗歌的内核，探讨新诗经验与表达之间的界限、冲突乃至悖论;或从诗人个案批评入手，分析当下诗歌现代性追求和古典传统之间的“互文”关系;或从诗歌生态出发，剖析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现象、诗人写作的主体性与文学大环境的关联。这些文章皆以问题意识设置研究的角度，针对百年新诗的审美丰富性和被一些文学史简化的复杂性，竭力作出理性的审视和总结。

景立鹏的《语言魔线与存在之夜——汉语新诗经验与表达的悖论》一文，在探讨现代性和语言危机的关系时，引入了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辖域”和“块茎”等概念，运用于重新发明新诗的“本体话语”上，有着一定的再生性。我们在以现代性的标准要求新诗的审美时，由理性主导的意识同时也在控制着另一种文学体系，而诗歌与理性之间的撕扯乃至悖论，被不断地消解，当语言创造受制于过度理性的思维时，诗歌创新同样可能陷入危机。景立鹏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意在反思诗歌在过去“语言学转向”背景下所遭遇到的困境，这需要诗人重新回到语言的开放系统中去，以抵达“创造的极限”。虽然极限也有边界，但在个体创造层面，“现代汉诗的写作依然要回到语言，从语言本体出发不断突破体制化的经验、主义、思想和语言，回归到语言魔线与生存现实的互动敞开中才能渴望新的突破。”

江飞、倪大玉的《陈先发诗歌论》是一篇诗人个案批评文章，虽有综论性质，但作者以“传统”这一关键词来反观现代诗的写作向度，试图解析出陈先发独特的诗思路径和美学意蕴。作为当下“中生代”诗群的代表性诗人，陈先发一直以来致力于重新激活古典文学传统的内生之力，他从化用古典资源到熔铸传统精神，这一循序渐进的过程对应的正是诗人融合现代与传统诗歌美学的方法论，其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集《九章》也是他近年实践这一方法论的结晶。论文围绕陈先发打破现代与传统这一二元对立的格局，立足于传统来“反传统”，从而将古典资源置于现代性创造的语境中进行“再发现”，以“借故翻新”和“共时性”对话的方式，建构独属于他自己的现实审美和日常之思。这一对陈先发诗歌写作与风格的深层次探析，既显出了智性批评的风范，又有着多维度的理论张力。

刘波的《新世纪诗歌生态：现实“乱象”与诗人的主体性建构》一文，基于对新世纪诗歌生态的考察，从外部环境与内部创作两方面切入诗歌现场，着重分析了表面繁荣的诗歌界所呈现出的各种“乱象”，给诗人们的思考与写作提供了某种警示之意，具有一定的辩证性。文章以“生态”作为关键词，串联起了新世纪以来诗坛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危机，这些困境并不一定构成诗人们写作上的障碍，相反，如果他们能清醒地意识到写作中的疑难，不仅能尽量避免趋于同质化的重复照搬，还可将危机转化为写作的内在动力，激发出现代汉语的异质性和活力感，从而建构新世纪诗人在写作上的主体精神。作者在文中倡导诗人们要打破封闭的写作模式，拓展视野，充分调动历史想象力与综合感受力，以形塑新的审美范式和诗歌精神。

虽然三篇文章对百年新诗的研究各有侧重，有的以点带面，有的则在整体架构中注重对细节的阐释，但在总体上都力图将所论主旨“再问题化”，批判性中又不乏对话性和建设性。作者皆以“同情之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百年新诗发展歷程中所遭遇的成败得失。不管是对诗坛现象作价值判断，还是对诗歌进行本体定位，研究者都在有意识地摆脱过去的某种理论依附性，而从具体问题和情境出发，让研究更富现场感和当下性，这也是目前新诗批评界中所要探求的活力和原创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