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针对《风险社会》所描述的性别化空间和家庭内外的冲突，在中国本土化背景下，围绕传统家庭在面临社会转型期和现代化趋势中所突显的家庭内外的两性冲突，描述中国家庭结构中的两性差异及其冲突，探索其原因，结合相关概念作出本土化分析。

【关键词】：家庭结构 两性 冲突

一、 中国家庭中的两性差异

在一个传统的中国核心家庭结构中，男性扮演的角色往往是经济支撑和决策制定者，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保证维持整个家庭运作的经济的稳定来源，男性被牢牢框定在经济领域，经济是衡量他们合格与否的不可替代标准。女性则是主要负责运转整个家庭日常事务的具体操作者。她们的主要任务场地是在家庭内部。育儿、清洁、采购这些琐碎的家庭劳动是与她们相挂钩的责任。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况》显示，在家庭中女性的话语权和地位次于男性，在重大事务决定权上，主要是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跟男性相比差距很大。无论是在何种重大事务上，丈夫决定为主的比例远远高于妻子。在家庭收入花费上，家庭经济再分配结构是更有利于男性。尽管现在很大程度上平等的拥有教育条件，女性获得了职业收入，经济参与程度也比较大，但相较男性而言，她们在家庭中地位仍是处于弱势的。

二、 转型期两性矛盾的加剧

（一）经济参与

据2016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测算，2016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1%。其中，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6518万人，比2010年增加1656万人。一方面，男人因为女性对劳动的更多参与，从作为家庭的唯一供养者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经济压力和负担减轻。另一方面，“家庭和睦”反而变得脆弱了。因为在夫妻双方都拥有劳动报酬的双薪的模式中，无论是在经济保障还是日常事务和感情依赖上，女性开始摆脱过往对男性角色指派的认同，开始尝试探索新的生活模式。中国女性经济参与的大幅度增长使得男女两性在劳动市场领域和社会保障领域相对立，加剧了两性的冲突。拥有经济保障的女性开始要求自己的任务和权利的转变，男性随之也要加入变化的新形势中。

（二）个体化浪潮

人们正被从性别的约束中挣脱出来，贝克这样描述“我是我，于是，我是一个女人；我是我，于是，我是一个男人。世界在我和被期待的女人之间、在我和被期待的男人之间分裂了。”人们开始关注于自身内在的自我，诉求挣脱性别角色施加于个体的锁链。个体化使得男性与女性正在从被社会赋予的性别期待和性别角色中解脱出来，中国女性不想再受限于专注家庭的“母亲”的命运，她们开始追寻先是个人，而后才是母亲的权利，男性则开始质疑只能承担事业命运而无法选择转向家庭的单一选择机会。两性有意识地开始拒绝传统的家庭模式。

（三）从角色中解放

贝克认为工业社会依赖于男女间的不平等，由出生规定的“性别命运”，这是工业社会的封建基础，而这些不平等是与现代性的原则相抵触的，现代性强调个人的自由和超越出身的平等。男女两性由出生就被规定了性别任务的命运显然是与现代性原则相违背的。工业社会的扩张是不分男女，超越性别的，并且市场也延伸到了女性的生活环境中，工业社会对女性的需要消解着“性别命运”，现代化进行着家庭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再统一。中国家庭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正处在消解“性别命运”的趋势中，女性在努力摆脱因为婚姻供养而受到的束缚，她们接连涌向劳动市场，追求更多的权利，男性呼喊解压，希望卸下与生俱来的经济重担和责任包袱。两性正在解构过去确立的刻板的男女性别角色，男性和女性要从封建的角色指派中解脱出来。

三、 家庭内外的两性冲突

（一）劳动与婚姻

调查显示在中国城区女性的带薪工作时间几乎与男性相当，每周四十三小时，男性每周四十六小时，但女性的无薪酬工作时长，比如做饭打扫及持家照顾孩子却要远远超过男性，女性平均每周二十一小时，男性平均每周十小时；城镇女劳动者的每周劳动时间比男劳动者长8个小时，需要承担大部分的无酬劳动以照料家庭。虽然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女性在工资、教育和职业等方面都有着长足的进步，与男性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但男性在育儿和家务中普遍缺席，父职仍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方面，女性仍是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照顾、养育子女是她们的“天赋”任务，男性在育儿中理所应当的缺席加重了女性的压力，女性育儿并不被认为是家庭劳动的一部分，自然她们的劳动价值也不被承认。并且随着“家庭主妇”的渐渐消失，夫妻双方都投入到劳动市场中去，两性都难以抽出时间与精力放到育儿上，由此冲突更为加剧。

（二）期待与现实

2016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超过100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首次超过一半，达50.6%，比2010年提高2.8个百分点；普通本专科女生1416万人，占52.5%，提高1.7个百分点。通过现代更为平等的教育机会和不断增加的对自身的地位的意识，年轻女性形成了对职业和家庭中更多平等和合作的期待，这种期待在劳动市场和男性的行为中落了空，两性在劳动市场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对立关系，男性依然享受旧有的性别角色带来的特权。并且因为传统对生育的看重和对“母亲”角色的定位，养育孩子对职场女性的影响尤其明显，其所引发的职场性别歧视问题也层出不穷。

（三）政治与私人

制度性解决方法的缺乏加剧了私人关系中的冲突。国家开放二胎，旨在放寬生育，达到人口结构的改变，但效果不明显，主要归因于生育的时间成本太大，虽然延长了产假，但却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企业需要承担员工放假不工作所带来的损失，当然会更加不愿意雇佣女员工，自然演变为对女性就业的隐性歧视。女性走入职场，面临儿童的照顾问题待解决，请保姆对家庭经济条件要求颇高，代际照顾又存在照顾方法老套等问题，工作与家庭难以平衡。女性在就业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和儿童照顾等问题都是需要制度性措施的出台和落实。

作者简介：司同瑾（1995—），女，汉族，籍贯内蒙古。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文化社会学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