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们往往是凭借已知来认识未知事物的，将未知的新事物与已知的事物加以比较，往往就能很快地把握新事物的特点。传统文化与所引进外来文化，并非是对立的关系，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而原有的文化，恰恰又有助于认识外来文化的性质特点。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文化交流

多年来，一直有这样的看法，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性质不同，两种文化是有差异乃至是有矛盾的，因此，传统文化被看做是了解和引进西方文化的障碍。这种看法其实是似是而非的。文化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唯有制度文化特别是根本性的制度，常常相互排斥的，即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采取某一种根本制度即不能同时采取另一种根本制度，而物质文化的引进多是对原有文化的补充与丰富。精神文化则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补充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与所引进外来文化，并非是对立的关系，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而原有的文化，恰恰又有助于认识外来文化的性质特点，人们往往是凭借已知来认识未知事物的，将未知的新事物与已知的事物加以比较，往往就能很快地把握新事物的特点。这是引进事物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例如，中国本土原没有西红柿和马铃薯，引进之后，把西红柿叫“番茄”，叫“西红柿”，这是把这种新的蔬菜或水果与已有的“茄子”或“柿子”加以比较，而把握了这种新蔬菜或水果的特点。把马铃薯叫“洋芋”，“山药蛋”，也是分别将之与已有的“芋头”或“山药”相比较，而把握了这一新事物的特点。物质文化的引进是这样，精神文化的引进也是这样。一个中事先有中国哲学方面的知识，他们在接触西方哲学之时，就会有意无意第将西方哲学与自己已经了解的中国哲学相比较，因而能够很快地认识西方哲学，把握西方哲学的特点。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就这样讲：“对于欧美的东西，我总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这就是从已知到未知的办法。根据过去的经验，利用过去的经验获得新经验也就是获得新知识的正途。譬如说，如果一个小孩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我们可以解释给他听，飞机像一只飞鸟，也像一只长着翅膀的船，他就会了解飞机是怎么回事。如果一个小孩根本没有见过鸟或船，使他了解飞机可就不容易了。一个中国学生如果要了解西方文明，也只能根据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洋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1蒋梦麟说得很清楚：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是了解掌握和真正西方文化典籍的一个前提条件。蒋梦麟这里所说的是自己的经历，也可以看做是对许多学人学习经验的概括。上个世纪前期，学界出现了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师。陈寅恪、赵元任、钱钟书、朱光潜、季羡林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学者的成长道路，几乎都是幼年即接受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有着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后家中开办思益学堂，先后延聘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等国学名师执教。钱锺书和陈寅恪一样出身学问世家，其父亲钱基博是著名学者，钱钟书是从读《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 等开始系统学习。赵元任儿时即跟小姐姐们读古诗，他回忆说：“我顶记得他们念的吴伟业的《圆圆曲》，我连字都没有看见已经背下来了。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他们比我们先念，赶到我起头儿念到《长恨歌》的时候都已经听得半熟了。”朱光潜6岁开始在家读《书经》、《左传》。《诗经》没正式地读，但“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他们都是因为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接触西方文化时能够有条件将中西文化加以比较，在比较中迅速掌握了两种文化各自的特点，由此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师。对于这些大师来说学，所谓“学贯中西”，并非只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简单的相加，而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了解西方文化的过程反过来又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就是说，经过两种文化的相互比较，对两种文化各自的特点都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梁宗岱就讲孔子的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与古希腊赫拉克里特的名言加以比较，说道：“大家都知道，那相信宇宙流动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多士关于河流也有一句差不多同样的警辟的话：‘我们不能在同一的河入浴两次’。不过，他这话是要用河流底榜样来说明他底宇宙观的，是辩证的，间接的，所以无论怎样警辟，终归是散文;孔子底话却同时直接抓住了特殊现象和普遍原理底本体。是川流也是宇宙底不息的动，所以便觉得诗意葱茏了。‘川流’原是一个具体的现象，用它来形容它底特性的‘逝者’二字表出来，于是一切流逝的、动的事物都被包括在内，它底涵义便扩大了，普遍化了;‘永久’原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用‘不舍’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动词和‘昼’、‘夜’两个意象鲜明的名词衬托出来，那滔滔不息的景象便很亲切地活现在眼前了。”2这样一比较，双方的特点就都凸显出来了。

还应补充说，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的民族，更容易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如东欧洲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吸收欧洲现代文化方面就很迅速很有成就。他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保护并没有阻碍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此相反，非洲的一些国家，自己民族文化根底不够深厚，同样是面对西方文化，所能吸收的却很有限，自身的发展也比较缓慢。与美国著名文化学者亨廷顿曾将韩国与非洲的加纳加以比较，说道：“20世纪90年代初，我碰巧浏览了加纳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统计数据，惊讶地发现两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何其相似：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等。在经济构成方面，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比例彼此相近;绝大部分的出口是初级产品，韩国当时仅生产为数不多的若干工业制成品。它们接受的经济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相当于韩国的1/14。发展快慢相差如此悬殊，能作和解释呢？无疑，这当中有多重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文化应是一重要原因。”3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参考文献

[1]  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第94页，东方出版社，2006年

[2]  梁宗岱：“说‘逝者如斯夫’”，见《梁宗岱批评文集》，第117、118页，李振声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3]  塞缪尔 亨廷顿、劳伦斯 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第7页，新华出版社，2010年

作者簡介：唐晓敏，1952年5月，黑龙江省绥化市，汉族，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语文教育、古代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