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雅　黄钰澜

【内容摘要】随着智能算法技术在整个社会知识和社会组织领域的大规模嵌入，我们进入了数字化智能媒体时代，“公共领域”的概念也经历了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两个层面的变迁。本文通过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讨论数字公共领域相关研究的特征、现状与演变，结合算法语境下数字公共领域的发展与窄化的困境，探讨未来数字公共领域发展的前景。

【关键词】数字公共领域;算法;窄化

一、从公共领域到数字公共领域

随着智能算法技术在整个社会知识和社会组织领域的大规模嵌入，媒介呈现出多样性、规模性和融合性的特征，而传播主客体也日益呈现多元性、复杂性和异构性。进入数字化智能媒体时代，“公共领域”的概念也经历了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两个层面的变迁。最初的公共领域研究集中在传统政治学领域，将公共领域放置在曾经关注的比较开阔的视野中进行探讨;①随着公共领域范畴的演变，其适用范围扩展到不同领域中变得更为丰富和多元，并启发了哲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政治学等各专业在相关方面的探索，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更加多维和全面。然而，在算法语境下，数字公共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窄化”的困境，如在个体层面，用户被“标签化”“速食法”归类、个体“真实自我”的空间被压缩、私人空间边缘化;在群体层面，社交群体类型趋于单一化和区块化、公共领域中交流的主动权减弱等。本文将就个体身份认同、应对信任危机、自我呈现等问题，探讨数字公共领域的未来前景。

（一）时间与空间

数字公共领域具有一些特殊表征。首先，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变得无关紧要。②公共领域被理解为社会中的一个交流空间群，信息、意见、辩论在其中流通;而用户在网络中构成的结构系统本身就是这个庞大的交流集合的一部分。在算法时代，人们普遍认为，ICT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信息通讯技术）或者数字平台在网络时间中扮演着“定调”（pacing）③的角色。媒介技术和公共领域的关系问题，往往围绕着媒介是否能够促成一个拥有广泛参与、健康的公共领域的中心轴而展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复杂、多面的数字社会媒体技术，也是一种“加密”现象。④算法或者技术嵌入到网络空间之中往往带有某种先在的编写目的，以及渗透在其中的“知识、想法、技能、工具、方法学、习惯和价值观”。⑤

其次，从实体到“虚拟”的变迁。早期的公共领域更多是面对面交流的公共活动空间，如今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高度数字化，传统的公共领域空间范围出现了扩展延伸，人们不需要再聚在一起，只要通过电子媒介就可以进行交流，即公共领域从“实体环境”走向“虚拟空间”，数字公共领域成为研究公共领域传播学现象的新阵地。很多时候，以网络媒介为中介的公共领域活跃度更高，参与主体、传播速度、影响范围等都更为广泛深远。

（二）自我与他者

公共领域被数字时代所重构，形成一种具有区隔性的网络社群。对话者呈现匿名性与多元性，以寻找能够达成共识的志同道合者为对话目标。⑥然而，用户在某些议题上有时会减弱自身的个体性，而倾向于代表一个更大的群体身份，从而增加其在虚拟空间的支持度。自我与他者界限模糊，公私领域的融合与分化现象并存。

一方面是公共与私人的融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主体在社会公共领域中表现出了公私边界模糊的现状，处理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的空间共享、信息的易得使得主体对于划分公私领域的使命感和仪式感下降，从而导致公私领域进一步融合。私人公共性在当今社会存在多种表现形式。如以社会个体为分析对象，在非工作时间仍在远程办公等就是一种私人时空公共化最直接的体现;同时，私人公共性还体现在私人议题转为公共议题上，例如“奔驰女车主坐上引擎盖维权”一事，最初是一件普通的私人事务，由于具备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在公共领域中发酵，形成集体讨论和公共参与，最终上升为一个公共热点事件。

另一方面，社会领域和内心领域分化是个人网络传播行为在数字公共领域的新形态。由于网络公共空间的开放自由，部分网络推手对于一些公共议题舆论走向的蓄意操作，甚至将某些细节歪曲放大，导致网民在可接触到的舆论环境中看到了有悖于原有价值认知和标准的结果;这样有可能会削弱网络公众参与言论、发表意见的积极性，取而代之的是失望、怀疑和保守。于是公众从关注社会议题回归到关注个人身上，更加注重个人在社交平台上的形象构建，倾向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个人内心故事，形成了整个公共环境下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分化现象。由于社交平台具备公开属性，公众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个人故事，无疑又造成了私密的透明公开，使得内心领域被迫走向私人领域的边缘地带，走向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再次显现。

二、公共领域的研究演变：基于CiteSpace的分析

为进一步讨论数字公共领域相关研究的特征、现状与演变，笔者运用CiteSpace 软件對其展开分析。CiteSpace 软件是一种面向知识的搜索和浏览工具，可以方便研究人员将更多的精力用在理解和解释信息，辅助研究者判断某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并关注发展中的结构性变迁。⑦笔者在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搜索近10年主题为Public Sphere（公共领域）的研究文献，各学科共将近9000篇论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限定范围，选择Communication（传播学领域）类别和Article（期刊文章）文献类型，最终检索结果为1008条。根据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后，导出前500条文献进行可视化展示，就研究关键词、子领域、参考文献共被引等要素进行探讨。

（一）文献关键词与摘要聚类

由下图1左侧关键词聚类可以看出，以“#”开头的几个核心词汇是导出文献中的关键词聚类之后得出的研究分区，其中主要涉及“媒体、网络、参与、社会认同、公民权利、脸书、性别和参与式新闻”等。“#0”即“媒体”这一词，为聚类图上显示的最核心的关键词;以此可以分辨出各个研究分区的热度大小。主要的研究分区内容既有聚合度、也有一定的区分度，以下对此简要阐述。

从研究分区可以看出，围绕“公共领域”的关键词涉及传播环境、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传播形式等。“脸书”一词说明研究公共领域的相关文献将目光转移到了互联网公共领域，重视社交媒体在当今传播环境中发挥的公共探讨等作用，与上文分析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与演变相呼应。“性别、公民权利、社会认知”等关键词出现，说明公共领域的适用和讨论范围在不断扩大，研究内容涵盖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相关内容，反映了学科交叉的研究特征。同时，“参与式新闻”一词，也说明了传播形式的改变，受众不再是过去的被动单向接受，同时也能在网络公共领域表达自己的意见看法，成为传播过程的参与者。

图1右侧则是对导出文献的摘要内容进行聚类分析，其中8个关键词反映了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网络媒体、整体异质性、在线新闻、电子竞选、社会运动、参与式新闻”等。从摘要聚类视图中可以看出，主要的研究分区围绕着政治学相关内容展开。当然，这样的可视化结果也与西方学界的研究背景有所关联。

（二）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根据被引频次的降序排列顺序，导出前100条文献作为分析的依据。在CiteSpace上形成的时间序列可视化如下图2所示。可以看到，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是2005年Dahlgren P.在Political communication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Political communication是一本研究政治传播的学术期刊，在传播学科方面的文献被引频数较高，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2017）排序为8/84。Dahlgren P.的被引用文章名为The Internet， public sphere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即研究网络公共领域的政治传播，探讨关于公众政治参与的分散与审议、网络公共领域对于协商民主的影响等，同时重视个体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发挥的作用。⑧

对比国内来说，在CSSCI上发表的文献中，对于公共领域的关注范畴更多集中在综合维度上;在CNKI上搜索引用Dahlgren P.的相关文章，其中主题为“公共领域”的文章有27篇、“政治参与”14篇、“社交媒体”12篇。可以发现，相同文章在国内外共被引地位的高低反映了国内外研究不同的切入方向。综合作者与研究机构的相关分析，我们认为，在近10年传播学领域研究中，国外学者依旧重视政治参与上的公共领域，如意见领袖在公共政治议题上的代表性等，这与“公共领域”概念最初提出的内涵较为接近;而国内学者研究主题则更为多元。

三、窄化：数字公共领域面临的困境

数字公共领域已成为新型话语权的集中地，然而随着算法技术在互联网公共领域中的应用，用户逐渐增强的自主参与意识反倒让自己陷入了“被窄化的瓶颈”中。“窄化”（narrowing）被桑斯坦形容为“人们和自己喜欢的人（意见一致的人）在一个摆脱时空限制和规则的地方（网络场域）聚会”⑨，以自我的意见与看法为中心形成“我的日报”，甚至出现信息和信念的回音壁现象。用户在网络上的各类门户网站、社交平台上的行为踪迹都被记录到了私人数据库中;点击浏览的文章类别、停留时间长短、点赞相关文章以及评论收藏等相关信息都会被算法所获取，被设定为用户的“偏好”;算法将用户经常或者偶尔的行为“标签化”，不仅为用户“归类”，也会“精准定制”向用户投放的信息。之后该用户便不断接触到与之前相关、相类似的新闻消息，仿佛置身于一个“密室”当中，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定制化的“公共领域”，即“伪公共领域”。

（一）算法压缩用户的“真实自我”空间，个人行为方式“奴役化”

由于算法的机械数据追踪、分析和反馈，导致用户在经营“虚拟自我”时拥有满足感，产生自我麻醉效果，误以为是真自我;而留给真实自我的空间有所压缩，对自我缺乏正确合理的认知。正如《群体性孤独》中所提到的，由于网络公共空间的虚拟性，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期待来构建虚拟社群中的“自我”。一方面，用户在使用网络过程中，难免暴露出真实的自我习惯;另一方面，用户又在刻意地塑造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理想自我”形象⑩，由此出现了虚拟与现实的交叉。

此外，算法环境下的数字公共领域，则让虚拟的私人空间更加边缘化。几乎大部分关于个人隐私偏好的操作都被技术统治，被算法所知晓，私人信息也成为某种公共资源，公私界限模糊。算法不仅侵占用户私人空间，也实施“反向侵占”。在个体处理公共事务期间，随时的私人点赞、转发通知、定制化推送新闻弹出等容易分散其注意力、瓦解单纯的网络办公环境。基于行为惯性的驱使，个体往往选择即刻处理新消息，拖延办公。长此以往，优先处理私人新消息的行为趋于无意识和常规化，算法持续地挤压处理公共事务的空间，导致用户行为方式的“奴役化”逐渐成为常态。

（二）社交群体类型趋于单一化与区块化

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使用偏好以及兴趣社区等被算法所记录，在之后的使用中，用户接触到的网络公共领域已经被算法过滤掉那些兴趣较低、相关性较小的信息和社群，取而代之的是为其推荐有相同爱好、兴趣的用戶甚至意见领袖，这就使得用户在原有兴趣领域中的黏性更强，更加固化已有认知，沉浸在社群“茧房”中;算法的“黑箱”在一定程度上隔断了用户跨社群交往的可能性，在其网络社群圈子中呈现出了高度的单一性和同质化，丧失了网络空间能具备的多元社群接触的机会。同时，网络空间小型群体愈发紧密，处于小群中的用户不断经历着认知强化、情感渲染、态度麻木以及行为机械的过程;而中小型群体的“强势抱团”、分层加重则导致大型群体愈发松散。

因此，算法技术的引入，一方面，看似是网络社交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是阻碍了多元纵向的社群拓展交流，某种程度上不利于网络公共领域开放、包容氛围的形成和发展。表面上看，算法语境下的数字公共领域能够帮助用户与相同兴趣的他人实现跨时空、年龄等的集结，促进用户间的信息共享和兴趣交流;但从实质上看，长此以往，社群间的区块化和隔离性将愈加凸显，处在社群中的用户长期接触单一类型的信息，例如“饭圈”文化中的追星粉丝，身边围绕着的都是与自己一样的追星族，分享的消息都是围绕一个小范围话题展开。而这种所谓“兴趣社群”的发展趋势中，“圈子”（circus）逐渐替代了“论坛”（forum）的角色，我们有必要对其谨慎看待。

（三）公共领域中交流主动权减弱，影响个体主动掌控水平

McMillan根据对话沟通的方向以及信息接收者对谈话的控制水平等因素，将虚拟社区中的社群分为四类，即独白型、反馈型、双向交谈型与对等交流型。社群交互四部分模型也适用于数字公共领域之中。基于互联网空间的社群交流，用户的社交主动权一部分交给了算法，即对算法的赋权;由于这种对算法的赋权，导致独白型社群功能加强，用户在对话中的主动权减弱，降低用户在社群中对信息和舆论环境的控制水平。居于社群“茧房”中的用户，长期沉浸其中，会不断加强自我认知，但同时自说自话、对空言说的状态也减弱了交往理性，容易制造群体极化现象。同时，算法将带有明确舆论倾向的文章推送给用户，对用户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行“属性议程设置”，导致用户的看法一定程度上被影响。

算法的社会本质是一种权力。在算法权力的支配下，用户在社群交互中趋于被动话语权弱化;而用户虚高的自我效能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对于外界不同观点的包容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社会信息的流通性，因此对社群舆论的主动把控能力亦有所降低。这就使得数字公共领域回到了公共“展示”阶段，而并非意见讨论和辩论的场所。

四、算法语境下数字公共领域的未来前景

（一）算法实现资源聚合，提高社群聚合度，促进身份认同

算法建构下的网络公共领域产生了社群单一化、区块化的现象，但也因为算法的精准和大数据，让网络上的各类社群朝着具有显著特征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研究表明，社群中以社交为导向的社会联系较强，以内容为导向的则较弱。而算法不仅促进以社交为导向的社会联系，更在以内容方面集结成的社群关系上发挥作用。正如上文所提到，寻找相同信息的用户能够在算法推荐下相遇，而他们之间的交流不仅能满足信息上的需求，更能实现情感、个人价值方面的共鸣，感受到群体归属感，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身份认同;同时交流深度也从原先的兴趣内容扩展延伸至其他领域，发展成以社交为导向的社会关系，进而黏合社群间的人际交往，提高社群聚合程度。因此，理想状态下算法能加强公共领域中的弱社会联系，强化强关系;能为具有相同兴趣需求的用户提供丰富的交友资源和进群空间，极大方便了用户对资源的聚合共享;同时，算法会为用户推荐兴趣领域的其他用户，吸纳同类群体，扩展同质圈，方便资源交流等。

（二）算法语境下的公共领域产生“信任危机”风险加大

智媒时代下的网络公共领域中呈现出了明显的“去中心化”的特性，冲击了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但受众由于自身所处社群、网络选择性接触行为等因素的局限，依旧处在一个复杂的拟态环境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受众接触到的信息面较窄，在这之上形成的观点往往不够客观准确，带着某种偏见、甚至情绪;而在外界有不同声音进入，并冲击原有信息流时，用户容易陷入真假难辨的困境，其立场很容易受到群体中大多数的影响，难以保持自我的理性判断，“沉默的螺旋”触发意见极化现象的产生;有时甚至会特别强化固有错误观点，形成“逆火效应”。而网络谣言一般通过上述机制得以传播。由于信息的海量性和“信息茧房”中的“一边倒”观点，导致用户常常对谣言信以为真;而后真相时代，受众对所处“信息茧房”产生怀疑，继而放大了公共领域信息环境的风险性，可能会产生信任危机。

（三）数字公共领域是网络中的“自我”公共领域

有学者认为，按照罗兰·巴特对于私人领域的定义，“某种时间或空间，在其中我不是影像，也不是对象”，今天的我们已不再拥有任何的私人领域。由于公私领域的融合，在算法语境下的网络环境，不再拥有真正的“隐私”，而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分离进一步导致现实生活中的“真自我”与网络公共领域渐行渐远。用户更倾向于在公共领域中的各项行为中，呈现出他人希望看到的“镜中我”，在虚拟空间中打造近乎完美的理想形象。

然而，在数字公共领域中，用户对于自我、社会的需求和期待是不变的，都渴望表达真实的自我情感，实现自我价值等。随着技术文明的进步，网络公共环境也是与时俱进的，应该更强调包容和理解，对于用户的特质也应该强调多元和真实;在未来的数字公共领域中，算法不是让用户加深对“真正自我”的桎梏和束缚，而是真正帮助用户更自然地享受技术带来的进步，如此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数字公共领域环境。

注释：

①〔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 页。

②Yus， F. （2011）. Cyberpragmatics： Internet-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③Pond， P. & Lewis， J. （2019）. Riots and Twitter： Connective politics， social media and framing discourses in the digital public sphe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2）， 213-231.

④Heidegger， M. （1954/2013）.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NY： Harper Perennial.

⑤Rieder， B. （2012）. What is in PageRank？ A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investigation of a recursive status index. Computational Culture： A Journal of Software Studies， 2， 1–10.

⑥马聪敏：《从行为实践到空间实践：论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公共领域属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4期。

⑦Pan et al. （2017）. How is CiteSpace used and cited in the literature？ An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core journals. ISSI 2017. Wuhan， China.

⑧Dahlgren， P. （2005）. The internet， public sphere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2（2）， 147-162.

⑨〔美〕凱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⑩〔美〕雪梨·特克尔：《群体性孤独》，周逵、刘菁荆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1-362页。

McMillan， S. J. （2002）. A four-part model of cyber-interactivity： some cyber-places are more interactive than others. New Media & Society， 4（2）， 271-291.

贾瑞：《新媒体时代“信息茧房”现象的思考》，《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7期。

〔德〕韩炳哲：《在群中》，程巍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5页。

郭莉、张悦、周冬梅、鲁若愚：《虚拟社区中的社群交互：研究综述》，《技术经济》2014年第12期。

（作者杨雅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黄钰澜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

【特约编辑：纪海虹;责任编辑：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