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循波

[摘要]近30年来，史学界对清代官修《明史》纂修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本文试通过对清代官修《明史》编纂过程，纂修官编修活动及其史学思想、纂修贡献，官修《明史》不同编纂时期稿本考证等方面研究成果予以总结，以期有助于对清代官修《明史》纂修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清代;官修《明史》;纂修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清代官修《明史》始于顺治二年（1645），到乾隆四年（1739）殿本《明史》刊印，先后经历四朝，阅时近百年。此间明史馆总裁、监修多次易人，纂修人员进出频繁，加上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都为《明史》编纂留下很多可以研究的空间。近30年来，受益于一些馆藏“明史稿”的重新整理和利用，以及相关领域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官修《明史》编纂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尤其在国家“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启动后，《明史》编纂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本文兹就近30年来对清代官修《明史》编纂研究的状况作一简单梳理，以期有益于对这一问题的继续研究。

一、清代宫修《明史》编纂过程研究

清代官修《明史》编纂过程一波三折，留下很多尚待澄清的问题。近代学者李晋华、陈守实、黄云眉等都是较早对其纂修整体过程作过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多有创见，为后人的继续研究打下较好基础。20世纪90年代，乔治忠又对清朝官修《明史》的纂修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他分析了《明史》纂修的四个阶段及其特点，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姜胜利对清人的“明史观”及《明史》史料学认识等方面问题亦作过系统阐述。另外，他还从对史料采择原则、考察史料的方法论、史料考察的内容和成果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清代学者非常重视明史研究和明史著作编纂的史料问题。E3363

但是，学界对官修《明史》编纂过程研究的成果，更多集中于编纂过程中某一具体问题或具体内容纂修的研究。

（一）关于顺治朝官修《明史》编纂研究

清以新朝修胜国史，始于顺治二年（1645），但由于当时“大局多事”，加之“人才缺乏”“史料不备”“任非其人”等原因，此次修史成效甚微。而关于顺治朝《明史》纂修情况，不同学者各有见解。对有些学者提出顺治朝曾修成编年体《明史》的说法，乔治忠提出了不同见解，认为这一结论值得商榷。而朱端强则对影响顺治朝修纂的主要政治原因作了更進一步剖析。武玉梅对这一时期《明史》编纂的时间、成果进行了考证，认为傅维鳞《明书》及查继佐《罪惟录》的问世即受其影响。

（二）关于官修《明史》某一部分或特定内容编纂过程的研究

对官修《明史》某一部分或特定内容编纂过程的研究，目前成果较多。郭培贵就对《明史·选举志》编纂的三个阶段进行系统梳理，对其内容进行了逐节、逐条考证。另外，他在《<明史·选举志>编纂考述》一文中对《明史·选举志》编纂的三个阶段史稿的纂修特点作了深入分析，并充分肯定王鸿绪在《明史·选举志》成稿过程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关于列传撰修。官修《明史》纂修，列传部分用力最多，遗存下来的史稿也最多。因此，列传纂修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史》纂修的基本特点及呈现的问题。这一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如馆臣门户私见及清朝尊崇程朱理学的官方主流思想对《明史》编纂就有较大影响，段润秀在这一方面有论述。高峰考证了官修《明史》未能为明朝后期重要边臣张国彦立传的主要原因。而郭朝辉则认为《<明史·西域传>》编纂经过四个阶段，各阶段稿本之间有因袭，亦有差异，其特点和价值亦各有不同。

关于志部的纂修。《明史·艺文志》：薛新力认为尤侗、黄虞稷、倪灿都对《明史·艺文志》的形成作出贡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成书晚于其编纂的《艺文志》。张云认为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和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明史·艺文志》是两部前后相承的史稿。《五行志》：学界对《五行志》也有一些新的认识。鞠明库就《明史·五行志》编纂先后经历的三个阶段史稿的具体特点进行了论证。《历志》：褚龙飞通过对绍兴图书馆所藏黄百家《明史·历志》八卷本的探讨，分析了黄百家本与其他各本之间的关联和差异，肯定了黄百家在纂修《明史·历志》方面的贡献。

关于表部的纂修。胡丹认为《明史·宰辅年表》以《明史稿·宰辅年表》为底本并参据《明实录》编写而成，编纂过程的特点则体现《明史》修纂取向的新变化。

（三）关于政治因素对官修（《明史》编纂影响的研究

当时的政治因素对《明史》纂修影响巨大。如李传印、陈得媛就认为，康熙帝对《明史》编修的指导对《明史》最终刊印具有推动作用。周学熙认为乾隆帝的正统观念及其所衍生出的对明代史事的评判对官修《明史》编纂有很大影响。吴航认为清朝将《明史》编纂相关内容纳入科举策问的行为对《明史》编纂在人员及建议征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潘志和认为“明史馆”监修、总裁频换不是导致康熙朝《明史》编修不能完成的原因。苏循波认为清朝几次急于纂修《明史》，其主要目的并非主要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是主要为建构政权合法性，稳定统治。孙卫国认为，史源影响和清朝建构自身正统性的政治需要是决定清代官修《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历史书写的主要原困。

潘志和对康熙时期《明史》未能成书的原因作了探讨。他认为当时监修、总裁官回避责任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未能成书的原因之一。另外，他还认为，康熙的政治史学观是康熙43年（1704）《明史》未能成书的主要原因。

（四）关于官修（《明史》编纂特点、体例、书法的研究

对于《明史》的编纂特点、体例、书法等方面的问题，一些学者也作了研究。王记录认为顾炎武、黄宗羲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的史学主张对《明史》编纂有相当影响。段润秀则认为监修、总裁和纂修人员注意将史学批评和修史实践结合起来，这一编纂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殿本《明史》的质量。

对于《明史》一些具体内容书写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吴海兰对《明史》纂修最终未立《理学传》的原因作了探讨。刘海波从史馆运作、史料采择、史书体例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史通》对《明史》编纂的影响。吴航探讨了清代官修《明史》对“南明”这个政治符号的处理问题。

（五）关于清初私家修史与官修（《明史》关系的研究

关于清初私家修史与官修《明史》关系，姜胜利有深入研究，认为明遗民学者对官修《明史》的纂修质量等方面都有较大贡献。屈宁、王曼对此问题亦有研究，他们认为清初《明史》纂修领域，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在修史思想上有冲突与碰撞，但总体上相互促进，在编撰体例和内容上有互补之处。

二、纂修官编修活动及其史学思想、纂修贡献研究

清代官修《明史》纂修前后阅时达九十余年，秉笔属稿者见于记载者约计百有余人。因此对《明史》预修人员的纂修活动、史学思想、纂修贡献进行研究，也是了解《明史》编纂状况的重要途径。段润秀《官修<明史>的幕后功臣》，是一部对官修《明史》编纂人员群体进行研究的专著，该书以清朝官修《明史》的纂修官为视角，系统地考察了诸纂修官对《明史》纂修提出的建议、主张，考察了朱彝尊等二十五位重要纂修官之分撰稿对殿本《明史》成书的贡献。

相关内容的其他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以纂修人员个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纂修活动、编修贡献及史学思想的探讨，从某个侧面或方面阐释《明史》编纂的特点。

（一）万斯同，为遗民学者，对《明史》纂修贡献巨大。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一书，不仅全面梳理了《明史》修纂的过程，同时也对万斯同的纂修活动、修史思想及其他修纂人员修史思想作了系统的考证。黄爱平则从万斯同与《明史》纂修关系的角度肯定了其对《明史》纂修的贡献。

关于万斯同史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朱端强对万斯同的明史观、史学编纂思想都提出自己的见解。王记录探讨了万斯同的史学见解对《明史》纂修的影响。虞浩旭认为万斯同“心思故国，不仕异族”的气节对《明史》编纂有一定影响。

（二）王鸿绪，曾任《明史》总裁官，对殿本《明史》的成书具有重要贡献。黄爱平针对王鸿绪与《明史》纂修的问题作了简要叙述和考证;另外，她还对王鸿绪《明史》编纂的积极作用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雍正元年（1723），清朝以王鸿绪《明史稿》为底本，继续纂修《明史》。潘志和对王鸿绪《明史稿》之所以成为新朝修史底本的具体原因作过探讨。

（三）汤斌，康熙十八年（1679）以博学鸿儒预修《明史》，承担太祖本纪、太祖至宪宗七朝后妃傳、英宗至孝宗四朝列传及天文、历法、五行志的纂修任务。二十一年（1682），升任《明史》总裁。王兴亚对汤斌《潜庵先生拟明史稿》具体内容作了分析，肯定汤斌对《明史》编纂的贡献。孙香兰梳理了汤斌《明史》纂修过程，从不同角度肯定对汤斌《明史》编纂的贡献。

（四）徐元文，康熙十八年清朝开馆纂修《明史》，以其为《明史》监修总裁官，对康熙前期《明史》纂修作出很大贡献。王嘉川对这一问题有研究。

（五）汪琬，康熙十八年年（1679）以博学鸿儒纂修《明史》，在馆仅六十天。李圣华对汪琬的明史观与史学思想及其《拟明史列传》的史学价值有研究。

（六）姜宸英，康熙十九年（1680）以徐元文荐举参与《明史》纂修，主要分纂《刑法志》及部分传记。朱端强、段润秀对姜宸英的纂修贡献有研究。

（七）毛奇龄，康熙十八年充《明史》纂修官，主要分纂弘治和正德两朝纪、传。其主要学术对《明史》编纂有所促进。段润秀对此问题作过研究。

（八）潘耒，康熙十八年以博学鸿儒纂修《明史》，对《明史》纂修多有建议。吴航对潘耒之建议对《明史》修纂的意义有研究。

（九）熊赐履，康熙三十三年（1694）为《明史》监修，三十六年为监修总裁，负责《明史》纂修，多有贡献。王宣标对其预修《明史》有研究。

（十）杨椿，雍正六年（1728）为《明史》主纂，分纂永乐至正德九朝列传，在明史学方面有很多贡献。对于杨椿《明史》纂修情况，侯德仁有研究。

（十一）汪由敦，雍正元年（1723）被荐举纂修《明史》，对《明史》后期纂修作出很大贡献。此问题，张秀玉、钟姝娟有研究。

（十二）黄宗羲，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浙东史学大师，对当时《明史》纂修多有襄助。赵连稳对这个问题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十三）陆奎勋，于雍正元年参修《明史》，撰成《明史拟传》五卷，是《明史》编纂后期的主要预修人员，对《明史》修纂功不可没。段润秀。对其纂修活动有研究。

三、官修《明史》不同编纂时期稿本考证与研究

官修《明史》编纂历时较长，故在编纂过程中形成多个不同的稿本。因此，对不同纂修阶段“明史稿”稿本的考证和研究一直是《明史》编纂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对官修《明史》主要稿本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有：黄爱平对官修《明史》不同编纂时期的主要稿本作了进一步系统考订和梳理，对于了解《明史》成书过程及编纂状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对官修《明史》稿本研究，成果较多的则是对《明史》编纂过程中某一具体稿本的考证和研究。

（一）黄虞稷、尤侗拟稿考证与研究

1.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黄虞稷，曾任《明史》纂修官，分撰《明史》的“艺文志”和“列传”部分。由于《明史·艺文志稿》抄本较多，而这些抄本间及与《千顷堂书目》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了解《明史·艺文志稿》纂修的重要途径。王宣标对此问题多有研究，他认为陆奎勋二册本和朱奂藏本均出自黄虞稷原稿，而全祖全望五册或与熊赐履进呈本《明史·艺文志稿》有关。张云通过对比，断定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明史·艺文志》抄本实为失传的黄虞稷史馆上呈稿。另外，她还认为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写本《明史·艺文志》残本八册即黄虞稷的史馆进呈稿。刘净净从黄氏父子的治学和交游情及收书及藏书情况，探讨了千顷堂藏书与《千顷堂书目》的关系。此外她还认为《千顷堂书目》系黄虞稷进入史馆之前所作，为《明史艺文志稿》之底本。

2.尤侗《志稿》。王宣标对尤侗与《艺文志》的关系有关注，他认为尤侗编纂的《艺文志》五卷是康熙十八年以来的首部《明史·艺文志》稿本，对殿本《明史·艺文志》的形成有较大影响。

（二）万斯同“明史稿”考证与研究

1.天一阁《明史稿》考证与研究

天一阁所藏“明史稿”12册，其中6册为万斯同独撰，其他6册或为他人所撰，或为万斯同所撰经过誊录的抄本，但都有万斯同增损的笔迹，大体反映了《明史》初纂时期稿本的基本情况。目前，学界对天一阁《明史稿》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天一阁《明史稿》的整体性认识有：方祖猷确认了天一阁藏《明史稿》为万斯同的手稿和修改稿;此外，他还认为，万斯同自己所撰列传和增损其他纂修官之稿、“徐稿”、万斯同在专修列传时所撰万稿、王稿、张稿是前后因袭的关系。谷敏则认为，天一阁万斯同“明史稿”系万斯同416卷本《明史》之底本。黄爱平认为，天一阁本《明史稿》与313卷《明史纪传》、416卷《明史》构成一个前后因袭、彼此衔接、相对完整的万斯同修改稿系列。万明、解扬认为，天一阁《明史稿》具有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其独特文献价值为他卷本《明史》所不具备。

对天一阁《明史稿》某一人物传记纂修的认识：廉敏认为诸卷本《郝杰传》的排序大略为：《实录》本、天一阁藏本、313卷本、416卷本、162卷本、185卷本、殿本。陈时龙认为，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是《明史》纂修过程中留存下来最早的一篇罗汝芳的传文，系康熙三十年之前徐元文、万斯同所核定的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之蓝本，而后再演变成徐氏《明史列传》、王鸿绪《明史稿》及《明史》诸本之《罗汝芳传》。张兆裕认为，天一阁藏稿《赵佑传》的内容主要来自《明实录》;416卷本《明史》与天一阁藏稿的关系最近。张金奎则认为，天一阁藏稿本《明史稿》是国家图书馆藏万斯同416卷本《明史稿》的草稿。

2.复旦本《明史列传稿》研究

复旦本《明史列传稿》，由于资源尚未开放等原因，目前关注者不多。南炳文从复旦本徐乾学《明史列传稿》所保存的一个校对题签中“迈注”二字的考证人手，探索了该书之早期形态。但因资料有限，文章作抛砖引玉之意，以引起人们对此史稿的关注。

（三）徐乾学（《明史列传》考证与研究

李伟敏对徐乾学《明史列传》有较深研究。他认为《明史列传》并非徐乾学所撰。抄本《明史列传》系后人将万斯同的《明史》和王鸿绪的《明史稿》两书的诸臣传中各抄录一部分组合后，另题名《明史列传》而成。

南炳文、魏淑赟对徐氏《明史》序言作者韩方卓作了深人考证，认为韩方卓实乃为徐乾学《明史》写序的清初苏州人沈朝初之号。另外，他对徐乾学《明史列传》和其他不同纂修阶段传稿的关系还作了考证，认为徐乾学《明史列传》为王鸿绪、张廷玉等所繼承，形成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208卷、抄本《明史列传稿》162卷、《明史稿》310卷及《明史》332卷等简练本系统《明史》拟稿及《明史》定本。

（四）416卷本（（明史》考证和研究

本文此处之416卷本《明史》为《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本，长期以来被认为万斯同所撰。近年来，学者乔治忠、朱端强等都提出新看法，认为其可能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熊赐履进呈稿。而对此问题有深入研究的是学者王宣标，他认为416卷本《明史》即康熙四十一年熊赐履进呈本，系康熙十八年（1679）清朝开馆修史以来首部卷帙完整的修订本。秦丽则认为，416卷本《明史》为撮钞熊赐履进呈本《明史》而成，为雍正初年明史馆校正之用。

此外，展龙、钱茂伟。等学者对416卷本《明史》稿本之价值也作过一些研究。

（五）殿本（（明史》考证与研究

近年来，对殿本《明史》的考证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主要体现为对殿本《明史》稿本书写的订缪纠误，涉及殿本《明史》的本纪、列传、志、表等各部。如：郭培贵考证出《明史·礼志》记时讹误15处。庞乃明考证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地理志>》有关河南部分的讹误40余处。

对殿本《明史》稿本的纠谬订误，就是从其史料价值的角度探讨官修《明史》编纂的某些特点，也是《明史》编纂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这类研究成果数量较大，本文此处不再例举。

（六）乾隆四十二年补纂本（《明史本纪》及四库本《明史》研究

乾隆四十二年，为宣扬纲常伦理，清朝再次纂修《明史》本纪部分，此即乾隆四十二年补纂本《明史本纪》。由于此书使用者较少，所以少有关注。苏循波对其作过考证，认为是书主要对纂殿本《明史》本纪部分增补了一些与强化纲常伦理有关的内容，对《明史》本纪的史料价值补益不大。

乾隆后期，清朝重新修订殿本《明史》，经“钦定”后收入《四库全书》，此即四库本《明史》的由来。对此版本《明史》的主要研究者有乔治忠、杨艳秋，他们认为《四库全书》本《明史》是朝官方纂修《明史》的最终成果，总体学术水平优于定本。

四、结语

通过梳理可知，近30年来，清代官修《明史》编纂在纂修过程、预修人员及具体稿本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厘清了《明史》编纂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某些疑问，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一，在主要编纂人物研究上，获得很大进展，具体体现为：对一些主要预修人员的贡献评价更加公正;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在馆预修人员，对一些馆外相关人员也有较多关注和研究。

第二，稿本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从过去对主要几个稿本的研究扩大为对更多预修人员、不同纂修时间的稿本的研究，而且研究还在不断深入。

第三，对殿本《明史》史料价值的研究获得很大的进展，主要体现为对殿本《明史》稿本的纠谬正误。

当然，从近30年来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仍存在较多不足，这也是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第一，一些主要稿本与其纂修者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实。如416卷本《明史》、徐乾学《明史列传》等，虽然学界对这些稿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但仍有争议，需进一步厘清。

第二，对一些主要稿本的研究仍然不足。如416卷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复旦本《明史列专稿》、313卷本《明史纪传》、下学堂《明史本纪》等，都是清代官修《明史》编纂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稿本，尚需深入研究。

第三，主要稿本的前后承接关系仍需要进一步厘清。官修《明史》编纂每个一阶段的稿本，并非本纪、列传、志、表整体推进，同步进行。这是在考证史稿的前后承接关系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第四，编纂人物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虽然目前编纂研究涵盖了多数主要预修人员，但对每个人的研究都较薄弱。另外，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视野，将更多相关人员纳入研究范围。

总之，清代官修《明史》编纂研究，要充分借鉴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重视稿本的研究与相关史料的结合、整体研究和个体研究的结合，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展现官修《明史》的真实面貌和内在价值。